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8月，我從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研究生部碩士畢業後，分配到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管理司，一晃已經33年過去了。這33年正好是中國股票市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30多年，我非常幸運地趕上了中國資本市場改革發展的大好年代。本書收錄了我在中國股票市場發展過程中親身經歷許多重大事件後寫下的回憶文章、對中國資本市場不同發展階段遇到的重要問題所做的研究報告和出席一些論壇所做的演講，比較客觀地反映了中國股票市場的起始過程，可以從一個側面記載我國資本市場的30年發展歷史。
歷史是人類對於過去的集體記憶，也隻有人類纔會有這種記憶。懂得歷史，就能夠從過去發生的事情中獲得經驗教訓，從而更好地處理當前遇到的問題，規劃未來的工作。事實證明，如果對過去沒有認識或者沒有正確的認識，要在一張白紙上畫“美的圖畫”，隻是一種空想。我從1987年到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管理司實習，參與關於上海、深圳、武漢、廣州、瀋陽、哈爾濱、重慶7個城市國債流通試點改革開始，踏入中國資本市場改革與發展工作。1988年8月，我正式進入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管理司市場一處工作，負責上海、深圳兩地早期股票市場試點監管；1992年10月，參與籌建中國證監會，負責早期股票發行與上市監管以及中國企業海外上市等工作，此後就一直沒有離開證券行業。作為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的親歷者，我看到了股市一路是怎樣走過來的，股市發展過程中一繫列重大事件背後實際發生過什麼，哪些歷史事件是在什麼政策環境和市場情形下發生的，有哪些市場力量、客觀規律和宏觀政策推動或改變了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歷史進程。我不想以個人的角色去記載中國資本市場的歷史，因為個人隻會從自己經歷事情的角度去描繪並認為這就是歷史的全貌，難免有失偏頗。我側重從股市監管政策和監管體制變化演進的角度去回憶中國資本市場的早期重大事件，使人們能夠了解我國股市的發展脈絡。雖然沒有提及股市早期重大事件的當事人及其所發揮的作用，不是那麼生動和故事化，但所記載的內容是經得住文獻記錄檢驗的歷史情況。我隻是作為一名敘事者對中國資本市場30年歷史進行記錄。
本書部分記錄了早期我國股票市場發展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有助於深刻理解和認識我國資本市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演化過程，也有一些我對早期中國股市發展的思考。中國股票市場起源於1978年後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1982年前後中國經濟出現了“過熱”現像，受宏觀經濟調控緊縮信貸政策影響，一些城鎮集體企業和農村鄉鎮企業采取“集資入股”或“以資代勞”方式籌集資金，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批股份制試點企業和股票發行，如北京的天橋商場、上海的電真空、瀋陽的金杯汽車和深圳的寶安股份等。作為改革開放試點城市的深圳經濟特區早在深圳經濟特區證券公司紅荔路營業部開展了股票的櫃臺交易，以深圳發展銀行為代表的“老五股”和以上海電真空為代表的“老八股”開啟了中國股票交易的先河。市場的力量是巨大的，深圳發展銀行的股票曾上漲到每股1，與1987年認購的原始股相比，高達2000多倍的漲幅，導致1990年深圳出現“萬人空巷”的炒股“狂熱”，市場對於是否關閉深圳股市有所擔憂，深圳股市當時可以說是命懸一線。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指出：“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怕什麼，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從此打消了人們對於股票市場的顧慮和擔心。
深圳股市狂熱之後，國務院發現股票市場還是要加強監管，由此定下來由中國人民銀行進行集中監管。中國人民銀行在加強股票發行集中監管方面當時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明確股票公開發行和上市交易的試點隻在上海和深圳進行，其他省市和地方不得擅自批準公開發行股票和開展股票交易，防止一哄而起。二是要求各地制定股票監管管理辦法。當時從立法角度看，試點還看不清效果如何，所以沒有由中央直接制定股票發行交易管理規定。深圳當時是特區，沒有立法權，所以由全國人大、廣東省政府授權深圳起草《深圳市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辦法》。上海因為是直轄市有立法權，所以制定了上海市股票發行管理辦法。三是做了全國統計管理，摸清全國股份制試點與股票市場狀況，隻有摸清底數，纔知道應該制定什麼樣的監管政策。四是嚴格管理證券交易所的設立。當時隻批準了上海和深圳兩個地方設立證券交易所。從改革的熱情看，全國希望設立證券交易所的改革試點是一哄而上的，有不少於8個城市都提出了設立證券交易所的請示。比如天津提出新中國成立後直至軍管結束前天津股票交易所纔關閉，歷史上就有證券交易所，理應允許設立；武漢提出它在地理位置上是九省通衢，是全國的商業中心，應該設立交易所；海南還未報經同意就開設了證券交易中心進行股票交易，後來按國務院指示關閉，並由國務院有關領導明確中國不設立第三家證券交易所，纔剎住了各地想辦證券交易所這股風。不僅各個省市，社會其他各個層面也提出要設立證券交易所，但是大家都知道證券交易所的設計是中國資本市場改革開放的標志性事件，不可能由民間組織或者是以少數股份制形式設立。後來中央明確提出證券交易制度必須集中統一，一個國家不可能有那麼多證券交易所，美國、歐洲等地都是如此，所以隻允許上海和深圳設立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雖然試運行時間很早，但它並不是經過國務院同意設立的家證券交易所，經過國務院同意的家證券交易所，是上海證券交易所。
在深圳股市狂熱事件後，我們發現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股票供給和需求完全不匹配，所以纔造成“萬人空巷”。後來上海提出要擴大股份制和股票公開發行試點的報告，深圳提出要擴大深圳股票發行額度，增加到12家發行企業。為了加強對證券市場的宏觀管理，當時國務院建立股票市場辦公會議制度，由中國人民銀行具體負責，國務院八部委領導同志參加，如國家計委、經貿委、商務部、財政部、稅務總局、體改委等。經過第二次股票市場辦公會議審議，國務院同意了深圳的股票發行額度。當然在這之後，由於股票發行方式存在問題，深圳在1992年又出現了“8·10”事件。全國好多股民去農村收購身份證，背著麻袋跑深圳，當時深圳還沒有飛機場，很多人先坐火車到廣州，到深圳的綠皮火車坐不上，就跑到珠海，再坐氣墊船到深圳準備認購新發行的股票。當時深圳認購證是抽簽制，股民都在深圳大劇院前面的廣場上排隊，一天一夜，8月10日早晨不到10點500萬張抽簽表就賣完了。這引發了一大批沒買到抽簽表的人的不滿，人們砸崗亭、燒汽車、拉橫幅，遊行到市政府，逐漸演變成震驚全國的事件。也是經過這件事，國務院決定股份制和股票市場試點一定要加強集中統一監管，光有中國人民銀行還不行，於是成立了中國證監會。這就是中國證監會成立的早期歷史背景。
中國證監會成立之後開始建制度，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我國次由國務院頒布了關於股票發行和交易管理的條例。有了國務院的條例，就說明股票這個事在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成了一個正常的部分。此外，我國也學習了西方的證券市場管理經驗，建立了一套以信息披露為核心的股票發行審核制度。這套制度兼顧了計劃與市場，比如額度制管理，對每個省市劃分額度，由此去確定發行股票的企業。中國很多大型民營企業桶金就來自那時候的股票額度，比如福建的福耀玻璃、杭州的萬向集團。再就是健全了股票發行的審核程序和規則。額度制之後，股市拉開序幕，後面就通過了審核制的方式，沒有了總額限制。中國的改革進程是符合中國經濟發展實際情況的，因為國民經濟那時候是一部分市場，一部分計劃管理，所以股票市場的改革也要漸進式，從計劃額度慢慢過渡到審核，再到如今的注冊制。這裡面有政府的力量，集中監管以防出現偏差和大的風險問題；也有群眾和市場的力量，因為企業要有意願推行股份制，老百姓要有熱情買股票；後就是靠市場規律。沒有這幾股力量，中國股市做不起來。我國資本市場經過30多年發展，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成了全球的新興市場、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我國資本市場用了30多年時間，幾乎走過了西方國家資本市場上百年的發展歷程。現在回過頭來看，中國股市的改革發展過程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也算得上是一個奇跡。
本書第二部分真實呈現了我國2015年股市異常波動的背景、過程、成因和教訓，為大家提供了一個比較客觀看待股市異常波動的視角，也有一些我對金融監管政策和資本市場改革的思考。美國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在總結1929～1933年美國大蕭條的《1929年大崩盤》一書中曾寫道：就避免出現金融幻想或金融狂熱的手段而言，記憶比法律要有效得多。若是連1929年股市的那場災難都忘記了，法律和監管的力量就會顯得微不足道。若想不受他人或自身貪欲的傷害，重溫歷史也許非常有用。因為歷史不僅能記住，而且采用文字記錄的形式，所以在克服貪欲方面，歷史比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效果要好很多。因此，回顧2015年股市異常波動產生的原因和教訓，對於探討如何建設有活力有韌性的中國資本市場具有重要意義。
防範和化解資本市場風險，處理好金融與資產價格的關繫、金融與金融創新的關繫，仍然是當前中國資本市場的重大課題和挑戰。2010年之後，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持續推進，對利率的放松管制步伐提速，存貸款利率的限制逐步取消，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不再設置存款利率浮動上限，同時不受利率管制的理財產品等金融工具也快速擴張。隨著市場實際借貸利率的攀升，銀行理財產品逐漸以銀信合作、銀保合作、銀證合作等形式存在，還有一些以眾籌、配資和P2P平臺等互聯網金融方式存在，這些所謂的“影子銀行”，引導資金流向高收益項目，如2014年和2015年通過信托渠道流入股市，2016年和2017年通過各類資管渠道流入房地產開發項目。股市短期的賺錢效應和房地產價格的上升，客觀上也帶動了權益投機和房地產開發貸款需求的增加，以及業務交叉融合、業務界限越來越模糊的影子銀行規模的擴大。數據顯示，作為我國影子銀行重要組成部分的非銀機構資產管理規模從2014年的2增加到2017年的約6，占銀行表內資產的比重從16.3%上升到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