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近年來貨幣金融問題已越來越成為宏觀經濟政策討論的焦點領域之一，特別是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更為這一趨勢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現實中，絕大部分經濟學家都沒有預料到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會如此巨大和深遠，國際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至今已愈六年的時間，盡管各經濟體都努力從上世紀應對“大蕭條”的衝擊中汲取經驗教訓，也都迅速采取了逆周期宏觀財政和貨幣政策，甚至是“超常規”的政策，但目前絕大多數發達經濟體仍陷於持續的經濟疲軟和結構調整不力的泥沼之中。

盡管貨幣金融問題如此重要，但近年來有關這方面繫統性書籍卻不多見，結合中國現實國情的有價值的貨幣論著更少。懷著先睹為快的心情，我通讀了李斌博士和伍戈博士的這本專著，掩卷沉思，不禁對該書的結構分析視角、貨幣主義邏輯框架以及歷史主義的演進脈絡所吸引。該書既充滿現代經濟學的一般方法論，又飽含濃厚的中國本土氣息，學術的嚴謹性和行文的流暢性，使得整個閱讀過程充滿愉悅之感。具體來說，有幾點初步的讀後感想：

一是該書創新性地采取了結構視角來觀察中國的現實貨幣問題。貨幣一般都被視作宏觀經濟中的總量問題，貨幣政策也是作為總需求調節的工具來加以運用。但近年來的國內外經濟金融事實似乎更加明確地告訴我們，對貨幣問題的探討不能離開對其經濟結構的考察，否則很可能會出現“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思維困境；同樣，運用貨幣政策不能忽視解決深層次的經濟結構性問題，否則很可能會遭遇“事倍功半”或“過猶不及”的政策迷局。對於中國這樣具有新興加轉軌特征的經濟體，經濟結構性矛盾往往更加突出，各種結構性變化如同各類“衝擊”作用於宏觀經濟，這也使與之相伴相隨的貨幣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和不確定。這種影響不僅體現在貨幣需求、貨幣供給方面，更集中體現在貨幣供求均衡以及貨幣與通脹、產出等實體經濟變量的交互動態上。因此，引入結構視角來分析和研究這些問題，就顯得十分重要。

二是該書貫穿了貨幣主義的邏輯框架，並將其融彙於中國的政策實踐探討之中。該書給人的一個直觀美感，在於其邏輯框架繫統、論證思路完整。其分析框架與傳統貨幣金融理論是一脈相承的：先談貨幣的起源及信用創造，這對應的是經典理論中的貨幣供給部分；然後再論述貨幣需求的結構性變化，後再探討貨幣供求均衡等問題。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每個方面的論證都不是“紙上談兵”，而是充分結合了中國貨幣金融領域的突出問題和貨幣政策實踐。他們在傳統貨幣數量論的基礎上，創新性地探討了貨幣信用創造的新渠道、時變性的菲利普斯曲線、M2/GDP動態演進路徑以及結構性通脹等諸多重要現實問題，許多概念與論證方式都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這可能與李斌博士、伍戈博士長期在央行貨幣政策操作一線工作有關，這也使他們對此類問題的把握更敏感、更前沿。我們既充分感受到他們對傳統貨幣數量論的深刻理解，更清晰地看到了他們對貨幣主義理念的傳承、創新與發展所進行的探索。

三是該書緊扣了歷史主義的演進脈絡，將中國的貨幣金融發展與宏觀經濟動態有機結合。“以史為鏡”，是該書行文的一個突出特點。李斌博士與伍戈博士在對基本貨幣規律的論證過程中，緊緊圍繞了國內外經濟金融歷史發展的鮮活主線：從危機前全球失衡的大背景到危機後貨幣信用創造渠道的新變化，從產業結構變化對潛在產出的影響到通脹-產出關繫的動態變化，從流動性過剩（不足）到結構性通脹（通縮）以及廣受爭議的存差和存貸比等等，都無一例外地銘刻著歷史變遷的印記。熟悉這段歷史的讀者可以清楚地看到，該書觸及了近年來國內外諸多重大的貨幣金融事件和熱點話題。讀其文字內容，仿佛是在觀看一部中國近年來涉及貨幣金融重要理論謎題的歷史。在時空交錯變化之間，讓我們在體會貨幣金融時代特征的同時，理解歷史歲月所積澱下來的貨幣經濟規律與發展趨勢，從而能為未來宏觀經濟及貨幣政策制訂提供些許難能可貴的借鋻和啟示，這或許也是這本書的現實價值所在吧。

是以為序。

林毅夫

2014年10月3日於朗潤園

序二

貨幣供給及其與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繫，始終是宏觀經濟學和貨幣經濟學重要的研究領域。

在主流經濟理論中，貨幣由中央銀行供給，它的變化在短期內會影響經濟增長，長期中則呈“中性”，即隻影響價格總水平。由於新古典理論中的微觀主體都是同質且充分競爭的，主流經濟理論為我們描述的實際上是一個理想化的均勻環境。在這個從總量到總量的假定下，貨幣的邏輯比較容易理解，貨幣政策的定位與作用也十分清晰。將基於這種假定的理論運用於發達經濟體，就有過於簡單之嫌，用之分析如中國之類新興加轉軌經濟體的更為復雜的貨幣金融問題，就更顯得隔靴搔癢了。應當認識到，我們面對的經濟，具有明顯的結構性特征。正是這些結構性特征，顯著影響著貨幣運行的規律，影響貨幣、增長與通脹的內洽關繫，進而可能使貨幣、通脹這樣的總量問題也呈現出明顯的結構化特征。因此，采用多部門模型而不是單部門模型，選取結構化視角而不是簡單的總量視角來分析和觀察貨幣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論價值。事實上，通過轉換視角和選取新方法來展開對“老問題”的研究，正是一切科學發展的正道。這種例子，在經濟學發展過程中俯拾皆是。例如，購買力平價（PPP）是彙率決定的重要理論之一，但實證檢驗卻發現其存在繫統性偏差。為校正這偏差，巴拉薩-薩繆爾森等通過引入將經濟體區分為貿易品部門和非貿易品部門的結構性方法，顯著改善了理論解釋力，成為對長期彙率決定理論的重要發展與完善。李斌、伍戈的《信用創造、貨幣供求與經濟結構》一書所以值得推薦，就在於它立足於中國的國情，將結構主義的方法貫穿於分析中國的貨幣供給、貨幣需求以及貨幣與產出、通脹之間的動態關繫，從而在諸多問題上取得了重要而有趣的發現，深化了我們對貨幣經濟與金融運行的認識。

中國經濟運行的結構性矛盾始終十分突出，這一實體經濟基礎，對中國的貨幣政策產生了明顯影響。在本世紀的頭十年裡，從上個世紀延續下來的儲蓄率偏高、消費率過低的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甚至更形惡化，大量國內產出需要外需消化，從而導致外彙以更大的規模流入。為維護彙率基本穩定，中央銀行被迫購彙“吐出”基礎貨幣，這自然很容易造成國內流動性偏多的格局，進而積累通脹壓力。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型經濟體而言，長期依靠外需發展顯然不可持續。正是基於對經濟運行矛盾的準確判斷和把握，中國政府早在上世紀末就提出了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在這一總戰略下，中央銀行在通過彙率漸進升值和大規模對衝組合應對偏多流動性的同時，也一直強調經濟結構調整，以期為從根本上解決體制機制問題做出貢獻。然而，就其功能而言，貨幣政策是短期的總需求管理工具，它不可能從根本上紓緩結構性矛盾，反而可能處處被結構性問題掣肘。面對長期和深刻的結構調整過程，貨幣政策的基本著力點恐怕應置於保持貨幣金融環境基本穩定方面，旨在為結構調整爭取時間，為產業升級創造穩定的預期。這種對貨幣政策發揮作用的環境和能力的冷靜思考，在這部書裡貫穿始終。我以為，這是本書值得一讀的又一特點。

有一種看法認為，主流經濟學的單部門模型更適於發達市場經濟體，而多部門模型僅適用於發展中國家和發展經濟學。這是誤解。實際上，發達經濟體亦面臨深刻的結構性問題。以貨幣政策為例，以往的主流奉所謂“單一目標和單一工具”的政策框架為圭臬，中央銀行僅僅通過調節短期政策利率來實現物價穩定目標，進而影響長期利率。此次危機告訴我們，正是對這種政策範式的迷信，使得貨幣政策一度對泛濫的危機束手無策。危機的歷程讓我們認識到：維護幣值穩定並不必然意味著金融穩定，保持一般商品市場供求平衡並不必然意味著資產價格和金融市場穩定，同時，貨幣政策傳導可能極大地受制於金融機構的順周期行為。如此等等都昭示我們，需要在央行的政策武器庫中增添政策工具，並強化宏觀審慎等政策工具的應用。在市場非完美，市場主體行為可能存在非理性和動物精神的背景下，我們需要用更接近現實的分析工具來研究經濟問題，結構化的分析視角便屬此類。

本書的兩位作者既有扎實的理論功底，又長期在中央銀行從事貨幣政策的研究與實際操作，這使他們得以將宏觀經濟和貨幣經濟學的分析工具熟練地運用於復雜的宏觀調控實踐之中，寫出了這部既有理論價值又有實踐意義的專著。這的確可喜可賀。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在全面轉型的新常態，貨幣政策框架自身也在經歷著重大的調整，無論是經濟還是貨幣金融，都有大量重要問題需要深入研究，有大量謎團有待我們去破解。我希望兩位青年學者繼續努力，不斷推出新的作品，為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貨幣經濟學貢獻力量。

李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