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結論表明，重組股票在停牌前第20日起就出現明顯的累積超額收益率。李競（2010）以滬深A股中選取的44隻股票為樣本，通過事件研究法檢驗了重大資產重組停牌事件中的內幕交易行為。結果發現，重大資產重組停牌公告前上市公司的股價出現異常波動，存在較嚴重的信息洩露及內幕交易。瀋海平（2011）以2010年滬深兩市推出股權激勵方案的90家上市公司為樣本，發現股權激勵公告發布前後股票也會產生持續的累積異常收益。

為遏制內幕交易行為，《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明確規定，上市公司重大事項預計或已出現信息洩露，必須時間向交易所申請停牌。然而，“時間”上報的主動權在上市公司手中，除非信息洩露導致股價波動達到異常波動停牌的標準，否則監管層無法有效約束公司的違規行為。李競（2010）甚至建議設立內幕交易監控機制，即證券交易所要建立強大的數據庫，對重大資產重組等事項披露前的交易行為進行事後審查。考慮到重大資產重組通常實施周期長，並且實施期間需經歷兩次停牌，“披露前”的設置標準、每類重大事項停牌前的監控時間是否相同等問題尚需進一步研究。因此，深入考察不同類型重大事項停牌的信息洩露及價格發現規律，找到每類事件理論的“時間”，即停牌前信息洩露的臨界點，是完善停牌機制的首要環節。

需要指出的是，段亞林等（2003）、王鐵峰等（2005）、廖靜池等（2009）、王博等（2011）的實證研究雖然發現中國股票市場的停牌制度總體而言並不是有效的，但現有文獻並未對重大事項停牌作詳細研究。鋻於此，本文逐一調查了深圳證券交易所2008—2011年共772次停牌原因為“重大事項”的停牌公告，采用事件研究法，對重大事項停牌和其中公告次數多的重大資產重組、非公開發行和股權激勵計劃停牌的信息洩露及價格發現過程作了事件分析，並對重大資產重組作了更深入的細分研究，得出以下幾個結果。（1）上市公司發生重大事項時，市場普遍看好；從停牌前第8日起市場出現明顯的信息洩露，復牌價格過度反應（較均衡價高出近3％）；信息披露的公平性和停牌的效率性均未得到體現。（2）重大資產重組和股權激勵計劃信息洩露較非公開發行嚴重；重大資產重組復牌日股價反應過度，股權激勵計劃復牌日股價反應不足，而非公開發行復牌日的價格發現效率較高。（3）重大資產重組類細分事件中，終止重組、重大資產重組預案停牌與重大資產重組審核結果復牌日價格均反應過度；重大資產重組審核結果的停牌實際“失靈”。

本文的創新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1）現有研究雖然發現重大事項可能存在信息洩露現像，但沒有以停牌為出發點，以改善重大事項停牌機制為落腳點，進一步對其復牌日的價格發現效率作出實證檢驗。而本文則從重大事項停牌的角度發現重大資產重組和股權激勵計劃的停牌效率較低、非公開發行停牌相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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