了得網經濟_中國經濟熱點問題研究——同濟大學應用經濟學科學術論文集

編輯推薦

經濟類教師，以及本科、碩、博研究生，研究生導師

內容簡介

為了紀念並進一步促進同濟大學應用經濟學科的學術發展，《中國經濟熱點問題研究——同濟大學應用經濟學科學術論文集》收錄了*近幾年同濟大學應用經濟學科代表性學術論文。所收錄的論文均發表於國內**學術期刊，如《經濟研究》《管理世界》等。論文作者們具有良好的學歷背景。論文選題涵蓋金融、國際貿易、區域經濟、產業經濟等領域熱點問題，具有理論與現實意義。論文創新點明確，研究方法科學，引證資料翔實，論證深入透徹，寫作規範，語言表達準確，體現出作者們扎實的經濟學理論基礎與寫作功底。

作者簡介

目錄
1 公司治理與員工福利：來自中國非上市企業的證據鐘寧樺
20 農村工業化還能走多遠？鐘寧樺
35 銀行部門的市場化、信貸配置與工業重構簡澤干春暉餘典範
58 進口自由化、競爭與本土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基於中國加入WTO的一個自然實驗簡澤張濤伏玉林
85 農村減貧：應該更關注教育還是健康？——基於收入增長和差距縮小雙重視角的實證程名望 Jin Yanhong 蓋慶恩史清華
105 銀行債權治理、管理者偏好與國有企業的績效簡澤
120 貨幣政策的預期衝擊與產業經濟轉型效應分析——基於跨產業DSGE模型的視角張偉鄭婕黃炎龍
142 基於人力資本分布方差的中國國民經濟生產函數研究馮曉楊茜
176 勞動無限供給下中國的經濟波動黎德福唐雪梅
197 中國出口貿易聯繫是否穩定？李永金珂孟祥月
213 非等間距產業上遊度及貿易上遊度測算方法的設計及應用周華李飛飛趙軒李品芳
231 貨幣性外彙儲備資產的多層次優化配置羅素梅陳偉忠周光友
250 技術創新、知識溢出與地區市場潛能林善浪張作雄
261 優化非農建設用地空間配置——基於地方政府自發改革試驗的機制重構林善浪郭建鋒陶小馬施建剛
278 房地產交易中隱名購房的風險管理與防範瀋暉謝逸
287 存款保險制度對商業銀行道德風險影響的實證研究王曉博劉偉辛飛飛
307 宏觀經濟環境下我國銀行貸款和房價動態影響關繫：基於SVAR模型的實證分析葉欣王婕

前言

媒體評論

在線試讀

公司治理與員工福利：來自中國非上市企業的證據*①
鐘寧樺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上海 200092）
摘要：基於全國12個城市1268家企業的調查數據，本文考察公司治理結構對員工福利和企業績效的影響。根據企業在16個約束經理人行為的治理結構上的表現，文章構建一個公司治理指數。員工福利是以小時工資、養老保險覆蓋率和其他一繫列的指標來度量的。基準回歸顯示，治理結構好的企業不僅利潤率高、而且提供給了員工更好的福利。進一步的回歸分析顯示：為了追求個人短期內的利益，經理人會削減各類員工的福利以及培訓支出，這損害了企業的利潤率；而好的公司治理能夠約束經理人，調整他們在員工福利上的決策，使其符合股東的利益。
關鍵詞：公司治理；員工福利；企業績效
一、引言
公司治理結構源自現代企業經營權與所有權普遍分離的特征。企業的所有者（股東）並非企業的經營者（管理層），進而就有了如何監管、激勵經營者的問題。公司治理結構就是試圖使經理人的各項決策符合股東利益的制度安排①。公司治理大致可以分為內部治理結構與外部治理結構。內部治理包括董事會、經理人薪酬、財務信息披露、內部風險控制等；而外部治理主要包括來自資本市場的監管，更為廣義的，還包括來自產品市場和經理人勞動力市場的約束。由於公司治理直接事關企業的外部融資、資本回報和財務管理，因此它是公司金融領域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②
在本文中，作者想考察的一個問題是，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是否會影響或者保護員工的利益？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基於一個觀察，即員工所做的投資可能與股東所做的投資面臨同樣類型的風險。員工在工作中投入了體力、智力等人力資本；此外，他們還做了其他一些與工作相關的安排，如居住安排、配偶的工作、子女的入學，以及構建各類社會人際網絡等。在做了這些投資之後，他們不能完全控制投資的回報，如同投入了物質資本，卻不能控制投資回報的股東一樣。
公司治理結構要解決的正是這類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的問題。不過，公司治理首要保護的是股東的利益，即物質資本的所有者，而非人力資本的所有者。然而，在股東利益**化原則的驅使下，公司治理仍然有可能會影響員工的福利—如果經理人對待員工的態度與股東的態度不同，公司治理結構就可能約束經理人的自主權（discretion），並調整他們在員工福利發放上的決策。
經理人和股東在如何對待員工上可能有著不同的態度。西方公司金融的文獻中普遍地發現，經理人追逐自己任期內（短期）的私人利益，而非將企業長期利潤**化的目標至於首位（Jensen and Meckling，1976）。舉例來說，經理人普遍有著一種“建造帝國”的傾向（empire building，也可稱為“做大企業”）。即他們會努力使自己的企業更“大” —更大的規模、更高的銷售額、更大的市場份額等。如此，經理人就能掌控更多的資源，或者在市場上有著更高的威望和更大的影響力。出於這樣的願望，經理人可能會將更多的資金配置到物質資本上，或者是投入意在擴大市場份額的營銷和廣告上。而同時，他們很可能會削減在員工福利上的投入，包括工資、各類福利、培訓支出等。
與經理人的態度不同，股東會更多地關注企業的長期利潤率，並可能更願意在員工福利上加大投入。這是因為比較好的福利會激勵員工更加努力地工作以保全這份工作，同時也有助於吸引來高素質的員工。此外，高福利還會激勵員工做更多的“僅與本企業相關的投資”（firm-specific investments）。例如，學習並改進本企業獨特的技術、發展企業內部的人際關繫等，這些都有助於在長期中提高企業的生產力。出於這樣的一些考慮，股東可能希望將員工的工資提高到“效率工資”的水平，或者至少會試圖防止經理人為了私人的利益而過度削減員工的福利。
如果以上所陳述的情況確實在現實中發生著，那麼作者應該能夠觀察到公司治理結構會同時對員工的工資和企業的利潤率都產生顯著的影響。基於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IFC）2006年在中國12個城市1 268家企業中所作的調研數據，本文考察了治理結構對員工福利和企業績效的影響。該數據中包含了非常豐富的有關企業內部治理結構以及員工福利的信息。在這些企業中，除了56家以外，其餘的都是非上市企業。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制度背景中有幾個獨有的特征，它們非常有利於考察內部治理結構是如何影響經理人在員工福利上的決策的。
首先，在中國，缺乏一個非常完善的企業所有權的交易市場，諸如惡意收購、代理權之爭等爭奪企業控制權的事件很少發生。因此，一些發達國家中存在的可能同時影響企業治理和員工福利的機制在中國並不存在。例如，Pagano和Volpin（2005a）發展了一個模型，其中，企業的經理人在面對外部惡意收購的威脅時會發給員工很高的工資，以獲得他們的支持來一同抵制外部收購。與此同時，在面臨外部收購的威脅時，股東和經理人還可能調整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所以，外部收購威脅會帶來復雜的治理結構與員工福利的變化。不過，在本文中並不需要考慮這個因素。另外一個可能同時影響企業治理結構與員工福利的因素來自機構投資者。諸如公募基金等機構投資者當看到企業的季報不如預期時，就可能會大幅度減倉，導致企業的股價大跌。而經理人通常是希望股價穩定或者上升的，所以他們在預期到機構投資者的行為之後，可能會削減員工的工資以提高企業的賬面利潤。在本文中，由於樣本企業大都為非上市公司，所以不用考慮來自機構投資者的壓力。簡而言之，樣本企業所處的外部環境相對簡單，這有利於辨析出內部治理對員工福利的影響。其次，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一個特征是對勞動力的保護非常弱，勞工保護的標準也很低。在這樣的環境下，經理人更有可能侵犯員工的利益；也因此，考察內部治理結構是否能夠保護員工利益，以一定程度地抵補外部管制以及內部工會力量上的不足顯得很有意義。
關於公司治理，理論文獻中有一個著名的問題，就此問題雙方辯論了大半個世紀。那就是治理結構應該代表誰的利益？是否應該僅僅代表股東（shareholders）的利益，還是應該同時顧及其他的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s），如員工、供應商、顧客等？自從Berle（1931）、Dodd（1932）等開啟了兩權分離下的公司治理的討論，大量的研究參與到了這個股東與利益相關者的辯論中（shareholders vs. stakeholders）①。時至今日，這個問題仍然是公司金融領域討論的焦點問題之一。例如，Tirole 教授2001年在Econometrica上發表了一篇很有影響力的文章，在文中他提出了“利益相關者群體”（the stakeholder society）的概念（Tirole，2001）。他論述到，因為經理層做出的有關企業利益**化的決策會給其他的利益相關者帶來外部性，所以公司治理結構應該是“使得經理層能夠將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內部化（internalize）的機制”，尤其應該顧及員工的利益，因為“他們不僅投入了人力資本，還做出了其他的一些相關的投資，諸如住房的安排、配偶的就業、自我培訓、構建社會關繫等等”。從本質上來說，這個辯論是規範性的（應該如何），而作者的這項研究是實證性的（事實上如何）。不過，本文通過考察現實中治理結構提高其他利益相關者利益的具體機制或許能加深對這個問題的理解。
本文也和員工持股的文獻相關。作為公司治理的一部分，Kim（2009）研究發現員工持股為投資者和員工都帶來了益處；而Robinson和Zhang（2005）發現員工持股會影響企業在人力資本上的投入。本文與這些研究的不同之處是作者考察一繫列的不直接與員工利益相關的治理結構的作用。另外，在Shleifer和Vishny（1997）這篇著名的綜述文章之後，有幾千篇文獻考察了治理結構對企業利潤率和股票回報率的影響。與它們不同的是，本文考察治理結構是如何通過調整經理人在員工福利上的決策而影響企業的績效的。這項研究還與Konzelmann等（2006）相關，其使用英國3 000個企業的數據考察了公司治理與人力資源管理之間的關聯。它的結果顯示公司治理會影響利益相關者的結構、本質以及他們互相之間做出承諾的可信性，而這些都會影響他們參與到生產活動中的積極性。雖然有著這些相關的研究，文獻中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治理結構在企業勞動關繫上的作用。然而，這樣的一項研究對現代企業日益變化著的本質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在過去的一二十年中，人力資本正在逐步取代物質資本成為企業*為重要的資產（Zingales，2000）。而隨之，對勞動力的保護與提供給員工的福利將會與企業的物質資本回報率同等地重要，共同決定一個企業是否能夠抓住發展的機遇。因此，考察治理結構能否保證人力資本投資獲得合理的回報是很有意義的。
本文的結構如下：第二部分介紹研究使用的數據，並比較不同治理水平的企業在諸多方面上表現的差異。第三部分使用回歸分析，首先給出基準的結果，然後使用幾組不同的模型來考察結果的穩健性。第四部分總結本文，並做進一步的一些討論。
二、數據與統計描述
（一）數據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兩個方面。**部分是國際金融公司和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CCER）組織的一項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調查，此次調研在2006年的春季對全國12個城市的1 268家企業進行了問卷調查。問卷的內容涉及勞動保護、治理結構、市場環境、政府監管等方面。另一部分的數據來自由國家統計局提供的這些樣本企業在2002~2005年的財務和人員信息，包括雇用人數、資本餘額、總利潤、稅收、總銷售額等。調查的城市包括（從北至南）長春、丹東、赤峰、北京、石家莊、西安、淄博、重慶、十堰、吳江、杭州和順德。無論從各類經濟指標還是從地理分布來看，這些城市都構成了中國城市的一個代表集合。其中，北京和重慶為省級城市；長春、石家莊、西安、杭州為省會城市；丹東、赤峰、淄博、十堰為地級城市；吳江和順德為中等縣級城市。從地區分布來看，沿海、中部和西部地區各有4個城市。調查的企業是**抽取的。不過，是從一個年銷售額大於5的企業全集中抽取的，原因是國家統計局隻保存著規模以上企業的數據。
為了保證該樣本代表了真實的企業分布的狀況，調研采取了兩層的抽樣策略。首先，將企業按所有制分成四種主要的類型，即國有企業、國內私營企業、港澳臺企業和外資企業。其次，按各樣本城市中每類企業的實際份額來抽取企業。在樣本中，68.7%是國內私營企業，其餘三類企業大致各占10%。再次，將企業按規模分成大中小三類。分類的標準為國家統計局通常的劃分標準（SETC，2003）。*後，使用各樣本城市中三種規模的企業所占的份額來進行第二輪的企業**抽取。
（二）治理指數
作者首先為樣本中的企業構建一個反映公司治理結構的指數。Gompers等（2003）采用了一種簡單的方式構建了公司治理文獻中*有名的GIM指數。作者照著他們的方法來做：在數據中有16個有利於約束經理人行為而不直接與員工福利相關的治理結構。它們變量（表1）。例如，該企業雇用了外部審計、定期向股東提供財務報表、設立了一個董事會、制定了公司章程，或者與總經理簽訂書面合同並規定總經理的任期等。一個公司如果做到了一點就得一分，而公司治理指數就是該公司在所有這16個方面上得分的總值。在樣本企業中，有33.83%的企業得分超過12分，作者稱這組企業為“高水平治理”組。30.13%得分低於9分，它們被稱為“低水平治理”組。其餘36.04%的企業得分在9~12分，它們被稱為“中間組”。表1中給出了這三組的統計描述。在所有16個方面上，“高水平治理”組的平均得分都是**的，而“低水平治理”組的平均得分是**的；並且，“高水平治理”和“低水平治理”之間的差異在統計上是高度顯著的。這表明，在每一個治理結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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