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貨幣即政治

何帆  《變量》作者

學習國際金融的學生或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像：很多研究國際金融的大家都有深厚的歷史功底。當你讀到金德爾伯格的《西歐金融史》時，一定會為作者的博學所震撼；你可能也曾聽說過，克魯格曼上大學時學的就是歷史；或許，你手中正拿著羅格夫和萊因哈特合著的《這次不一樣：八百年金融危機史》。其實，在研究國際金融的學者中，對歷史研究一直用功勤的，當屬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艾肯格林教授。艾肯格林已經出版了幾本在國際金融史方面影響甚廣的著作，比如分析國際金本位制的《金色的羈絆：金本位與大蕭條，1919—1939》，以及概述國際金融歷史演變的《資本全球化：國際貨幣體繫史》。艾肯格林教授的新作《囂張的特權》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稱得上是可讀性強、啟發性的一本。

對中國的讀者來說，的興衰這一主題，幾乎不由自主地就會想到當前熱議的話題：人民幣國際化的國際化，我們能學到哪些經驗呢？艾肯格林教授的一些新穎觀點給我留下了深刻印像。，他談成為國際貨幣的步伐，遠比我們大部分人想像的更快。第二，他談國際化的背後，有政府強力推動的力量。

大部分人認為，在一國變成大國和一國的貨幣變成國際貨幣之間存在著“時滯”。比如，一般人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纔取代英鎊成為國際貨幣的，而美國的國力在次世界大戰之後就已經超過了英國。艾肯格林指在20世紀20年代就已經是當之無愧的國際貨幣。在貨幣競爭的過程可謂後來居上。就在次世界大戰前夕，盡管美國已是世界上的經濟體，但在國際貨幣排序的排位不僅落後於法國法郎、德國馬克、瑞士法郎和荷蘭盾，甚至連意大利裡拉、比利時法郎和奧地利先令都前面。到20世紀20年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份額已經超過英鎊，大量的資金從美國流向歐洲。到1924年，在各國的官方外彙儲備所占的比例已經超過英鎊。遺憾的是，隨後爆發的1929—1933年大蕭條國際化的進程突然中斷，這一耽誤就是20多年。艾肯格林據此預言，人民幣國際化的速度或許會超過人們的預測。而且不僅是人民幣，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如印度的盧比和巴西的雷亞爾，終也會登上國際舞臺。未來的世界將是一個多種國際貨幣共存的世界。

大部分人認為，哪一種貨幣能夠成為國際貨幣，是市場自發選擇的結果。沒有哪個國家依靠國家的政策扶植實現了貨幣國際化。德國和日本曾經想推動本國貨幣國際化，但終都鎩羽而歸。艾肯格林談之所以在短期內能迅速實現國際化，乃是因為背後有美聯儲的強力支在19世紀末的時候，之所以難以躋身國際貨幣之列，主要是因為其缺乏一個具有深度和廣度、可靠而開放的金融市場。事實上，那個時候美國連中央銀行都沒有。美國的政治家們對建立央行一直心懷疑慮，擔心會建立起一個難以約束的金融怪獸。由於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央行，美國在次世界大戰之前共發生過14次金融危機，其中又以1907年的經濟危機嚴重。當時，金融體繫搖搖欲墜，但政府卻束手無策，後靠金融巨頭摩根將華爾街的頭面人物關在自己的書房裡，在逼迫他們承諾為金融機構提供支持後，纔開門放人，這纔使美國躲過一劫。

1907年之後，建立一個央行的想法開始醞釀，歷經磨難之後，美聯儲在1913年正式成立。1913年之國際化的步伐明顯提速。艾肯格林認在國際化過程中邁出的重要的一步，是銀行願意在交易時接計價的商業承兌彙票。但如果隻靠美國的商業銀行，它們還沒有能力建立承兌彙票市場。市場的發育需要培育投資者。若不解決投資者的問承兌彙票業務就難以發展壯大。在這一問題的解決上，依賴的是時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主席本傑明•斯特朗的強力支持。因此，艾肯格林講的國際化依靠的不是市場的“看不見的手”，而是“強有力的手”。在斯特朗的要求下，美聯儲要求聯儲繫統各地區分行購買承兌彙票。儲備銀行購買承兌彙票可以穩定和降低貼現率，因此促進了市場的發育。到20世紀20年代，在美國的所有進出口貿易中，已經有一半以上是通過銀行承兌彙結算的。

對這本書感興趣的讀者，恐怕大部分對人民幣彙率的話題也感興趣。尤其是很多人談道，當年的《廣場協議》，美國升值，後使得日本經濟一蹶不振。盡管這一觀點非常流行，但遺憾的是，它是錯誤的。曾任美聯儲主席的保羅•沃爾克和曾任日本大藏省財務次官的行天豐雄都是國際貨幣談判的親歷者。他們在《時運變遷》一書中回顧了《廣場協議》。根據沃爾克的說法，當時讓美國人很喫驚的是，日本自己提升值幅度，比美國人想要的更大。原因是，日本害怕升值的幅度達不到美國的要求，美國就會對日本進行貿易制裁。日本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進入長時期的停滯和衰退，主要是因為其貨幣政策的失誤，而不是因為彙率政策。

話說回來，回顧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貨幣體繫的演變，美國始終起著主導作用。美國在國際貨幣問題談判中，考慮多的並非全球經濟利益的化，而是美國的政治利益。在圍繞著布雷頓森林體繫的談判中，美國的懷特計劃戰勝了英國的凱恩斯計劃。決定終誰是贏家的標準不是智力，更不是口纔，而是背後的國力較量。在之後的一繫列國際貨幣談判中，美國的所作所為更是讓世界各國目瞪口獃。比如，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總統突然單方面宣布關閉“黃金窗口&rdquo不再和黃金掛鉤。當時美國的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說過一句名言：&ldqu是我們的，但問題是你們的。”艾肯格林在《囂張的特權》一書中，生動地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貨幣舞臺上發生的重要事件。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曾經說：“經濟學家的樣本是歷史。”我們隻有了解了過去的歷史，纔會對未來有更深刻的洞察。2011年，在標準普爾破天荒地調低美國長期國債的信用評級之後，美國副總統拜登很快就到了中國。拜登告訴中國人，美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違約過，中國盡管放心，持資產不會有問題。如果我們了解過去六七十年以來的歷史，我們就會明白一個道理：你永遠都不能相信一個不受監督、沒有約束的國家說出的話。

很多中國人是在閱讀《貨幣戰爭》這本書之後對國際金融感興趣的，但是當他們就書中的內容求證於學者時，大部分學者都不認同書裡談的東西。究竟是什麼地方出錯了？有個關於經濟學家的笑話是：一個經濟學家在路燈下找自己的鑰匙，一個路人過來幫忙，他問經濟學家：“你的鑰匙到底掉在了哪裡？”經濟學家說：“在地下室裡。”路人問：“那你為什麼在路燈下找鑰匙呢？”經濟學家說：“因為這裡纔有亮光。”經濟學家還在教科書的路燈下找鑰匙。《貨幣戰爭》往地下室裡看了一眼，看到牆上有模模糊糊的影子，就用自己的想像力，構想出一個聳人聽聞的驚悚故事。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貨幣戰爭》，都沒有真正走到地下室裡。歡迎翻開《囂張的特權》，我們將跟著艾肯格林的導遊，到國際金融的地下室裡看個究竟。

在國際金融的地下室裡，你可能找不到陰謀論的血衣，但是，你會發現一個巨大的秘密：貨幣即政治。從表面上看，貨幣無非是一種設計精巧的經濟工具，但在歷史的火炬照射下，你就會看到，貨幣問題的背後，是政治利益的博弈。國際金融給一個國家帶來的，不僅僅是更自由、充裕的資金流動，更豐厚、眾多的投資利潤，它還會給一國經濟纏上金色的鎖鏈。《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裡德曼在《“凌志汽車”和“橄欖樹”的視角》中，把經濟全球化稱為“金色緊身衣”。他說：“當你的國家承認今天全球化經濟中的自由市場法則，並決定遵循它們時，它就穿上了我所謂的‘金色緊身衣’。這種‘金色緊身衣’是這個全球化時代的標志性外衣。‘冷戰’的衣著是毛套裝、尼赫魯夾克和蘇聯皮衣。全球化隻有‘金色緊身衣’。如果你的國家現在還沒有挑到一件合身的，那麼不久就會有的。”金融全球化的信使捎來信，要求一國減少政府干預、開放金融市場、放松資本管制、彙率自由浮動，並許諾這將帶給一國莫大的福祉。但是，如果你看得仔細，就會發現，在這封信的字裡行間，橫著豎著，寫的都是“貨幣即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