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十字路口的人類
 
在2005年伍迪·艾倫（Woody Allen）的電影《賽點》（Match Point）中，一個網球擊中了網的上沿——它猶豫不決，不知道該落在球網的哪一側。這時，比賽的結果取決於它落在哪一邊，其中一個球員會輸，而另一個球員會贏。人類也會來到這樣的賽點嗎？在沒有歷史先例的全球背景下，即將來臨的未來尤其難以捉摸，私人銀行公司羅斯柴爾德銀行（Compagnie Financiere Edmond de Rothschild）的首席執行官米歇爾·西蘇雷爾（Michel Cicurel）在2007年觀察到，我們的星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在不同的視角之間搖擺。1在恐懼、勇氣和希望的誘惑下，我們不應該讓機會或命運來決定自己的未來。球會落在哪一邊呢？

不要讓錯誤的故事載入史冊

今天，全球化的未來正處於十字路口。我們的行動仍可能帶來歷糟糕的時期或者好的時期。我們要做得更好並且避免走這樣的捷徑——在重力的作用下，沿著滑溜溜的斜坡下滑。歷史上，這已經不是我們次面臨這樣的選擇，但也許這是我們次在全球聯繫如此緊密的背景下面臨這樣的選擇。在前進的道路上腳踏實地是至關重
要的。
如果我們不讓積極的力量發揮作用，如果我們忽略自身的弱點，隻是將其留給後代，讓他們在我們經歷混亂之後再去清理，那麼我們可以留下且讓他們去繼承的東西可能隻是債務而不是資產，而這些也將成為破壞性的力量，它們必然會戰勝團結的力量。難道我們真的想讓事情失控，進而重演20世紀30年代的場景嗎？

反對O-H-I-O

通過讓民族主義者、帝國主義者、保護主義者、地方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茁壯成長——根據大衛·利普頓的O-H-I-O（own house in order，管理好自身事務）戰略，2讓每一個國家關閉邊界，自行彌補資金缺口，建立外彙儲備，並等待情況好轉，我們就會讓平庸操縱局勢。通過讓英國人——而不是蘇格蘭人或愛爾蘭人——在歐洲之外走自己的路並解散申根區，讓中國和俄羅斯在其勢力範圍內發揮主導作用，讓伊斯蘭國家內鬥，讓地球升溫，讓谷歌、蘋果、臉譜網、亞馬遜侵吞我們的數據，讓希臘人餓死，讓難民淹死，讓貧困的國家處於掙扎之中——簡而言之，通過放棄政治、經濟、國際金融合作，一次又一次地切斷我們如此小心翼翼地建立起來的連接。這樣，我們隻會再次陷入20世紀30年代的局面。
請記住丘吉爾著名的警告：“忘記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3歐洲在處理難民危機時不應該像16世紀前的羅馬帝國那樣，當時，羅馬帝國把向西推進的匈奴人視為所謂的“野蠻人”，我們可以將他們與今天的伊斯蘭國家相提並論。這個頹廢的帝國在自己的重壓之下崩潰了，因為它找不到一種方法來明智地吸納這些人口，進而重建社會契約。

邪惡的替代選擇

美國政治學家、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總裁伊恩·布雷默認為，全球化有3條可能的發展道路，而其中的兩條道路根本不值得稱贊。條道路是自上而下的道路（一種寡頭模式）。在這種模式中，精英壓制普通人。在政府和社會為了排斥這些公民而建立的真實或虛擬邊界的影響下，由於一種“全球化子類公民”（這些公民被認為是沒有生產力的或貧困的）的存在，全球化的進程有所減緩，甚至停滯。這是一條被我比作羅馬帝國般的路徑：用邊境上的防御設施（法語：līmes）來抵御外部的野蠻人，用面包和馬戲團（法語：panem et circenses）來維持內部的人口。幾個世紀以來這種方法一直奏效，但當時既沒有推特，也沒有臉譜網。第二條道路是自下而上的道路（一種革命性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中，普通人從精英手中奪取了權力。對於富人來說，由於社會不穩定蔓延、網絡攻擊及其帶來的強制性透明度（以及其他不對稱的回應）阻礙了機構的有效運作，全球化進程放緩，甚至停滯不前。這條道路在某種程度上與法國大革命之類的路徑相呼應，意味著特權的突然消失。
盡管未來的道路肯定不會是一條特別清晰的軌跡，但我們不應該相信這一類的風險永遠不會發生。這是2007年金融參與者犯下的錯誤，他們被說服了，他們認為每一百年纔會發生一次的金融災難在當前不會重現（上一次發生在1929年）。這也是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黑天鵝理論中的一個例子。直到有人在澳大利亞發現了一隻黑天鵝，人們纔相信天鵝不一定是白色的。塔勒布是概率認識論方面的專家，他向我們展示了隨機事件和小概率事件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4即使在5年前，誰會知道敘利亞的衝突會導致數百萬難民湧入，危及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並成為一個核心問題呢？誰會料到，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會在歐洲的恐怖主義危機中宣布就英國脫歐舉行公投呢？誰又會在大選之夜料到，英國脫歐公投會在第二天早上獲勝呢？5
我們也不應該相信災難隻會發生在其他人身上。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星球上，我們不能，至少目前還不能從這個藍色的星球上掙脫出來，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1972年就已經確定了這個不朽的事實。我們的命運是相通的：面臨離心力造成的一些威脅——來自地緣政治、經濟、金融、氣候、流行病或數字方面的威脅，我們都將受到影響。我們無法逃避全球化，無論它發展的軌跡如何，我們都無法擺
脫它。

雄心勃勃的第三條道路：重新設計我們的共同統治權

布雷默將第三條道路稱為“共同統治權”，它將像共有住宅一樣發揮作用：面對壓力，盡管存在反市場的力量，政府（和公司）將重新建立社會契約以減少不平等，並使中產階級重新獲得地位和發展前景；全球化將以目前的形式繼續發展，在適應供應鏈本土化的同時，期望讓每個人都受益。這既不是一個帝國的崩潰，也不是一場革命，而是一項由業主們展開的、進行建築維護的行動，包括修理電梯、清理樓梯井和讓鄰居們互相交談。
這是人類歷史的替代性版本之一，並且人類至今仍有機會去書寫。這個版本的歷史綱要於2015年確定，而且這將是一段被馴服的全球化歷史，它讓所有人類無一例外地獲得了更好的生活。顯然，我們永遠不可能完全實現這一目標，這仍然是一個理想。但是，目標可以創造正能量。它提出了一條漸進的道路，可以通向更幸福的世界，使人類進入一個新的啟蒙時代，實現一次新的復興。
但是，書寫這個版本的歷史需要我們付出更多的努力。正如糟糕的選擇會自然實現一樣，第三種選擇需要更多的勇氣、參與、責任和領導力。選擇希望之路將是非常困難的。

一個歷史教訓：壞的情況永遠無法確定

但是，選擇希望是值得的！2010年5月，60歲的財務總監雅克·德·查倫達爾（Jacques de Chalendar）6參加了我在法國農業信貸銀行組織的午餐，他是我們當中年齡的一位。而圍坐在桌邊的是法國政界和經濟精英的廣大代表，他們在討論希臘危機，當時希臘危機正首次達到。餐後不久，雅克·德·查倫達爾說道：“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加入了政府，當時的形勢真的很糟糕，未來也不可能比這更暗淡了。那時，沒有人會想到，法國將迎來輝煌的年份，出現了‘光輝30年’。而今天身負重任的你們，也不應該悲嘆，而要努力工作，努力重建你們的國家！”這個請求徹底征服了我。他把事情看得很清楚：我們這些管理人員往往沉迷於眼前的未來，以至於過度重視壞消息而忽略了好消息。如果歐洲和世界不是聳聳肩，而是說這是他們美好日子到來之前的黎明，那會怎麼樣呢？那樣不是更勇敢嗎？

“奔向我們自己的風險”：機會的時代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金融和經濟危機留下了一個增長停滯的世界，在這裡我們可能永遠無法實現“光輝30年”的穩定或“大緩和”。然而，在這個世界上，仍然存在增長的源泉，7我們有辦法將其融入國際體繫。尤其是人口統計因素，它仍然是增長的主要動力。未來幾十年，地球人口將增加30億！然而，在後危機時代，利率如此之低，以至於投資幾乎沒有收益。銀行已經把自己的主導地位讓給了機構投資者，機構投資者管理的資金很快將達到100。毫無疑問，這些機構投資者將在宏觀經濟的平衡中發揮作用。同時，G20也構成了全世界的一種獨特的合作機制，在2009年，它就在以一種具有歷史意義的方式應對全球金融危機。雖然並不是所有的意見都能直接在會議上發表，但國際組織在促進全球合作方面必須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與此同時，聯合國制訂了未來15年的可持續發展計劃。這些共同目標很偉大卻很脆弱，但它們的確存在，並且在三項國際協議中被批準通過。圍繞道德及社會責任融資理念展開的辯論和新方法層出不窮，這些融資方式能夠將季度報告的專制拋在腦後，同時從長遠的角度進行思考，將投資引向有意義的、可行的項目，為人類開啟新的未來。8
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以國際保險公司為首，尤其對氣候變化感到擔憂，它們有能力改變這個局面。英國央行行長、金融穩定委員會主席馬克·卡尼在2015年9月就這一問題發表了歷史性講話，他堅持認為有必要在全球金融中考慮氣候風險。
管理新興市場的巨大風險的必要性一如既往地重要……盡管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一直還存在著科學分歧（就像任何科學問題一樣），但我發現，保險公司是堅決的倡導者之一，他們認為應該盡早解決這個問題。這不足為奇。當其他人都在爭論這個理論時，你卻在面對現實：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已經在冊的與天氣有關的損失事件增加了兩倍。這些事件造成的經通貨膨脹因素調整後的保險損失從20世紀80年代的年均10左右增加到過去10年的年均50左右。9
這些劇變將威脅到全球金融穩定，並長期威脅著國際社會的財富。馬克·卡尼指出了三大風險。
■ 物理風險：當前發生的氣候和氣像事件對保險責任和金融資產價值的影響，如造成財產損失或破壞貿易的洪水和風暴。
■ 與責任相關的風險：如果因氣候變化而遭受損失或損害的一方向對其負有責任的一方尋求賠償，那麼潛在的風險就會出現。這類索賠程序可能會在幾十年後出現，它們可能會對碳提取者和排放者造成嚴重的打擊，而且當它們擁有責任保險時，它們的保險公司也會受到影響。
■ 與轉變相關的風險：向低碳經濟調整過程中產生的金融風險。隨著成本和機會變得日益明顯，政策、技術和物理風險的變化可能促使人們重新評估大量資產的價值。10
從這三個層面上講，金融和氣候密切相關。我們不能隻處理其中某一類風險而忽略其他風險。
現在是時候去重塑金融體繫，重新定義全球投資生態繫統中參與者的角色並重建合作基礎了嗎？許多決策者都同意我們采取行動。那我們還等什麼呢？我們快沒有時間了。技術變革的快節奏、地緣政治的不穩定和氣候變暖帶來的後果，已經對世界經濟構成了短期威脅。正如
馬克·卡尼在2015年9月強調的那樣，“機會的窗口期是有限的，而且正在縮小”。用勒內·沙爾（René Char）的詩來解釋：我們需要今天采取行動；我們應該總是冒著風險。11讓我們不要等到為時已晚纔采取行動！是時候重新獲得對金融的控制權了。

“他們”意味著我們

“我們”指的是我們每個人。“他們”指的是政客、領導、高管和經理們，我們有時會過於迅速地判定他們不負責任，但這種做法有時候卻是相當合理的。
當然，“他們”有責任樹立一個好榜樣。他們對我們負有責任：我們作為公民、股東或員工，與他們簽訂了合同，並將責任委托給他們。他們有責任盡職盡責地代表我們，並需要有勇氣去承擔責任，而不是想盡一切辦法讓自己置身事外。盡管在這個從定義上來說並不完美的世界裡，什麼都不做纔是好的方式。12他們需要待在橋上，面對暴風雨，抵御緊急情況，掃視地平線。在金融危機期間，我是這麼說的：“領導人之所以能得到福利和報酬，不是因為他們是‘辦公室裡的官僚’，而是因為他們要站崗和放哨！”13他們有責任在簽署伙伴關繫、條約和國家或國際承諾時不表現出懷疑態度，也需要有執行這些承諾的政治勇氣，有尊重其承諾的尊嚴。
盡管我清楚金融危機中發生的一切和我目睹的一切，我仍然相信國際協定、像征的力量和聲明原則的美德。這是一種應對現實的方式，即使僅僅這樣還不夠。如果我們認真對待條約，世界將會變得更美好。例如1975年的《赫爾辛基協定》（Helsinki Accords），當勃列日涅夫（Brezhnev）時代的蘇聯後同意簽署《指導成員國間關繫的原則宣言》（包括人權和基本自由）時，誰能想像這將打開一個缺口並導致蘇聯解體呢？當一個政府簽署一份文件時，它做出的承諾有時比它自身預期的要長得多。
但出於這個原因，我們必須記住，代表的簽名也是我們做出的承諾。作為公民或公共服務的使用者，我們必須遵守這些規定。首簽署第21次締約方會議協議或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協議時，當他們代表自己所領導的國家致力於可持續發展時，這個簽名將使我們所有人（公共部門當局、公司、非政府組織和公民）都負有責任。我們都有責任主動承擔起協議所規定的職責。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保持警惕，發揮自身的作用，監督采取的行動，確保這些協議得到充分實施。我們必須記住，在這個社會網絡化的時代，我們擁有的所有權力，將通過我們的選票和我們在投資和消費時所做的選擇，在我們表達自己的聲音的時候制約社會中的關鍵人物。我們不能放棄這一基本權利，這也是一項責任。

“我們”都能控制

我們都在駕馭席卷全球的全球化浪潮，誰都無法逃脫。但全球化本身並不是好的或者壞的，就像金融一樣，它沒有靈魂，它就是它呈現出來的樣子。換句話說，不要屈服於它，我們都有控制全球化的力量。如果必須假設我們在民主的政治體制和環境下共同做出承諾，那麼就還必須假設我們每個人都能致力於按照自身水平去識別自己的行動能力，並將其作為我們每一個人內在的權力和責任。
“他們”意味著我們！這是米歇爾·康德蘇教給我的另一個偉大的教訓：為了迎接更好的人類的黎明，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當然，一部分人的責任更大。地球上的每個人，無論住在哪裡，都有一項共同的責任：無論是一個國家、城市、公司、機構的領導者，還是非政府組織、擁有投票權且有能力投資公共領域或納稅的公民、有權利在互聯網上行使言論自由權的個人、交納會費的協會會員、購物的消費者、通過薪水做慈善捐款的雇員，抑或把錢放在股票或儲蓄賬戶的股東、儲蓄者或退休老人。貧窮和不民主國家的居民的行動自由會大大減少，但我在世界銀行的工作經歷使我相信，每一個男人和每一個女人，甚至是那些生活在偏遠地區的人，都能在他們所在的地方改變很多事情。但很明顯，你擁有的越多，責任就越大。
如果我們要共同創造一段美好的歷史，那麼每個人就必須行使自己的個人權力。

為了人類的共同利益，重塑全球金融體繫的時候到了

因此，我們需要做的是認識到，在這個問題越來越大、越來越全球化的相互聯繫的世界中，我們不能單獨行動。
國際社會在2015年為自己描繪了一幅巨大而必要的藍圖，而隻有我們將各國的所有智慧和能量相互結合並在內部凝聚起來，纔能將其變為現實。我們需要公共部門、私營部門和社區參與者的集體合作。我們必須成功地從O-H-I-O戰略轉變為C-A-lifornia戰略——集體行動的戰略（或者我們可以采用伊恩·布雷默的“共同統治權”概念）。
然而，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在個人主義的世界裡，沒有什麼比這更困難的了：人們相互之間的不信任如此牢固和頑固（尤其是像美國或法國這樣的國家，公共和私人文化與心態之間的鴻溝仍然很深——在大部分“聯合起來”的地區，情況確實如此）。從原則上反對，以及堅持自己的利益和立場是很容易的！但我相信這種改變是可能的，在過去的15年，我在參加的所有首腦會議、項目、會議和工作小組中都看到了這種改變，特別是在巴黎氣候變化會議上。
盡管在過去的10年中金融業的幻想破滅了，但金融仍然擁有融合的潛力。這個可憐的主人也可以是一個好僕人，雖然它曾經是問題的一部分，但它現在可以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這不僅僅是因為金融像科技一樣，是一種通用語言、發明工具，當它被合理使用時，財富就可以流通、彙集並創造價值，幫助人們和他們的各種機構一起發揮作用；還因為在我們作為公民、納稅人、消費者、投資者、股東、儲蓄者、養老金領取者、協會成員等等的角色中——正如前面提到的，我們都可以對人類的投資組合產生影響。得益於資本的自由流通，我們每個人的行動都能對地球產生積極的影響。同樣，始於2007年的導致經濟停滯的金融全球化，也很可能是使世界重回正軌的全球化。
但是，為了回到正確的道路上，我們需要抓住今天擁有的機會，重塑國際金融體繫。也就是說，我們要建立一個受控制的體繫，它需要適度監管——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我們要重新考慮國家之間的團結一致。它是一個美國華爾街或倫敦金融城不能為其他國家做出決定的繫統，也不會賦予其他人這項權利，無論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投資者，還是監管機構、中央銀行或儲戶。它是一個創新競爭的繫統，為全球的融資需求尋找的答案。這個繫統依賴於現有的、經過合理改革的機構，同時它也知道如何好地利用這些機構，如何讓它們重新獲得精神動力——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嚴重之時國際社會所表現出來的精神。當時，他們創立了G20，而不是退而討論各個國家內部的問題，讓會議變成一個沒有權力的“空談俱樂部”。
我們還沒有修復被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所破壞的繫統，隻是填補了一些漏洞。我們還沒有完成所需要的改革。正如雅克·德·查倫達爾所言：“讓我們卷起袖子，現在就開始重建；所有的工具都在這裡，在我們的掌握之中！”球也會落在我們所選擇的一側。但是，就像改進網球運動一樣，改善金融體繫也意味著我們需要回到起點。
第七章 十字路口的人類
 
在2005年伍迪·艾倫（Woody Allen）的電影《賽點》（Match Point）中，一個網球擊中了網的上沿——它猶豫不決，不知道該落在球網的哪一側。這時，比賽的結果取決於它落在哪一邊，其中一個球員會輸，而另一個球員會贏。人類也會來到這樣的賽點嗎？在沒有歷史先例的全球背景下，即將來臨的未來尤其難以捉摸，私人銀行公司羅斯柴爾德銀行（Compagnie Financiere Edmond de Rothschild）的首席執行官米歇爾·西蘇雷爾（Michel Cicurel）在2007年觀察到，我們的星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在不同的視角之間搖擺。1在恐懼、勇氣和希望的誘惑下，我們不應該讓機會或命運來決定自己的未來。球會落在哪一邊呢？

不要讓錯誤的故事載入史冊

今天，全球化的未來正處於十字路口。我們的行動仍可能帶來歷糟糕的時期或者好的時期。我們要做得更好並且避免走這樣的捷徑——在重力的作用下，沿著滑溜溜的斜坡下滑。歷史上，這已經不是我們次面臨這樣的選擇，但也許這是我們次在全球聯繫如此緊密的背景下面臨這樣的選擇。在前進的道路上腳踏實地是至關重
要的。
如果我們不讓積極的力量發揮作用，如果我們忽略自身的弱點，隻是將其留給後代，讓他們在我們經歷混亂之後再去清理，那麼我們可以留下且讓他們去繼承的東西可能隻是債務而不是資產，而這些也將成為破壞性的力量，它們必然會戰勝團結的力量。難道我們真的想讓事情失控，進而重演20世紀30年代的場景嗎？

反對O-H-I-O

通過讓民族主義者、帝國主義者、保護主義者、地方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茁壯成長——根據大衛·利普頓的O-H-I-O（own house in order，管理好自身事務）戰略，2讓每一個國家關閉邊界，自行彌補資金缺口，建立外彙儲備，並等待情況好轉，我們就會讓平庸操縱局勢。通過讓英國人——而不是蘇格蘭人或愛爾蘭人——在歐洲之外走自己的路並解散申根區，讓中國和俄羅斯在其勢力範圍內發揮主導作用，讓伊斯蘭國家內鬥，讓地球升溫，讓谷歌、蘋果、臉譜網、亞馬遜侵吞我們的數據，讓希臘人餓死，讓難民淹死，讓貧困的國家處於掙扎之中——簡而言之，通過放棄政治、經濟、國際金融合作，一次又一次地切斷我們如此小心翼翼地建立起來的連接。這樣，我們隻會再次陷入20世紀30年代的局面。
請記住丘吉爾著名的警告：“忘記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3歐洲在處理難民危機時不應該像16世紀前的羅馬帝國那樣，當時，羅馬帝國把向西推進的匈奴人視為所謂的“野蠻人”，我們可以將他們與今天的伊斯蘭國家相提並論。這個頹廢的帝國在自己的重壓之下崩潰了，因為它找不到一種方法來明智地吸納這些人口，進而重建社會契約。

邪惡的替代選擇

美國政治學家、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總裁伊恩·布雷默認為，全球化有3條可能的發展道路，而其中的兩條道路根本不值得稱贊。條道路是自上而下的道路（一種寡頭模式）。在這種模式中，精英壓制普通人。在政府和社會為了排斥這些公民而建立的真實或虛擬邊界的影響下，由於一種“全球化子類公民”（這些公民被認為是沒有生產力的或貧困的）的存在，全球化的進程有所減緩，甚至停滯。這是一條被我比作羅馬帝國般的路徑：用邊境上的防御設施（法語：līmes）來抵御外部的野蠻人，用面包和馬戲團（法語：panem et circenses）來維持內部的人口。幾個世紀以來這種方法一直奏效，但當時既沒有推特，也沒有臉譜網。第二條道路是自下而上的道路（一種革命性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中，普通人從精英手中奪取了權力。對於富人來說，由於社會不穩定蔓延、網絡攻擊及其帶來的強制性透明度（以及其他不對稱的回應）阻礙了機構的有效運作，全球化進程放緩，甚至停滯不前。這條道路在某種程度上與法國大革命之類的路徑相呼應，意味著特權的突然消失。
盡管未來的道路肯定不會是一條特別清晰的軌跡，但我們不應該相信這一類的風險永遠不會發生。這是2007年金融參與者犯下的錯誤，他們被說服了，他們認為每一百年纔會發生一次的金融災難在當前不會重現（上一次發生在1929年）。這也是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黑天鵝理論中的一個例子。直到有人在澳大利亞發現了一隻黑天鵝，人們纔相信天鵝不一定是白色的。塔勒布是概率認識論方面的專家，他向我們展示了隨機事件和小概率事件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4即使在5年前，誰會知道敘利亞的衝突會導致數百萬難民湧入，危及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並成為一個核心問題呢？誰會料到，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會在歐洲的恐怖主義危機中宣布就英國脫歐舉行公投呢？誰又會在大選之夜料到，英國脫歐公投會在第二天早上獲勝呢？5
我們也不應該相信災難隻會發生在其他人身上。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星球上，我們不能，至少目前還不能從這個藍色的星球上掙脫出來，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1972年就已經確定了這個不朽的事實。我們的命運是相通的：面臨離心力造成的一些威脅——來自地緣政治、經濟、金融、氣候、流行病或數字方面的威脅，我們都將受到影響。我們無法逃避全球化，無論它發展的軌跡如何，我們都無法擺
脫它。

雄心勃勃的第三條道路：重新設計我們的共同統治權

布雷默將第三條道路稱為“共同統治權”，它將像共有住宅一樣發揮作用：面對壓力，盡管存在反市場的力量，政府（和公司）將重新建立社會契約以減少不平等，並使中產階級重新獲得地位和發展前景；全球化將以目前的形式繼續發展，在適應供應鏈本土化的同時，期望讓每個人都受益。這既不是一個帝國的崩潰，也不是一場革命，而是一項由業主們展開的、進行建築維護的行動，包括修理電梯、清理樓梯井和讓鄰居們互相交談。
這是人類歷史的替代性版本之一，並且人類至今仍有機會去書寫。這個版本的歷史綱要於2015年確定，而且這將是一段被馴服的全球化歷史，它讓所有人類無一例外地獲得了更好的生活。顯然，我們永遠不可能完全實現這一目標，這仍然是一個理想。但是，目標可以創造正能量。它提出了一條漸進的道路，可以通向更幸福的世界，使人類進入一個新的啟蒙時代，實現一次新的復興。
但是，書寫這個版本的歷史需要我們付出更多的努力。正如糟糕的選擇會自然實現一樣，第三種選擇需要更多的勇氣、參與、責任和領導力。選擇希望之路將是非常困難的。

一個歷史教訓：壞的情況永遠無法確定

但是，選擇希望是值得的！2010年5月，60歲的財務總監雅克·德·查倫達爾（Jacques de Chalendar）6參加了我在法國農業信貸銀行組織的午餐，他是我們當中年齡的一位。而圍坐在桌邊的是法國政界和經濟精英的廣大代表，他們在討論希臘危機，當時希臘危機正首次達到。餐後不久，雅克·德·查倫達爾說道：“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加入了政府，當時的形勢真的很糟糕，未來也不可能比這更暗淡了。那時，沒有人會想到，法國將迎來輝煌的年份，出現了‘光輝30年’。而今天身負重任的你們，也不應該悲嘆，而要努力工作，努力重建你們的國家！”這個請求徹底征服了我。他把事情看得很清楚：我們這些管理人員往往沉迷於眼前的未來，以至於過度重視壞消息而忽略了好消息。如果歐洲和世界不是聳聳肩，而是說這是他們美好日子到來之前的黎明，那會怎麼樣呢？那樣不是更勇敢嗎？

“奔向我們自己的風險”：機會的時代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金融和經濟危機留下了一個增長停滯的世界，在這裡我們可能永遠無法實現“光輝30年”的穩定或“大緩和”。然而，在這個世界上，仍然存在增長的源泉，7我們有辦法將其融入國際體繫。尤其是人口統計因素，它仍然是增長的主要動力。未來幾十年，地球人口將增加30億！然而，在後危機時代，利率如此之低，以至於投資幾乎沒有收益。銀行已經把自己的主導地位讓給了機構投資者，機構投資者管理的資金很快將達到100。毫無疑問，這些機構投資者將在宏觀經濟的平衡中發揮作用。同時，G20也構成了全世界的一種獨特的合作機制，在2009年，它就在以一種具有歷史意義的方式應對全球金融危機。雖然並不是所有的意見都能直接在會議上發表，但國際組織在促進全球合作方面必須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與此同時，聯合國制訂了未來15年的可持續發展計劃。這些共同目標很偉大卻很脆弱，但它們的確存在，並且在三項國際協議中被批準通過。圍繞道德及社會責任融資理念展開的辯論和新方法層出不窮，這些融資方式能夠將季度報告的專制拋在腦後，同時從長遠的角度進行思考，將投資引向有意義的、可行的項目，為人類開啟新的未來。8
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以國際保險公司為首，尤其對氣候變化感到擔憂，它們有能力改變這個局面。英國央行行長、金融穩定委員會主席馬克·卡尼在2015年9月就這一問題發表了歷史性講話，他堅持認為有必要在全球金融中考慮氣候風險。
管理新興市場的巨大風險的必要性一如既往地重要……盡管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一直還存在著科學分歧（就像任何科學問題一樣），但我發現，保險公司是堅決的倡導者之一，他們認為應該盡早解決這個問題。這不足為奇。當其他人都在爭論這個理論時，你卻在面對現實：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已經在冊的與天氣有關的損失事件增加了兩倍。這些事件造成的經通貨膨脹因素調整後的保險損失從20世紀80年代的年均10左右增加到過去10年的年均50左右。9
這些劇變將威脅到全球金融穩定，並長期威脅著國際社會的財富。馬克·卡尼指出了三大風險。
■ 物理風險：當前發生的氣候和氣像事件對保險責任和金融資產價值的影響，如造成財產損失或破壞貿易的洪水和風暴。
■ 與責任相關的風險：如果因氣候變化而遭受損失或損害的一方向對其負有責任的一方尋求賠償，那麼潛在的風險就會出現。這類索賠程序可能會在幾十年後出現，它們可能會對碳提取者和排放者造成嚴重的打擊，而且當它們擁有責任保險時，它們的保險公司也會受到影響。
■ 與轉變相關的風險：向低碳經濟調整過程中產生的金融風險。隨著成本和機會變得日益明顯，政策、技術和物理風險的變化可能促使人們重新評估大量資產的價值。10
從這三個層面上講，金融和氣候密切相關。我們不能隻處理其中某一類風險而忽略其他風險。
現在是時候去重塑金融體繫，重新定義全球投資生態繫統中參與者的角色並重建合作基礎了嗎？許多決策者都同意我們采取行動。那我們還等什麼呢？我們快沒有時間了。技術變革的快節奏、地緣政治的不穩定和氣候變暖帶來的後果，已經對世界經濟構成了短期威脅。正如
馬克·卡尼在2015年9月強調的那樣，“機會的窗口期是有限的，而且正在縮小”。用勒內·沙爾（René Char）的詩來解釋：我們需要今天采取行動；我們應該總是冒著風險。11讓我們不要等到為時已晚纔采取行動！是時候重新獲得對金融的控制權了。

“他們”意味著我們

“我們”指的是我們每個人。“他們”指的是政客、領導、高管和經理們，我們有時會過於迅速地判定他們不負責任，但這種做法有時候卻是相當合理的。
當然，“他們”有責任樹立一個好榜樣。他們對我們負有責任：我們作為公民、股東或員工，與他們簽訂了合同，並將責任委托給他們。他們有責任盡職盡責地代表我們，並需要有勇氣去承擔責任，而不是想盡一切辦法讓自己置身事外。盡管在這個從定義上來說並不完美的世界裡，什麼都不做纔是好的方式。12他們需要待在橋上，面對暴風雨，抵御緊急情況，掃視地平線。在金融危機期間，我是這麼說的：“領導人之所以能得到福利和報酬，不是因為他們是‘辦公室裡的官僚’，而是因為他們要站崗和放哨！”13他們有責任在簽署伙伴關繫、條約和國家或國際承諾時不表現出懷疑態度，也需要有執行這些承諾的政治勇氣，有尊重其承諾的尊嚴。
盡管我清楚金融危機中發生的一切和我目睹的一切，我仍然相信國際協定、像征的力量和聲明原則的美德。這是一種應對現實的方式，即使僅僅這樣還不夠。如果我們認真對待條約，世界將會變得更美好。例如1975年的《赫爾辛基協定》（Helsinki Accords），當勃列日涅夫（Brezhnev）時代的蘇聯後同意簽署《指導成員國間關繫的原則宣言》（包括人權和基本自由）時，誰能想像這將打開一個缺口並導致蘇聯解體呢？當一個政府簽署一份文件時，它做出的承諾有時比它自身預期的要長得多。
但出於這個原因，我們必須記住，代表的簽名也是我們做出的承諾。作為公民或公共服務的使用者，我們必須遵守這些規定。首簽署第21次締約方會議協議或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協議時，當他們代表自己所領導的國家致力於可持續發展時，這個簽名將使我們所有人（公共部門當局、公司、非政府組織和公民）都負有責任。我們都有責任主動承擔起協議所規定的職責。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保持警惕，發揮自身的作用，監督采取的行動，確保這些協議得到充分實施。我們必須記住，在這個社會網絡化的時代，我們擁有的所有權力，將通過我們的選票和我們在投資和消費時所做的選擇，在我們表達自己的聲音的時候制約社會中的關鍵人物。我們不能放棄這一基本權利，這也是一項責任。

“我們”都能控制

我們都在駕馭席卷全球的全球化浪潮，誰都無法逃脫。但全球化本身並不是好的或者壞的，就像金融一樣，它沒有靈魂，它就是它呈現出來的樣子。換句話說，不要屈服於它，我們都有控制全球化的力量。如果必須假設我們在民主的政治體制和環境下共同做出承諾，那麼就還必須假設我們每個人都能致力於按照自身水平去識別自己的行動能力，並將其作為我們每一個人內在的權力和責任。
“他們”意味著我們！這是米歇爾·康德蘇教給我的另一個偉大的教訓：為了迎接更好的人類的黎明，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當然，一部分人的責任更大。地球上的每個人，無論住在哪裡，都有一項共同的責任：無論是一個國家、城市、公司、機構的領導者，還是非政府組織、擁有投票權且有能力投資公共領域或納稅的公民、有權利在互聯網上行使言論自由權的個人、交納會費的協會會員、購物的消費者、通過薪水做慈善捐款的雇員，抑或把錢放在股票或儲蓄賬戶的股東、儲蓄者或退休老人。貧窮和不民主國家的居民的行動自由會大大減少，但我在世界銀行的工作經歷使我相信，每一個男人和每一個女人，甚至是那些生活在偏遠地區的人，都能在他們所在的地方改變很多事情。但很明顯，你擁有的越多，責任就越大。
如果我們要共同創造一段美好的歷史，那麼每個人就必須行使自己的個人權力。

為了人類的共同利益，重塑全球金融體繫的時候到了

因此，我們需要做的是認識到，在這個問題越來越大、越來越全球化的相互聯繫的世界中，我們不能單獨行動。
國際社會在2015年為自己描繪了一幅巨大而必要的藍圖，而隻有我們將各國的所有智慧和能量相互結合並在內部凝聚起來，纔能將其變為現實。我們需要公共部門、私營部門和社區參與者的集體合作。我們必須成功地從O-H-I-O戰略轉變為C-A-lifornia戰略——集體行動的戰略（或者我們可以采用伊恩·布雷默的“共同統治權”概念）。
然而，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在個人主義的世界裡，沒有什麼比這更困難的了：人們相互之間的不信任如此牢固和頑固（尤其是像美國或法國這樣的國家，公共和私人文化與心態之間的鴻溝仍然很深——在大部分“聯合起來”的地區，情況確實如此）。從原則上反對，以及堅持自己的利益和立場是很容易的！但我相信這種改變是可能的，在過去的15年，我在參加的所有首腦會議、項目、會議和工作小組中都看到了這種改變，特別是在巴黎氣候變化會議上。
盡管在過去的10年中金融業的幻想破滅了，但金融仍然擁有融合的潛力。這個可憐的主人也可以是一個好僕人，雖然它曾經是問題的一部分，但它現在可以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這不僅僅是因為金融像科技一樣，是一種通用語言、發明工具，當它被合理使用時，財富就可以流通、彙集並創造價值，幫助人們和他們的各種機構一起發揮作用；還因為在我們作為公民、納稅人、消費者、投資者、股東、儲蓄者、養老金領取者、協會成員等等的角色中——正如前面提到的，我們都可以對人類的投資組合產生影響。得益於資本的自由流通，我們每個人的行動都能對地球產生積極的影響。同樣，始於2007年的導致經濟停滯的金融全球化，也很可能是使世界重回正軌的全球化。
但是，為了回到正確的道路上，我們需要抓住今天擁有的機會，重塑國際金融體繫。也就是說，我們要建立一個受控制的體繫，它需要適度監管——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我們要重新考慮國家之間的團結一致。它是一個美國華爾街或倫敦金融城不能為其他國家做出決定的繫統，也不會賦予其他人這項權利，無論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投資者，還是監管機構、中央銀行或儲戶。它是一個創新競爭的繫統，為全球的融資需求尋找的答案。這個繫統依賴於現有的、經過合理改革的機構，同時它也知道如何好地利用這些機構，如何讓它們重新獲得精神動力——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嚴重之時國際社會所表現出來的精神。當時，他們創立了G20，而不是退而討論各個國家內部的問題，讓會議變成一個沒有權力的“空談俱樂部”。
我們還沒有修復被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所破壞的繫統，隻是填補了一些漏洞。我們還沒有完成所需要的改革。正如雅克·德·查倫達爾所言：“讓我們卷起袖子，現在就開始重建；所有的工具都在這裡，在我們的掌握之中！”球也會落在我們所選擇的一側。但是，就像改進網球運動一樣，改善金融體繫也意味著我們需要回到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