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面對不確定的未來，人們總願意回溯歷史，冀望從中得到靈感和啟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侵襲，再次引發了人們對金融史，尤其是金融危機史的強烈興趣。1929年到1933年的大蕭條總被拿來作對比。而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是前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正好是研究大蕭條的專家。當然，還有更為久遠的歷史可以回顧。在2009年美國懷俄明州傑克遜·霍爾（Jackson Hole）的全球中央銀行年會上，被提及多的名字不是凱恩斯，也不是弗裡德曼，而是本書作者沃爾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原因就在於他寫了這本書。如果說20世紀屬於美聯儲和華爾街，那麼，19世紀則屬於英格蘭銀行和倫巴第街。白芝浩的這本書，正是關於英格蘭銀行和倫巴第街的。

2007年8月9日，法國巴黎銀行宣布凍結旗下三隻基金，是因為其在美國次級貸款市場遭受巨大虧損。這一消息令歐美股市大幅下挫，各大銀行開始囤積現金，短期貸款利率飆升。市場人士不禁驚呼：“我們都沒經歷過這種情況。就好像從來都是隻要擰開水龍頭，水就會流出來，而現在卻不出水了。”（尼爾·歐文，2015）歐洲央行召開了緊急會議，行長特裡謝重申了中央銀行作為“後貸款人”的傳統角色。當日，歐洲央行向銀行繫統注入大量資金，49家銀行共獲得約95。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和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共進早餐後，給美聯儲貨幣事務部門主管發了封郵件，指示紐約聯儲在公開市場大量購進政府債券。收到指令後，紐約聯儲當日向金融繫統注入24現金。

沒錯，水龍頭又出水了，不過水是中央銀行新注入的，而注水的進程其實纔剛剛開始。為了應付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美聯儲實施了所謂量化寬松（Quantitative Easing，QE）政策，即美聯儲在市場上大規模購買抵押貸款來支持證券和政府債券，以釋放流動性，壓低長期利率。從開始實施到2014年10月正式退出，連續三輪的量化寬松政策使得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達到45，這是一個連伯南克都覺得頭暈目眩的數字。在美國版量化寬松已經退出兩年多的時候，歐洲的難兄難弟仍然難以脫身。歐洲中央銀行的量化寬松政策還在繼續，據估計，其目標會從2015年確定的11增長到152。

2014年年初卸任美聯儲主席後，伯南克在第二年推出了自傳體回憶錄《行動的勇氣》。全書詳細描繪了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蔓延，以及美聯儲的各種艱難應對。在書中，伯南克多提及的已故經濟學家恐怕就是白芝浩。他在開篇後不久就詳述了所謂“白芝浩原則”，以及中央銀行的“後貸款人”角色。在描述正式就任美聯儲主席，進駐辦公室的場景時，他有意無意地提及，“牆壁上的內置書櫃構成了我的小型圖書館，許多書是從我的普林斯頓大學的辦公室裡搬過來的，其中一本是沃爾特·白芝浩所著的《倫巴第街》”。此後，在很多重大事件發生和重要決策出臺的關頭，白芝浩幾乎都會被提及。比如，在前述法國巴黎銀行凍結旗下基金的時候，在英國中央銀行改變政策的時候，在雷曼兄弟倒閉的時候，以及在評價歐洲中央銀行政策的時候，伯南克總會加上“遵從白芝浩的建議”，“這和白芝浩原則是一致的”，“白芝浩看到這些應該也會感到高興”，“白芝浩從來沒有聽說過……，但我想他會理解……”，諸如此類，來為自己的想法和決策背書。在金融危機初露端倪之時，英格蘭銀行行長默文·金（Mervyn King）反對采取寬松貨幣政策，但是此後很快就改變了主意。伯南克因此而慨嘆，“散兵坑裡沒有無神論者，金融危機中沒有空想家”。確實，面對嚴酷的環境，人們總是傾向於去相信某種超自然的力量，以求獲得慰藉。顯然，在此次金融危機中，伯南克從白芝浩那裡獲得不少的力量和慰藉。

伯南克並不是個例。還有一個例子，20世紀大蕭條期間全球有權力的兩位中央銀行家——英格蘭銀行行長蒙塔古·諾曼（Montagu Norman），美聯儲紐約分行行長本傑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在跨越大西洋探討經濟政策議題時，互相引用的權威竟然都是白芝浩（Roberts，2013）。

二

白芝浩1826年2月3日出生於英格蘭薩默塞特郡（Somerset）蘭伯特鎮（Langport），1877年3月24日因肺炎病逝，享年僅51歲。白芝浩家族世代經商，其父是斯塔基銀行（Stuckey’s Bank）的高級管理人員。該銀行的主管文森特·斯塔基（Vincent Stuckey）則是白芝浩的舅舅。斯塔基銀行是一家私人銀行，當時是僅次於英格蘭銀行的英國第二大銀行。因此，白芝浩從小就生長在商業和金融氛圍非常濃厚的環境中，這無疑使他能夠更加深入地理解相關問題。

殷實的家境使白芝浩有機會接受良好教育。他13歲之前在蘭伯特文法學校（Langport Grammar School）學習，當時該校校長是英國著名詩人威廉·沃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的朋友。之後他又進入布裡斯托爾學院（Bristol College），這是當時英國好的中學之一。在繫統地學習了哲學、數學、古典學和新興的自然科學等課程之後，1842年，白芝浩進入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London）學習。之所以沒有去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是因為白芝浩的父親是獨神論信徒（Unitarian），不信仰三位一體，而這在當時是不見容於牛津和劍橋的。在1846年獲得學士學位，1848年獲得碩士學位後，白芝浩又進入林肯律師學院（Lincoln’s Inn）學習法律，並在1851年畢業，從而結束了學生生活。

1851年，當法國總統路易·波拿巴發動政變的時候，白芝浩正好在巴黎。他寫了一繫列描述政變的文章並表示支持，但當時的英國社會對政變普遍持反對態度，這就引發了激烈的公開辯論。這件事情使白芝浩意識到了自己的纔能和興趣所在，從此即開始了貫穿其一生的時事評論和財經寫作。從法國回來後，白芝浩放棄了自己的法律專業，進入舅舅的斯塔基銀行，開始了自己的銀行家生涯。白芝浩在本書中對當時的英國銀行家有非常傳神的描述。他認為私人銀行家是世界上幸福的職業，是富有和高雅的結合，有大量的空閑時間去思考或從事其他事情。這正是他這一時期生活的寫照。作為一個“悠閑”的銀行家，他寫下了大量文章，內容除了政治和經濟，也有很多關於文學和歷史。

1857年，白芝浩迎來人生的重要轉折，他結識了詹姆士·威爾遜（James Wilson）。威爾遜是非常有影響力的國會議員，曾經做過財政部財政司司長。不過，真正讓威爾遜聞名於世的，是他在1843年創辦了《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其影響力至今不衰。威爾遜十分欣賞白芝浩的財經評論文章，成為他進入倫敦政商圈的推薦人。1858年，白芝浩和威爾遜的長女喜結連理，二人的關繫從朋友變成翁婿。1860年，威爾遜被派駐印度從事財政工作，不幸客死加爾各答。此後，白芝浩即全面接管《經濟學家》，在直到他去世的十七年裡，兢兢業業、筆耕不輟，將其經營得有聲有色，成為世界一流的財經和時事雜志。

白芝浩一生的挫敗可能是從政無門。他參加過四次國會議員選舉，後全部無功而返。失敗的原因大概有兩方面。其一，白芝浩是一位冷靜辛辣的評論者，卻不是一位熱情洋溢的演說家，這讓他在選舉中缺乏吸引力和煽動性；其二，他的獨神論信仰在當時多少屬於異端，這也讓他在選舉中不占優勢。另外，在一次票數非常接近的敗選中，白芝浩卷入賄選風波，該選區因舞弊而臭名遠揚，這在一定程度上玷污了他的清譽（Roberts，2013）。不過，這些挫折並沒有讓白芝浩變得激憤甚或沉淪，而是讓他對英國的政治過程有了更加深入和客觀的理解。而且，體制外的身份讓白芝浩處在一種微妙境地。一方面，他與政商高層保持著親密關繫；另一方面，借助《經濟學家》的輿論陣地，他又是時事和政策的辛辣批評者。可以說，白芝浩對英國經濟和政策的影響甚至要超過普通國會議員和部長。比如，1876年，英國政府就接受白芝浩的建議，創制了短期國債（treasury bill）。

白芝浩是一位多纔多藝的天纔。除了在經濟理論方面的貢獻外，他的政治法律著作也是的。他負盛名的著作其實不是本書，而是1867年出版的《英國憲法》（The English Constitution）。該書至今仍是英國憲法專業學生的主要教材，也是英國女王推薦給王室成員的書目。1872年出版的《物理與政治》（Physics and Politics）也頗具影響，與《英國憲法》和《倫巴第街》一起成為白芝浩重要的三部著作。另外，白芝浩還是一位文學研究者和評論家，在文學方面也有很多著述。

無論生前還是逝後，白芝浩從來都不乏擁躉。除了銀行家和經濟學家，很多政治人物也欣賞和傾慕他的纔華。四度出任英國首相，在位時間長達12年的威廉·格萊斯頓（William Gladstone）視白芝浩為密友和心腹，常常向他咨詢政策，這使得白芝浩一度被稱作“備用大臣（Spare Chancellor）”。第28任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也非常仰慕白芝浩，甚至視其為英雄和導師（Roberts，2013）。

三

《倫巴第街》被廣泛征引的主要原因，源自其對中央銀行後貸款人角色的探討。嚴謹的經濟思想史家，一般會把後貸款人問題的提出追溯到亨利·桑頓（Thornton，1802）。但是，白芝浩的論述無疑更加繫統和明晰，於是就成為研究這個問題的權威起點，而“白芝浩原則”也就幾乎成為後貸款人職責的代名詞。

白芝浩某種程度上是反對中央銀行的。他對當時處於壟斷地位的英格蘭銀行頗有微詞，向往每個銀行規模相當且都自己持有準備金的所謂自然銀行體繫。這應該和他在斯塔基銀行的任職經歷有關。但他同時也是一位實用主義者，深知徹底改變現有格局無異於痴人說夢，於是就積極尋求在現行體繫下進行改良。在本書第七章，白芝浩明確指出了，在經濟恐慌發生時，作為銀行準備金的持有者，英格蘭銀行應該如何行動。總結起來有三個要點：，慷慨放貸，滿足一切符合條件的資金需求；第二，貸款以非常高的利率發放；第三，貸款必須以優質證券做抵押。這就是所謂白芝浩原則。這意味著在經濟危機發生時，中央銀行的貸款對像是喪失了流動性（illiquid）但仍然具有清償力（solvent）的金融企業，即這些企業雖然沒有能力即刻支付現金償還債務，但是卻擁有優質資產，並非資不抵債。收取高額利息的原因有二，一是對借款者“過度膽怯”的懲罰，二是阻止那些並無緊急需要的金融企業廉價獲得資金。

在白芝浩的時代，英格蘭銀行並沒有完全按照白芝浩原則行事。在本書中，白芝浩屢次抱怨英格蘭銀行的行動總是猶豫而遲緩，不能迅速向需要資金的銀行提供貸款。同時，當時的英格蘭銀行甚至都沒有明確承認其擔負後貸款人角色，也沒有相關法律規定或重要政治人物背書。在危機中，這顯然會對市場主體的預期造成不良影響。

在近的金融危機中，雖然中央銀行家們不斷提及白芝浩，並聲稱自己的政策遵循了白芝浩原則，但是，很多批評者卻認為事實並非如此。例如，Humphrey，Thomas M(2010)和Hogan等(2015)都指出，美聯儲從來都沒有明確闡明其後貸款人政策，也從未嚴格堅持過白芝浩原則。在近的金融危機中，美聯儲以低利率給那些沒有清償力（insolvent）的金融機構貸款，抵押品是垃圾債券甚至根本沒有抵押，隻因為這些機構被認為具有繫統重要性，是大而不能倒的（too big to fail）。Humphrey，Thomas M（2010)對美聯儲的政策抱悲觀態度，認為伯南克應該回到正統的白芝浩原則。幾年後，Hogan等人(2015)的批評則要溫和一些，他們認為，伯南克通過各種緊急工具也許確實阻止了更多的銀行倒閉和更大的金融風險，但是，伯南克聲稱自己遵循了白芝浩原則，這也是完全不對的。

將白芝浩原則總結為優質抵押、高利率和慷慨貸款，這並沒有錯，這也確實是白芝浩在本書中明確提出的。但是，具體政策有其時代性，更何況即使是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白芝浩原則也並未完全實行。當這一原則於1866年出現在英國的報紙上時，被一位英格蘭銀行的董事稱為英國貨幣金融領域有害的教條。因此，我們可以從更普遍的角度去解讀白芝浩原則。首先，面對金融恐慌和繫統性的金融危機，中央銀行乃至政府應該有所作為，也有能力有所作為；其次，中央銀行和政府在金融危機中的作為，不應該以損害企業的日常風險控制為代價，這就是所謂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問題。目前來看，伯南克的美聯儲在阻止金融危機的惡化上取得了成功，並沒有犯畏葸不前的錯誤。但是，其政策手段是否避免了道德風險卻存在很大爭議。本次金融危機後，華爾街經理人所面臨的指控就是，他們在平日經營中冒了太大風險，成功了，就“乘肥馬，衣輕裘”，風光無限，失敗了也不用承擔責任，而是等著政府和中央銀行來救助。所以，伯南克時時處處不忘白芝浩，聲稱美聯儲的政策與白芝浩原則一致，其潛臺詞是美聯儲的政策很好地防止了道德風險，而並不是美聯儲確實不折不扣地踐行了白芝浩原則。

四

拋開對後貸款人的探討，對現代讀者而言，這本140多年前出版的《倫巴第街》還具有多方面的價值。

首先，它可以看作是一部別出心裁的貨幣銀行學教科書。貨幣和金融領域無疑是經濟學令人迷惑不解，也易引人去深思和探索的部分。但是，一些教科書的單調刻板往往令初學者望而卻步。教科書是人類知識和經驗的總結，其優點是全面繫統、直截了當，其缺點則是缺乏過程，學習者往往囫圇吞棗，難以消化。彌補教科書缺點的一個辦法就是閱讀早期的經典作品，回到問題原初的樣子去理解。一些對我們而言熟視無睹、感到理所當然的現像和結論，對當時的作者而言卻都是新鮮事物，那種充滿好奇、探索和爭辯的視角，非常有啟發性。而且，因為事物處在原初狀態，作者在討論時會大量舉例。不像有些教科書，隻有冰冷的概念和推導，枯燥乏味，不易理解。

其次，它也是一部英國金融史。19世紀是英國的全盛時期，倫敦是全球金融中心，英格蘭銀行具有無上的權力，倫巴第街擁有無盡的資金。同時，金融體繫天生的脆弱性在當時也顯露無遺。危機和恐慌反復出現，1866年奧弗倫和格尼公司倒閉的陰影揮之不去。白芝浩在本書開頭即開宗明義地指出：“刻畫倫巴第街直接、逼真的方式，就是將其視為世界上迄今為止經濟力量和經濟脆弱性的偉大結合。”可以說，全書就是圍繞著力量和脆弱這一對矛盾來鋪陳的，各種歷史細節在作者筆下有條不紊地徐徐展開，為我們了解那一時期的英國的金融發展提供了珍貴資料。

後，由於作者的獨特經歷和敏銳洞察力，深邃的思想和精闢的警句在書中處處可見。比如，在談到英國崛起時的假冒偽劣產品問題時，作者發現，“當我們仔細考察英國商品不良聲譽的原因時，發現錯在銀行貼現造就的那些自有資本很少的新人。這些人追求速成，於是就制造低劣產品。他們依靠廉價取得成功。”而且，作者的思想並未停留於此，而是進一步分析，“英國商業的粗糙低下結構，正是其生存的秘密，因為它包含了對變化的偏愛，人類社會和動物王國有同樣的進步法則。”又比如，在談到對現有信用體繫是改良還是革命時，作者指出了信用的本質：“信用是一種生長的力量，它不能被建構。”而且，信用是無須證明的。因為，“每個銀行家都知道，如果他必須去證明自己的信用，無論該證明多麼無懈可擊，他實際上已經喪失了信用：隻因為我們所擁有的無須證明。”再比如，在論及政府的作用時，作者明確表達了其基本立場：“沒有什麼能比下述事實更加確定無疑，即政府干預一個行業是在傷害那個行業。政府可以對貨幣市場做的無可爭辯的好事情，就是讓它自己照顧自己。”

五

原著沒有注釋，本書正文中的注釋均為譯者所加，大多是關鍵人物的生平和重要歷史事件的簡介。同時，每章前面的引文也是譯者所加，選取的標準是全章提綱挈領的句子或思想閃光點。這樣做是為了讓讀者能更好地閱讀和理解本書。

翻譯本書是一項艱苦的工作。由於年代久遠，很多專用名詞的含義需要仔細釐定，一些句子和段落含混晦澀，需要反復斟酌。這都給翻譯工作帶來很大困難。作者水平有限，錯謬之處在所難免，懇請方家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