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第一章 引言1

第一節 研究意義1

第二節 本書創新6

第三節 本書結構8

第二章 相關理論回顧11

第一節 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文獻回顧11

第二節 五十年代經典發展思想及其最新發展18

第三章 貧困陷阱與重工業優先發展27

第一節 三部門模型——研究框架27

第二節 重工業與貧困陷阱30

第三節 貧困陷阱與重工業優先發展43

第四節 總結52

第四章 外部性與重工業優先發展54

第一節 模型設定兩部門框架55

第二節 分散經濟模型59

第三節 社會計劃者經濟模型66

第四節 重工業外部性和重工業優先發展68

第五節 結論70

第五章 計劃經濟時代再考察72

第一節 模型的假設與一般均衡分析74

第二節 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轉型79

第三節 模型的校準和對中國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反思85

第四節 總結94

第六章 總結95

主要參考文獻100

附錄1 市場規模、勞動分工和內生增長模型——

兼論內生增長理論是否誤解了Young？107

附錄2 中國的資本偏向型經濟增長：1998—2007   127

後記157

試讀（摘自本書 第六章 總結）

第一代發展經濟學家認為，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可以通過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進”，或者通過赫希曼根據產業間的前向和後向聯繫提出的“不平衡增長”，打破納克斯提出的“貧困的惡性循環”，從而實現經濟的結構轉換。他們繫統地提出一些發展戰略以及政府在規劃和計劃中的作用。

然而由於第一代發展經濟學家提出的政策並沒有解決大規模的貧困，許多人譴責政策導致的扭曲和由於公共政策而產生的非市場失靈，經濟學家日益擺脫對發展規劃和計劃的迷戀。20世紀80年代第二代發展經濟學家支持“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復蘇”，中心在市場、價格和激勵，倡導最小限度的國家。

隨著人們對“新市場失靈”的認識，新增長理論對知識、外部性和動態收益遞增的探索，為因資本積累而產生的收益遞增和外部性的協調提供了基礎。“因而出現了向第一代發展經濟學家重視因市場規模影響而產生的收益遞增……重要性的回歸。”人們重新意識到政府在處理新市場失靈（不完全信息、不完全市場、動蕩的外部性、規模收益遞增、多重均衡和路徑依賴性）仍然具有廣泛的功能。

墨菲、施萊費爾和維什尼（1989）用數學形式化方法重新對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進”加以嚴密表述。墨菲等人認為經濟存在外部經濟，比如說一個企業工業化提高工人的工資從而提高其他企業產品的需求使得其它企業工業化有利可圖，但是該企業無法把這種收益內部化。由於任何一個企業單獨工業化無利可圖，所以經濟可能會出現所有企業都沒有工業化的狀態，從而陷入貧困陷阱。但是如果通過大推進，所有企業同時工業化，那麼所有企業都有利可圖，經濟則走向高水平均衡。

西科恩和松山（1996）發現由於存在不完美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單個廠商水平上的規模經濟可以通過現金外部性轉化為總量水平上的收益遞增。由於中間品的生產需要數額較大的固定投資，如果市場規模過小，報酬遞增的技術無法在經濟中得到充分利用，所以經濟可能會陷於貧困陷阱。

墨菲、施萊費爾和維什尼（1989）雖然考慮了工業化進程，但是隻考慮部門間的水平外部性。西科恩和松山（1996）雖然考慮了垂直外部性，但是沒有考慮垂直外部性對工業化進程的關繫，而且也沒有考慮水平外部性。

我們試圖在包括農業部門、輕工業部門和重工業部門的三部門框架下同時考慮互補性和規模經濟導致的貧困陷阱，同時考慮水平外部性、垂直外部性和工業化進程。一方面，經濟存在外部經濟，重工業的發展為輕工業企業提供了更多種類的機器設備，提高了輕工業企業的盈利性，加快了工業化進程，但是重工業企業無法把這種收益內部化。另一方面，經濟存在規模經濟，由於重工業的投資需要固定成本，所以重工業企業能否獲利就可能取決於采用現代技術生產消費品的輕工業的數量。如果經濟比較落後，工業化比例較低，輕工業對重工業產品的需求較少，從而重工業投資無利可圖，輕工業沒有重工業的機器設備配備效率更低，從而工業化比例很低，經濟陷入貧困陷阱；如果經濟比較發達，工業化比例較高，輕工業對重工業產品的需求較大，從而重工業投資有利可圖，輕工業在重工業的機器設備配備下效率提高，工業化比例提高，經濟邁向高水平均衡。

近年來西方發展經濟學界重新審視了早期結構思路的理論文獻，發現其中有不少“已經被忘記但卻很有價值的觀點”，這些觀點“令人喫驚的激發出許多解釋”（Krugman，1995）。但是正如奧利韋拉（Olivera，1992）認為，“結構主義的主要弱點，可能在於它所開出的政策藥方上”。斯特裡頓（1984）則指出，結構主義者犯了過於簡單化的毛病，“他們在觀察並分析了許多市場失靈的情況後，就匆匆做出結論說，中央政府必須代替市場，……不認為國家應當把市場作為計劃化的有力工具，把價格作為政策的有力工具來結合起來”。上述兩篇文章都沒有討論政策建議，政府通過什麼方式纔能使經濟從壞的均衡到好的均衡。

我們認為，當一個經濟比較落後，由於輕工業對重工業的需求較少，重工業的市場規模較小，而重工業投資需要固定成本，重工業投資無利可圖；但是如果此時，我們對新建的重工業企業投資進行補貼，那麼較小的市場規模可以支撐該重工業企業得以投產，輕工業由於有了機器設備配備效率提高，工業化比例提高，對重工業的需求增加，重工業的市場規模擴大，可以支撐新的重工業企業投產，打破惡性循環，經濟邁向高水平均衡。我們看到，由於重工業具有顯著的規模經濟和垂直外部性，蘇聯和中國通過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迅速工業化。蘇聯1928—1940年的平均年增長率高達16.8%，考慮到通貨膨脹等因素，學者把它調整為10%～14%。中國實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期間，社會總產值、工農業總產值和國民收入的平均年增長率分別達到79%、8.2%和6.0%，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繫，從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變為以工業為主的國家。

但是蘇聯自1958年經濟增長速度開始減緩，一直到後來難以為繼，直至解體。中國雖然增長速度較快，但是輕重工業比例嚴重失調，消費品種類單一，人民生活水平並沒有顯著提高。為什麼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後期會給經濟造成種種惡果？正如赫希曼後期進行反思，他認為如果隻考慮後向和前向聯繫，那麼就有可能有側重重工業的傾向，而如果賦予了消費聯繫應有的作用，這種傾向就會消失。

第四章和第五章我們考慮了輕工業同樣具有外部性。中間品和消費品的生產都需要一個前期投入，因此都具有規模經濟。一種產品能否被生產，取決於對它的需求的大小。在這裡，中間品和消費品的生產通過需求效應是相互促進的。容易理解，消費品種類和產量的增加，帶來對中間品需求的增加。反過來，中間品種類和產量的增加提高收入水平，因此提高對消費品需求的增加。隨著經濟的增長，消費品占經濟的比重越來越高，它的需求效應的作用也會越來越大，對重工業的補貼因此應該降低。由於忽略了輕工業的外部性，“以產為綱”，“為生產而生產”，計劃經濟時代對重工業的補貼率高達37.57%，且持續時間長達25年，因此造成了輕重工業比例的嚴重失調，消費品種類單一，到1991年為止，居民的效用貼現和僅為不實行這種戰略下的761%。但是我們也發現，如果考慮到輕工業的外部性，以所有人的長期福利為目標，實行合適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則對重工業的補貼率應該為31%，而且到1966年就應該取消補貼，則到1991年，所有居民的效用貼現和比不實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還高1.85%。所以，目前對計劃經濟時期實行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批評，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實踐中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過頭了。如果我們采取適當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那麼它就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福利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我們這裡的計算是在第四章和第五章的模型框架下進行的，它沒有考慮重工業優先發展可能使經濟逃離貧困陷阱所帶來的效用，也沒有考慮重工業優先發展對居民福利之外目標的作用，比如說強大的國防力量。

本書對計劃經濟時期的工業化道路的反思尚存在不足之處。我們的模型假設消費者和廠家是分散決策的，而中國計劃經濟時代消費者的消費受配給的影響，廠家的決策受政府計劃的限制。但是，我們沒有一個可用的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的微觀主體決策模型。如果說蘇聯的消費和生產都是政府計劃決定的，那麼中國計劃經濟時代離政府計劃還差得很遠，政府的各個層級以及微觀行為主體都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我們承認我們的分散決策模型不是對中國現實的真實描述，但同時也認為，這個模型可以作為對中國現實的一個近似，在最低層次上，它也為我們理解現實提供了一個基準。

重工業由於具有顯著的規模經濟和外部性對於經濟發展有特殊的意義，下面是本書的進一步研究方向。

第一，利用中國數據檢驗重工業對計劃經濟時代經濟增長的貢獻。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學者們一直無法解釋增長回歸方程中的“索羅殘差”項，而隻能將之簡單歸結為“技術進步”，這主要是因為當時經濟學中分析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的技術還沒有出現。計劃經濟時代的全要素增長率較高，按照我們的理論，由於重工業具有顯著的規模經濟和外部性，建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繫過程中整個社會的生產率大大提高。而這不單單是因為資本的積累，重工業和輕工業在經濟中的作用是不一樣的。

第二，檢驗中國建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繫對於中國改革後的高速增長的貢獻。張軍（2005）認為，對於一個以工業化過度發展為特征的計劃經濟而言，“增量改革”或鼓勵新興工業部門橫向進入所導致的直接結果是改善資源在部門間的配置效率。因此，在邏輯上，中國在改革後的高速增長似乎就應該是由資源在部門間的再配置所產生的靜態收益增量來解釋。他建立了一個很簡單的理論框架，並且1979—1994年資本—產出比率的平均增長率為-0.89%，這意味著全要素生產率（TFP）有一個顯著的增長，所以這個增長可以用轉軌初期的配置效率的改善過程來解釋。但是張軍（2005）使用資本—產出比率這個指標進行說明，我們希望對這個問題進行更加細致的研究。

第三，利用世界各國數據驗證重工業優先發展是否有利於逃離貧困陷阱。當經濟建立比較完整的工業基礎，有可能逃離貧困陷阱；而經濟工業基礎非常薄弱時，很有可能一直陷於貧困陷阱，經濟發展緩慢。

我們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引發學者們探討重工業在經濟發展中的特殊意義以及政策建議對發展中國家的啟示，探討計劃經濟時期實行的發展戰略對於當時以及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