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前言
200年前，中國政府對國際經濟疑慮重重。中國統治者擔心納入世界市場將會帶來社會和政治的動蕩，又得不到物質上的好處。結果該國成為世界上經濟封閉的國家之一。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有過一些貿易往來，也允許過外國前來投資，但是中國社會基本上是與全球資本主義隔絕的。
不管這種立場從社會和政治角度來看多麼有道理，它肯定無助於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國的交通運輸和通訊繫統甚至比其他窮國還要落後50年或100年。現代工業充其量剛剛起步，中國人其實沒有受到正在改變其他國家經濟面貌的技術進步的任何影響。經過幾百年自我導致的經濟孤立之後，中國一度淪落到在經濟、技術和商業上無足輕重的地步。
中國的經歷並非獨一無二。在全球資本主義突飛猛進的時候，選擇不參與世界經濟路線的那些國家都落得個停滯不前的結局。在1914年之前的幾十年裡，不讓人民取得國際市場好處的政府要為本國經濟的慘敗負責。
全球資本主義沒有為各國取得經濟成就提供簡易的辦法。許多窮國遭受到殖民列強的掠奪性統治。當次世界大戰使世界經濟秩序分崩離析時，試圖恢復原先秩序的努力一敗塗地。歐洲和北美的政治領袖和商界翹楚堅持不懈地應用以往時代嚴厲的原則，僅僅是加深和擴大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到了20世紀30年代，大多數國家的政府轉向國內，保護自己及其人民免受混亂不堪的世界經濟的打擊。
事實證明，對世界市場盲目懷疑或者盲目依賴都不對。1945年以後的幾代人終於抓住了問題的關鍵。30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開放市場和實行保護性社會政策之間作出了謹慎的折中。資本主義再一次朝著更加全球化的方向前進，但那是一步一步漸進的。同時，認真執行緩和國際競爭對工人、農民和其他人士消極影響的社會政策，控制著全球資本主義的逐步推進。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資本主義的折中做法很奏效：經濟達到了很高的增長率，人們的生活水平明顯改善。但是這種折中做法沒能持久下去，主要因為全球經濟一體化日益加快的步伐常常使它遭到破壞。20世紀70年代，至少在西方，全球資本主義秩序的重新確立幫了倒忙，促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陷入危機。
從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危機中，全球化成功地脫穎而出。在幾年內，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同意在國內外重新認真遵守市場規則。蘇聯及其盟國放棄了中央計劃經濟，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它們也加入到全球資本主義的新世界中來。
當然，中國政府為了抓住新的國際經濟機會，步子跨出得更早。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參與全球化已初見成效。事實上，中國是當代全球化中取得巨大成功的一個範例。中國和印度接受全球經濟一體化以及而後它們經濟的迅速發展，顯而易見地提高了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生活水平。
然而，歷史提醒那些以為本國經濟能夠輕而易舉地納入新的全球資本主義中去的人們要審慎。以前的經驗告訴我們，不可忽視全球化的消極影響。經濟界和政治界的領袖在1914年前不會把在全球資本主義中失去利益的人放在心裡，因為他們的社會基本上或者完全是不民主的，大多數喪失利益的人在政治上無權無勢。到了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這些領袖再也不可能對他們熟視無睹，因為既要試圖繼續推進全球資本主義，又不適當關注為此而需要付出的社會成本，這種努力已經導致了大災難。
今天，有些人贊賞全球資本主義帶來的經濟利益，卻不注意它所產生的社會成本。這是一種可能造成災難的做法。在許多在經濟改革和國際經濟一體化道路上已經走得較遠的發展中國家裡，大部分人有理由認為全球資本主義對他們沒起什麼作用。結果他們對過去幾十年走過的道路產生強烈的質疑。這種反應不可輕視，但若加以簡單的壓制則是愚蠢之舉。
各國政府在當代全球資本主義秩序中具有雙重的責任。，它們必須維護本國參與世界經濟的現狀，制定並執行適合於本國經濟增長和繁榮的政策。第二，它們必須保護本國人民，包括不幸的窮人，免受國際經濟變幻無常的影響以及為此付出的代價。種任務得到廣泛的認同。第二種卻常常遭到忽視。有些政府忽視它，因為它們不是人民的代表，不用講民主，認為隻需要替有錢有勢的人辦好事。還有一些政府忽視第二種任務，是因為它們相信經濟增長將會改善當代經濟趨勢下受害者的境況。這兩種看法都是目光短淺、自拆臺腳的。無論哪一種都經受不住全球資本主義和本國經濟增長肯定會施加的嚴峻考驗。
沒有一張妙方能輕而易舉地使各國政府把對國際經濟開放的責任與關心受到全球資本主義損害的本國人民的正當問題結合起來。我們無法事先指出哪些政策對所有集團或國家都是合適的，那是各國政治體制的任務。但是根據20世紀的經驗，我們相信各國與全球資本主義都有著很大的利害關繫，包括世界大部分地區將來能否繁榮，都要把賭注押在全球資本主義上。
傑弗裡·弗裡登
2007年1月
序言
在20世紀聲稱它占有特殊歷史地位的所有方面中，幾乎沒有別的哪個方面能與經濟生活巨大改變的重要性相提並論。1900年前後勉強維持生計的美國伊利諾伊州農民或者印度班加羅爾農民要是能起死回生，跑到今天的地球上來看看，他們一定會對世界的變化驚詫不已。生產率大幅度提高，財富大量增加，匪夷所思的新技術，物質生活的改善都將使他們瞠目結舌。盡管他們對成就目瞪口獃，但肯定料想不到在這100年裡世界經濟已踫到多次動亂和挫折。
鞭闢入裡、冷靜客觀並且提供大量經驗教訓來記敘這個時期的事件是傑弗裡·A.弗裡登教授撰寫《20世紀全球資本主義的興衰》時為自己確定的任務。貫穿本書的主題十分突出，所以能夠幫助讀者理解全書的含義；這本著作不是經濟史的標準教科書，但是肯定會在許多教學中使用。本書的主題由於弗裡登教授通過書名上“全球資本主義”和“興衰”的巧妙結合而足以引人注意了。
本書的核心是現代世界資本主義的“創新之風”（借用約瑟夫·熊彼特的著名詞語）。在19世紀末，陣陣創新之風已經在全球刮起，創造了新的生產結構、貿易結構和金融結構，把原來的一套打倒在地。這些新結構與當代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力量並存，這兩股力量同樣地在蔓延和流行。這是一種具有爆炸性的混合，導致了次世界大戰，造成了死亡和破壞，並且在以後20年中引起經濟上和政治上災難性的衝擊。
要說出弗裡登教授這本令人欽佩的著作哪一部分特別值得注意很難，不過我覺得他對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政治經濟情況的探討的確十分精彩。他告訴我們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和自由放任制度如何陷入了困境，這不僅是因為該制度未能提供足夠的財富和充分的就業，還因為政治領域裡發生了不利於自由資本主義的反響。由於蘇聯推行“在一國內實現社會主義”，法西斯各國實行經濟獨裁和對外侵略，而美國（到目前為止它是世界上強大的國家）卻退縮到世界舞臺的側翼，所以舊制度無法生存下去了。一切都四分五裂。
在珍珠港事件之後，美國投身於世界事務的明顯轉變又使一切破鏡重圓。美國承擔責任一直持續到後來整個冷戰時期，並且具有強烈的時代性：沒有西方的軍事力量和政治意志，全球資本主義就不可能生存下去，而政治意志的影響力隻有依靠資本主義制度在經濟上的成就纔得以維持。這一回，全都凝聚在一起了。
弗裡登教授的闡述，不像當代保守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闡述那樣，充滿了必勝的思想。他充分認識到——正如在他之前的馬克思、熊彼特和凱恩斯一樣——就性質而言，資本主義既有利也有弊。他的關於20世紀30年代大規模失業的敘述非常清醒，他對當代“非洲的災難”（參見第十九章）的分析懷著深深沮喪的心情。而且在他十分明智地為這本了不起的全面調研之作下結論時，不是用信心百倍的語氣，而是對蹣跚地走在21世紀個十年之中的世界經濟提出不少嚴肅的問題。結果，當讀者放下本書時，不僅對本書所展示的知識和判斷印像很深，而且對未來世界貿易、金融和市場的前景在一定程度上感到不安。對我們而言，掩卷沉思肯定是對的。熊彼特所說的創新之風迄今尚未停息。《20世紀全球資本主義的興衰》提醒我們，我們的經濟交換制度既有很多益處，也有一些弊端，這正是本書的優點。
保羅·肯尼迪
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