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管理_西方管理思想史

編輯推薦

作為對現代西方管理思想演變的一次繫統闡釋，本書打破了當今將管理思想機械分割為政治管理思想、社會管理思想、企業管理思想的慣常做法，而是極力將如上諸領域整合在一起，以使人們對現代西方管理思想有一個整體的認識和把握。
同時，本書不是停留於對現代西方管理思想發展脈絡的歷史描繪，而是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揭示了管理主題的變換、管理方法的更迭和研究範式的轉換等管理思想發展的內在邏輯，從而有助於人們更好地領悟現代西方管理思想的精髓。
此外，本書始終立足於中國管理實踐的需要，對西方管理思想進行“中國式關照”，以期獲得更好的借鋻和裨益，真正做到“洋為中用”。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

彭新武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管理哲學、中西管理思想史、進化論、復雜性科學等領域的研究工作，發表相關學術論文120餘篇，出版著作10餘部。2007年入選“ 北京市新世紀社科理論人纔百人工程”，2011年入選“*新世紀人纔支持計劃”。主要著作有：《復雜性思維與社會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造物的譜繫》（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進化管理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企業戰略透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西方管理名著賞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中國管理智慧》（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8）、《管理哲學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中國古代治國要略》(人民出版社，2018)。

前言
部分現代管理的分化與綜合
第1章管理：從經驗到科學
一、工業革命與企業浪潮
1. 重商主義、重農主義及經濟自由主義
2. 工業革命與現代工廠制度
3. 企業浪潮與管理運動
二、泰勒的科學管理理論
1. 科學的訴求
2. 泰勒的“精神革命”
3. 泰勒主義的“遺產”
三、科學管理運動
1. 卡爾·巴思與亨利·甘特
2. 吉爾布雷斯夫婦前言
部分現代管理的分化與綜合
第1章管理：從經驗到科學
一、工業革命與企業浪潮
1. 重商主義、重農主義及經濟自由主義
2. 工業革命與現代工廠制度
3. 企業浪潮與管理運動
二、泰勒的科學管理理論
1. 科學的訴求
2. 泰勒的“精神革命”
3. 泰勒主義的“遺產”
三、科學管理運動
1. 卡爾·巴思與亨利·甘特
2. 吉爾布雷斯夫婦
3. 哈林頓·埃默森和莫裡斯·庫克
4. 福特之路
5. 管理科學學派
第2章組織的探索
一、法約爾：一般管理理論的先驅
1. 管理的職能
2. 管理的基本原則
3. 管理能力與管理教育
4. 法約爾的貢獻與缺失
二、韋伯：“組織理論之父”
1. 現代行政學的開端
2. 合理性：官僚制的理論基礎
3. 官僚制的基本特征
4. 官僚制的“民主悖論”
三、福利特：“管理學的先知”
1. 團體原則
2. 整合統一論
3. 情景規律
4. 福利特思想的現代價值
四、巴納德與社會繫統學派的創立
1. 協作繫統的性質
2. 組織平衡理論
3. 權威的接受理論
4. 巴納德對現代管理學的意義
第3章 “人”的發現
一、霍桑實驗與梅奧主義
1. 霍桑實驗
2. 梅奧主義
3. 人際關繫教育
二、人的需要、動機與激勵
1. 馬斯洛：個體行為激勵的推動者
2. “雙因素理論”和“三種需要理論”
3. 期望理論、強化理論和公平理論
三、人性假設與管理
1. 麥格雷戈的“X理論”和“Y理論”
2. 復雜人假設和超Y理論
3. 超越人性假設
四、組織行為學的興起
1. 群體動力學與團隊建設
2. 阿吉裡斯的“成熟—不成熟”理論
3. 領導行為與領導模式
第4章管理學叢林
一、管理過程學派的崛起
1. 穆尼和賴利
2. 阨威克和古利克
3. 戴維斯
4. 哈羅德·孔茨
二、決策理論的奠基與發展
1. “有限理性”與“滿意解”
2. 決策的前提、類型與程序
3. 西蒙與公共行政學的發展
三、經驗主義的反叛
1. 經驗主義學派
2. 德魯克：讓管理回歸實踐
3. 經理角色學派
四、走出“管理學叢林”的嘗試
1. 權變管理理論
2. 繫統管理學派
3. 孔茨的“綜合”及其問題
第二部分現代管理的“新叢林”
第5章質量、品牌與營銷
一、質量的訴求
1. 戴明與日本經濟奇跡
2. 約瑟夫M.朱蘭與費根鮑姆
3. “零缺陷”與“精益制造”
4. 六西格瑪（6σ）管理模式
二、品牌的力量
1. 從品牌到品牌資產
2.“No Logo”：品牌時代的反思
三、營銷的演繹
1. 從產品導向到顧客導向
2. 營銷組合的變遷
3. 從“交易”到“關繫”
4. 營銷的擴展與整合
第6章戰略與文化的凸現
一、現代戰略觀及其局限
1. 現代戰略觀的起源
2. 理性的僭妄
3. 精英主義的偏執
二、戰略觀的當代變革
1. 從戰略規劃到戰略思維
2. 從“溫室模式”到“草根模式”
3. 戰略權變與戰略柔性
三、競爭優勢的演進
1. 市場導向觀
2. 資源基礎論和核心能力觀
3. 整體能力觀與動態能力理論
4. 從競爭到合作
5. 藍海戰略
四、文化制勝的時代
1. 企業文化的“新潮四重奏”
2. 管理文化的比較
3. 組織文化的探索
4. 文化差異與跨文化管理
第7章從管理到治理
一、新公共管理運動
1. 新公共管理興起的基本動因
2. 新公共管理的理論基礎及基本主張
3. 新公共管理：批判與反思
二、後公共管理時代
1. 新公共服務理論
2. “後公共管理”改革及治理理論
3. 非營利組織管理及“社會企業”
三、公司治理及其問題
1. 公司治理的起源與演變
2. 當下公司治理的困境
第8章責任、倫理與價值
一、企業的社會責任
1. 企業社會責任的歷史溯源
2. 企業社會責任的“必要性之爭”
3. 企業社會責任的拓展
二、管理與倫理的關繫
1. 企業倫理學的興起
2. 企業的倫理化經營
3. 企業的倫理法則
三、從績效到價值
1. 價值創造與價值管理
2. 平衡計分卡
第三部分現代管理的範式轉換
第9章知識型社會的管理
一、走進知識型社會
1. 知識型社會的來臨
2. 知識管理與知識進化
二、學習與創新
1. 阿吉裡斯：組織學習的先驅
2. 彼得·聖吉：“第五項修煉”
3. 創新及其“機理”
三、知識時代的人本管理
1. 從 “物本”到“人本”
2. 自我管理的凸顯
四、變革時代的組織圖式
1. 組織的分權化
2. 組織的有機化
3. 組織的過程化
第10章從機械論範式到有機論範式
一、機械論範式與現代管理
1. 現代管理中的機械論
2. 變革、危機與領導力
二、有機論範式的復興
1. 繫統範式的奠基
2. 復雜性科學的興起
3. 自組織的進化圖景
三、自組織進化的管理範式
1. 從計劃控制到自組織
2. 從和諧布局到制造危機
3. 從適應到共同進化
4. 從確定性到混沌
四、管理思維的當代轉向
1. 從分析的、還原論思維到整體性思維
2. 從實體思維到關繫思維
3. 從線性思維到非線性思維
4. 從靜態思維到過程思維

前言

西方管理濫觴於西方文明的搖籃——古希臘。古希臘人以其充滿自由、批判色彩的理性精神，在政治和社會管理領域早已進行了許多卓有成效的探討。正是在這種理性精神的光照下，古羅馬人隨後在實用科學，尤其是在法治方面為西方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歐洲在漫長的中世紀結束後，經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洗禮，古希臘、古羅馬的古典文化得以重新復活。16至17世紀的科學革命和18世紀的啟蒙運動更使理性主義得以全面復興，從而導致了西方文化、科學和社會的空前繁榮。資本主義的工業文明以及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建構，也由此開啟。西方管理濫觴於西方文明的搖籃——古希臘。古希臘人以其充滿自由、批判色彩的理性精神，在政治和社會管理領域早已進行了許多卓有成效的探討。正是在這種理性精神的光照下，古羅馬人隨後在實用科學，尤其是在法治方面為西方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歐洲在漫長的中世紀結束後，經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洗禮，古希臘、古羅馬的古典文化得以重新復活。16至17世紀的科學革命和18世紀的啟蒙運動更使理性主義得以全面復興，從而導致了西方文化、科學和社會的空前繁榮。資本主義的工業文明以及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建構，也由此開啟。
隨著工業革命使以機器為主的現代工廠成為現實，企業管理方面的問題越來越多地被涉及和研究，並促發了20世紀初的科學管理運動。美國工程師弗雷德裡克·溫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又譯為“泰羅”）集前人管理思想和實踐經驗之大成，在一繫列科學實驗的基礎上，用科學研究和方法代替了純粹的個人經驗，管理學由此成為一門真正意義上的科學。不過，泰勒盡管使人們對效率的追求成為時尚，但他所關注的隻是企業內部的效率問題，基本沒有涉及企業作為一個整體如何進行管理的問題。就在科學管理運動蓬勃開展之際，歐洲大陸也出現了一批管理學的代表人物。其中，影響的當推亨利·法約爾（Henri Fayol）創立的一般管理理論和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創立的官僚制組織理論。相比之下，泰勒是一個注重實踐的問題解決者，關注的重點是微觀的“車間管理”的效率，強調技術性的科學管理。法約爾考慮的則是更宏觀的有關管理的本質問題，以一般組織作為研究對像，強調普遍性的管理職能和原則。韋伯更是站在整個社會組織發展的高度，分析社會組織的經濟與政治結構，對大型現代組織的基本模式——官僚制進行了廣泛的闡述。泰勒、法約爾和韋伯這三位管理學的先驅終共同奠定了現代管理學的基本框架，包括金字塔結構、統一指揮、控制跨度、職業專業化概念，以及適用於所有組織的一般“管理原則”等。
就在法約爾和韋伯對組織理論進行孜孜探求的時期，美國女學者瑪麗·帕克·福利特（Mary Parker Follett,又譯為“福萊特”“芙麗特”“福列特”“芙利特”等)則立足於科學管理的原則，預先提出了與“人際關繫運動”密切相關的許多觀點和理念，從而開啟了人本主義管理的先河。而福利特提出的群體是個體整合的思想，也開啟了切斯特·巴納德（Chester Barnard）協作繫統理論的先聲。兩人都試圖創造出一種合作和協作的精神，強調通過共同的群體努力獲得個體的成就，因而成為連接科學管理學派與人際關繫學派的“橋梁”。
從20世紀30年代喬治·埃爾頓·梅奧（George Elton Mayo,又譯為“梅歐”）等人進行霍桑實驗開始，一大批學者各自從社會學、心理學、生理學等角度，關注和研究企業中有關人的心理及其行為等問題，從而引發了“人際關繫運動”，使管理理論的分析焦點轉向參與者的心理及行為。隨著“人際關繫運動”和組織行為研究的拓展，“人”越來越成為管理的焦點，“激勵”日漸成為人力資源管理的核心要素，並開始更多地將激勵問題的研究深入到對“人性”的探索和挖掘上。與此同時，許多管理學家、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從行為的特點、行為和環境、行為的過程及原因等多種角度進一步拓展了對人類行為的研究，由此產生了一門對工作環境中個人行為和群體行為進行研究的綜合性學科——行為科學。當然，廣義地看，諸如心理學、社會學、社會人類學等研究在自然和社會環境中人的行為的科學，也通常被稱為行為科學。因此，為了與這些廣義的行為科學相區分，20世紀60年代之後，管理學中的行為科學開始被稱為“組織行為學”。
而自科學管理理論和人際關繫學說發展以來，現代管理學開始表現出一種分散化的發展趨勢。尤其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隨著現代科學與技術、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以及企業組織的變革，現代管理理論進入了化發展的高潮期，出現了多個管理學派、多種管理理論共生並存的局面，這被管理學家哈羅德·孔茨（Harold Koontz）稱為“管理理論叢林”。當然，就在各種新興管理理論和思想蓬勃發展的同時，研究者對管理理論的綜合也一直在進行，出現了更具綜合性特征的繫統管理學派、權變理論學派及管理過程學派，這都是對整個管理理論叢林進行“綜合”的有益嘗試。孔茨當年曾樂觀地預想，隨著管理學家們對實際管理工作情況的不斷了解，各種管理理論能夠不斷融合，達成共識，終形成一種統一的、更為有用的管理理論。然而，孔茨樂觀的預想並沒有成為現實，時代的變化和管理邏輯的演進不斷催生出各種新的管理理論，管理學的研究進入了一個“全方位拓展”的時期。
三
管理學的“全方位拓展”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這一過程中，湧現出許多管理學研究的新領域，管理學又進入了一個所謂的“新叢林”時代。這主要表現在：
其一，從泰勒的科學管理理論到人際關繫學派，人們對管理問題的關注實際上主要集中在量化的管理效率、組織的規範化和有序化、人和組織之間的關繫等問題上。而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管理實踐的演進，管理學研究開始擺脫生產和組織運營的圈子，產品的

在線試讀

現代管理演化的百年歷程表明，管理學依然面臨著多範式狀況的問題而未能走出“叢林”狀態。從哲學層面看，管理的內部邏輯的一個基本起點是“現代性”問題。正是現代性的主題分化造成了管理學內部出現效率與人性兩大邏輯主線，並形成無法通約的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兩大研究範式。在以批判與解構現代管理為學術意圖的後現代管理思潮對這場範式之爭帶來了諸多外部衝擊的同時，也提供了管理學兩大範式的整合契機。
1. 效率與人性：管理學的範式分裂
從歷史上看，正是高揚理性精神的文藝復興，尤其是啟蒙運動使得現代性產生。人的理性由此成為一切權威的來源及事物存在價值的評判標準，也成為人之所以為人的依據，成為現代性之“根”。但是，現代性在產生伊始就扭曲了古希臘的傳統理性精神。古希臘的傳統理性精神是一種“善”，是美德的重要組成，人通過理性在追求善的過程中同時領悟到自己的有限性。這種理性不包含“統治”和“控制”的內在要求。而現代性的理性精神服務於力量的運用與控制，譬如培根認為，科學應該增進人類的物質福利，否則就是些空洞的言辭遊戲。這種功利性原則實際上剝離了古希臘理性的價值意蘊而蛻化為功利性的技術理性（或者說形式理性、工具理性、科學理性）。
在技術理性支配下的科學主義思潮秉持價值中立的實證主義方法，對事物進行確定性的預測與控制，其主導邏輯是追求事物本身固有規律之“真”。而價值理性支配下的人文主義思潮，則以人自身作為對自我、他人及自然探索的出發點並從中確立人的價值，並一反實證主義的立場，轉而張揚意志、欲望、直覺、情緒、本能等非理性因素，認為非理性是世界的本原，倡導從非理性因素中確立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盡管這兩大思潮都可追溯到啟蒙理性之中並具有某種同一性，兩者共同構成了現代性的理論基礎，但二者在分化之後沿著不同的方向而愈行愈遠，終成為各自為政、互相對峙的兩大現代性思潮，對包括管理學在內的一切社會科學均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其中，啟蒙運動所塑造的理性精神迅速成為一種激烈的政治訴求，並通過轟轟烈烈的資產階級革命使政教分離、天賦人權、法制觀念、契約精神、三權分立等成為西方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部分。相應地，資產階級政權的確立、鞏固為經濟領域中的工業化運動鋪平了道路。處於工業化高潮中的亞當·斯密提出了理性追逐個人利益化的“經濟人”假設，並依據無數個體利益活動的化自動導致社會利益實現的“個體利益社會利益”法則，確立了勞動分工、經濟自由、有限政府等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的諸多基本原則。現代管理演化的百年歷程表明，管理學依然面臨著多範式狀況的問題而未能走出“叢林”狀態。從哲學層面看，管理的內部邏輯的一個基本起點是“現代性”問題。正是現代性的主題分化造成了管理學內部出現效率與人性兩大邏輯主線，並形成無法通約的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兩大研究範式。在以批判與解構現代管理為學術意圖的後現代管理思潮對這場範式之爭帶來了諸多外部衝擊的同時，也提供了管理學兩大範式的整合契機。
1. 效率與人性：管理學的範式分裂
從歷史上看，正是高揚理性精神的文藝復興，尤其是啟蒙運動使得現代性產生。人的理性由此成為一切權威的來源及事物存在價值的評判標準，也成為人之所以為人的依據，成為現代性之“根”。但是，現代性在產生伊始就扭曲了古希臘的傳統理性精神。古希臘的傳統理性精神是一種“善”，是美德的重要組成，人通過理性在追求善的過程中同時領悟到自己的有限性。這種理性不包含“統治”和“控制”的內在要求。而現代性的理性精神服務於力量的運用與控制，譬如培根認為，科學應該增進人類的物質福利，否則就是些空洞的言辭遊戲。這種功利性原則實際上剝離了古希臘理性的價值意蘊而蛻化為功利性的技術理性（或者說形式理性、工具理性、科學理性）。
在技術理性支配下的科學主義思潮秉持價值中立的實證主義方法，對事物進行確定性的預測與控制，其主導邏輯是追求事物本身固有規律之“真”。而價值理性支配下的人文主義思潮，則以人自身作為對自我、他人及自然探索的出發點並從中確立人的價值，並一反實證主義的立場，轉而張揚意志、欲望、直覺、情緒、本能等非理性因素，認為非理性是世界的本原，倡導從非理性因素中確立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盡管這兩大思潮都可追溯到啟蒙理性之中並具有某種同一性，兩者共同構成了現代性的理論基礎，但二者在分化之後沿著不同的方向而愈行愈遠，終成為各自為政、互相對峙的兩大現代性思潮，對包括管理學在內的一切社會科學均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其中，啟蒙運動所塑造的理性精神迅速成為一種激烈的政治訴求，並通過轟轟烈烈的資產階級革命使政教分離、天賦人權、法制觀念、契約精神、三權分立等成為西方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部分。相應地，資產階級政權的確立、鞏固為經濟領域中的工業化運動鋪平了道路。處於工業化高潮中的亞當·斯密提出了理性追逐個人利益化的“經濟人”假設，並依據無數個體利益活動的化自動導致社會利益實現的“個體利益社會利益”法則，確立了勞動分工、經濟自由、有限政府等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的諸多基本原則。
工業化運動的蓬勃開展與“經濟人”假設的理論升華，成為催生現代管理理論的重要的歷史條件與邏輯基礎。以泰勒為代表的科學管理運動，通過將現代理性精神根植於管理之中，確立了管理的效率至上原則，從而實現了管理的現代性飛躍，並極大地改變人類社會的生存形態。自此之後，管理學在繼承與批判之間逐漸演化出兩條清晰的邏輯主線，即以效率作為管理終極目標的科學主義範式（Scientism Paradigm）和以人性作為管理終極追求的人文主義範式（Humanism Paradigm）。科學主義範式繼承和發揚了泰勒制的效率主義追求，以“任務”為核心，追求效率至上原則，將人機械化、符號化、標準化以增強管理中的可控性；人文主義範式則批判泰勒制的效率主義目標及物本主義邏輯，以泰勒制本身所欠缺的精神因素來構建理論硬核，以“人性”為理論宗旨，重視情緒、情感、價值等非理性因素對管理的作用，強調人在工作中的尊嚴和快樂。持科學主義立場的學者力爭以實證主義方法來研究管理而強調管理學的自然科學屬性，持人文主義立場的學者則強調管理研究中的價值要素而傾向於視管理學為一門人文學科。
這兩大範式之爭的結果，是以實證主義方法為代表的科學主義範式壓倒了人文主義範式，而成為管理學研究的主流範式。泰勒制對效率的關注被後繼者推崇到極致，到20世紀20年代，則與大規模生產結合產生了福特制這一影響人類百年進程的生產組織形式。如果說泰勒與福特的管理研究主要聚焦於生產車間中的個人效率，那麼法約爾、韋伯、阨威克和古利克的組織理論則聚焦於更為宏觀的組織效率，使工具理性由操作層擴展到組織的戰略層或概念層，進一步完成了組織管理的形式化與理性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蒙以“有限理性”預設取代了此前的“完全理性”假設，使科學主義範式得以進一步完善。與此同時，隨著數量模型、統計方法和計算機信息技術不斷地成熟並迅速普及，終造成了管理科學學派在今日的興盛局面，奠定了科學主義範式成為管理學主導範式的基本格局。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管理學界出現的企業流程再造理論，如德魯克等人強調追求經濟、效率和效益“三E”（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目標的新管理主義和“新現代泰勒主義”（The Neo-Modern Taylorism）等，實際上都是以工具理性的計算邏輯來設計效率至上的科學主義範式的“遺風流韻”。
在科學主義的管理範式日漸風靡之際，管理學的人文主義範式也逐漸得以閃現。作為“管理先知”的福利特早提倡參與式管理，強調管理者與員工之間和諧關繫的重要性，從而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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