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我的書即將在中國這個歷史古國和未來之邦出版，這讓我感到非常興奮。回顧數十年的寫作生涯，我認為，我的書記錄了我所認識的西方經濟體中發生的商業革命的歷程。我感到，這場革命是中國正在經歷著的，而革命的速度遠超當時的西方。而我的書也從回答“是什麼”，升級為“怎麼做”，甚至近的“為什麼”，其中的答案對今天的中國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我的本書出版於1976年。我之所以將它命名為《組織的概念》（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s），是因為從當時到今天，我一直認為，在組織中工作的大多數人，並不明白他們扮演的是什麼角色或應該如何工作。因此他們總是不快樂，工作效率低下，遭遇失敗。通過我自己在組織中工作的經歷，我發現，組織有可能成為人類靈魂的監獄。
截至今日，我的本書在全球範圍內銷售了100萬冊，它已經成為一本標準的教科書，在首次出版40年之後的今天，許多大學和企業所開設的多門課程仍然將它作為教材。由此可見，雖然國家發展有起有落，但無論人們身在何處，他們的希望、恐懼和動機基本上不會改變。世界可能會改變，但人不會，而我所寫的就是關於人，以及人與人的關繫的內容。
另一方面，組織確實在變化，主要是因為技術的進步使得工作可以任意組合，隻需一個按鈕就可以使距離遙遠的人們互相協作，完全不需要讓與某項工作相關的所有人在同一個地方同時工作。這個顯而易見的變化使管理者的所有工作都發生了變化。當管理者不能直接跟下屬見面和交談時，你必須更加努力地思考如何組織、控制和回報他們的工作。
我不禁深思，我們可能不得不重新思考組織的本質。首先購買員工的時間，然後將這些時間有效地填入工作——我們這樣定義“雇用”正確嗎？在技術的支持下，如果某項工作可以在遠離公司總部的地方被分解為更來完成，那麼，我們可不可以不再雇用員工來生產產品和提供服務，而是讓他們自己把控工作時間？這樣，在遠離公司總部的地方，就無須再安排人來對員工進行事無巨細的監督，從而也就無須再租用辦公場所，支付養老金和其他福利，並付出管理時間了。總之，我們可以把相當數量的人和小組從員工轉化為供應商，這對雙方都有好處。
對當下而言，這樣的趨勢是顯而易見的，但在20世紀80年代時情況遠非如此。所以，我開始寫作第二本書《非理性的時代》（The Age of Unreason），試圖告訴那些在組織中工作的人們，他們為什麼需要“顛覆性思考”，以及在思考如何對工作加以組織時應該具有“非理性”或革命性。在書中，我談到了三葉草型組織（Shamrock Organization）——一個由核心人員、外包人員和兼職人員等三種人組成的組織。我認為，外包人員和兼職人員應自我定位為“組合式工作者”，將自己為數不多的客戶和項目進行彙總或組合，這樣他們就可以不再完全依賴於一個收入來源了。
如同我所著的每一本書，這本書在歐洲和美國都具有前瞻性。事實上，人們還沒有做好準備去獨立工作，組織也不相信人們可以獨立工作。但是，慢慢地，世界變了，讓每一個人繼續在組織裡工作，組織就需要支付高昂的薪水。於是，我的觀點和我發明的術語就變得時髦起來了。
但是現在，我開始為組織新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而擔心，這些壓力來自全球化競爭、更大更強的發展要求、全天整周的工作時長、對員工越來越多的要求。那麼，組織中的員工們，尤其是那些努力工作的核心成員是怎樣做的呢？他們沒有成為“空雨衣”的風險嗎？我的下一本書以《我們身在何方？》（Empty Raincoat，英文名為“空雨衣”）作為書名，它借用了我在明尼阿波裡斯市雕塑公園裡看到的一個塑像的名字，那個塑像由一件雨衣構成，雨衣裡並沒有人。那天上午，我參觀了一家大型跨國公司的總部。當我在辦公桌旁邊沿著辦公室的長廊走下去時，我覺得坐在其中的人有可能犧牲了自己的個性來扮演某些角色，可能隻是匿名的“角色扮演者”。
我覺得是時候將我的擔憂公之於眾了：組織對社會都做了些什麼？在我看來，我們生活在一片黑暗的樹林 裡，被一繫列矛盾所迷惑。我們似乎越來越努力，越來越富有，但後卻越來越不快樂。生產效率是個好指標，但它通常意味著更少的人做更多的工作，於是，那些不再被需要的人和現在做兩倍工作的人都無法高興起來。人的壽命越來越長，自由時間越來越充裕，但我們卻不知道該如何好好度過人生，特別是在工作組織不再需要我們之後。世界已成為一個令人迷惑的地方。
在《適當的自私》（The Hungry Spirit）一書中，我嘗試探索社會所面臨的這樣一種困境，那就是社會已經找到了有關經濟增長的一些答案，但卻不知該如何對待所取得的經濟增長。在非洲，我認為人們談論的是兩種饑餓，一種是淺層次的饑餓，一種是深層次的饑餓。一個人不太餓，另一個人比較餓。淺層次的饑餓需要的是維持生命的東西，包括必要的商品和服務，以及支付給他們的錢，以上這些也是我們需要的。深層次的饑餓需要則追尋一個“為什麼”層次的問題的答案：“生命的意義是什麼？”這本書的副標題是“個人與組織的希望與追尋”，其中我質疑的是，如果沒有更多的道德約束，資本主義是否能夠繼續存在，以及市場是否有其局限性。在個人層面上，我深入思考了個人身份、宗教、社區和教育等問題。但我沒有找到答案，隻是一再地提問，有了一些零星的想法。我認為，隨著一個國家變得越來越富裕，它需要深思自己的前進方向，還要思考一旦國民全部過上了富裕的生活，這個方向對他們意味著什麼。
我近出版的《你拿什麼定義自己？》（Myself and Other More
Important Matters）一書，記錄了我人生不同階段的生活。在寫作時我意識到，我一生中的大部分作品深受亞裡士多德的影響，他曾是我讀大學時的研究對像。另一方面，回顧我的生活，我還發現，我的學問大多來自於親身經歷，而不是學校裡的課程。亞裡士多德教我問“為什麼”，但答案必須來自我的思考。在忙碌的生活中，我們常常沒有空間去思考。然而，要想從自己的人生經歷學到些什麼，僅僅讓它發生是不夠的，你必須對它進行深刻反思。有意思的是，我發現自己從做錯的事情中學到的東西，比從做對了的事情中要多。有時，把事情做對了，人反而會失去判斷力。原本是因為好運，你卻歸功於你的智慧，然後你便再次如法炮制，卻發現運氣不再。我發現，你需要鼓起勇氣承認錯誤。當然我很幸運，我早期的工作無人監督，隻需自我管理。結果，當我犯了一個錯誤，我經常可以在沒人發現它之前就將其改正。而新技術使管理者對下屬的所作所為了如指掌，我對此表示擔憂。因為，受到過度的控制，意味著你並不被信任。
在回顧人生時，我還意識到，人與人總是不同的。讓周圍的人成為你能信任的人，你的大部分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但是，要信任他人，你必須認同他們的價值觀和當務之急。當我的工作出了狀況，通常是因為我和我的老板對努力做的事情和如何衡量成功有不同的看法。確實，如何定義生活、工作和業務的成功，也許正是每一位領導者或管理者所面臨的重要的問題。當董事和經理們確信他們所謂的“股東價值”非常重要，企業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會因此致富，但更廣泛的社會階層以及在組織裡工作的人卻所得甚少時，我確信西方資本主義已迷失了它的方向。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80%的人隻是為了工資而工作，一點也不在乎企業做了什麼。他們隻做不至於被解雇的少量工作，而把精力和創造力都投入到其他事情中去了。對我而言，我知道錢不是的，當你有足夠的錢時，你也會這麼想。我是通過一個慘痛的教訓明白這一點的，當我被一個無法拒絕的錄用通知所誘惑時，我就與一個糟糕的合同產生了關聯，即將成為一個失去老朋友和良好人際關繫的人。父親的去世讓我明白了，在人生的終點，職場上的成功遠比不上你為他人所做的好事。可悲的是，在我懂得這個道理並且告訴他，他教了我很多之前，他已經去世了。所以，我的另一個教訓是，千萬不要推延與對你來說至關重要的人的交談。
我之所以寫這本書，是因為我相信，隻要故事有一定的可取之處，它告訴你的就不僅僅是好的理論。我發現向生活學習是一種非常好的方式，我會鼓勵更多的人寫下他們一生所學的知識並分享出來。我們越是打開我們的生活，就會有越多的人有可能相信我們。我希望我的新讀者會喜歡我的想法、故事和反思，並發現它們跟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息息相關。我希望他們從西方世界的組織的錯誤中吸取教訓，為他們自己和他們的社會做更好的事情。
查爾斯·漢迪
2017年於英國倫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