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提出了一個內含需求因素的產業演化的理論模型，分析了在需求約束條件下一國的技術創新和產業演化狀況，並且用數值模擬形式對其進行了刻畫，發現從需求角度出發來研究經濟增長和產業演化比從供給角度來對此進行分析更符合對現實的描述。另外，本書對在開放條件下後發國家如何能夠實現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進行了理論分析，並且指出了國內高層次的需求空間和政府的扶持鼓勵政策對於後發國家產業升級的重要性。
第二，本書首先從理論上對貿易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繫進行了理論分析，然後利用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以及格蘭傑因果檢驗分析了我國外貿出口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繫。本書證明了20世紀80年代末期尤其是90年代以來我國出口結構主導著產業結構變化的一般化判斷。這一分析結果揭示了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越來越偏離國內需求結構的趨勢，即我國產業結構演變是建立在國外需求的基礎之上。另外，研究還發現，這種模式下我國產業發展的質量也並不高。這些都預示著我國的國內經濟運行潛伏著巨大的波動性風險，而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出現使得我國產業調整已迫在眉睫。
本書運用理論分析、數學建模以及計量經濟學等方法從需求視角對開放條件下中國產業的發展進行了理論和實證分析。具體說來，本書主要的創新點和成果如下：
，本書提出了一個內含需求因素的產業演化的理論模型，分析了在需求約束條件下一國的技術創新和產業演化狀況，並且用數值模擬形式對其進行了刻畫，發現從需求角度出發來研究經濟增長和產業演化比從供給角度來對此進行分析更符合對現實的描述。另外，本書對在開放條件下後發國家如何能夠實現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進行了理論分析，並且指出了國內高層次的需求空間和政府的扶持鼓勵政策對於後發國家產業升級的重要性。
第二，本書首先從理論上對貿易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繫進行了理論分析，然後利用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以及格蘭傑因果檢驗分析了我國外貿出口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繫。本書證明了20世紀80年代末期尤其是90年代以來我國出口結構主導著產業結構變化的一般化判斷。這一分析結果揭示了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越來越偏離國內需求結構的趨勢，即我國產業結構演變是建立在國外需求的基礎之上。另外，研究還發現，這種模式下我國產業發展的質量也並不高。這些都預示著我國的國內經濟運行潛伏著巨大的波動性風險，而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出現使得我國產業調整已迫在眉睫。
第三，投入的高風險也使得企業對從事研發研究持非常謹慎的態度。由於這些情形的存在,政府可以運用產業組織政策激勵企業的研發活動。不過，目前的產業組織政策有彌補企業研發不足的理論可能性，但實際效果卻並不一定令人滿意。本書認為，這其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政府產業政策的實施或多或少的忽視了產業市場結構特征。實際上，識別產業市場結構特征對制定和實施恰當的產業組織政策極為重要，相同的產業組織政策作用於具有不同產業市場結構特征的產業來說，其效果會是截然不同的。本書通過構建一般均衡模型並結合市場結構特征對產業組織政策的適用性進行了理論探討。研究發現，不穩定狀態下企業自身的研發水平不可能達到*，即使在均衡狀態下，也不一定是*的。由此，本書認為，對於過度競爭和產能過剩產業，需要政府出臺規制性的產業政策，逐步抬高進入成本，鼓勵兼並；對於壟斷性產業，需要政府出臺競爭性的產業政策，鼓勵競爭；對於新興產業，需要政府出臺扶持性的產業組織政策，加大產業扶持力度。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為了激勵企業研發，無論哪種產業組織政策，均不應對市場競爭機制造成干擾和破壞。
第四，本書構建企業異質性模型，從進入門檻視角探討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一繫列問題。研究發現，各級政府盲目的扶持政策會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快速擴張，但會降低行業進入門檻，導致產業低端化；本土市場空間變化不會影響低端企業的進入門檻，但市場擴張會降低具有自主創新能力企業的進入門檻，激勵企業研發，市場縮小會提高自主創新的進入門檻，進而導致創新能力不足。對模型的拓展分析認為，“干中學效應”與“母市場效應”相結合，能夠提升本土企業的技術水平。不過為了實現此目的，各級政府要限制一般加工環節的進入門檻，重點扶持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企業，各種優惠政策措施向研發端傾斜，通過各種手段擴展內部市場空間。
第五，雖然大量研究表明生產性服務業有助於提升制造業效率，但這些研究基本上無法就產業升級、轉移等重要問題得出有價值的結論。這裡面存在的一個主要問題在於，它們基本上都忽視了兩者在空間上的互動機制和市場一體化的作用。我們的貢獻在於，將空間因素融入其中，從理論層面上探討了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在空間上的互動關繫，指出了區域市場一體化的意義，並以區域經濟一體化做的比較成功的長三角為例對理論進行了實證檢驗。基於上述分析，本書指出了區域振興規劃、高鐵建設以及中西部地區崛起的戰略意義
第六，不論在理論還是現實層面上都沒有充分證據表明環境污染在全球有降低的跡像。本書通過理論分析指出，發達國家技術進步考慮更多的是自身利潤狀況而不是進步本身給社會帶來的影響，這導致了環境污染的持續增加，而末端治理模式使得發達國家企業或者將污染部分向後發國家轉移或者進行技術創新，但新技術又會導致新的污染產生。當越來越多的後發國家進入工業化進程時，末端治理下的技術進步將變得不可持續。由此，後發國家對污染的治理更應該采取*治理模式，本書給出了需求約束背景下我國*治理下的技術進步模式及其政策支撐體繫。
第七，半城鎮化是與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相伴隨的一個重要特征。本書理論分析表明，勞動力流入能夠推動經濟增長，當流入達到一定規模時，流入地經濟會躍上一個新的臺階；當經濟增長放緩時，半城鎮化下的勞動力將會出現回流，回達流到一定程度時，會帶來流出地經濟的急劇下滑。基於我國1980—2013年數據的實證分析表明，工業化是我國半城鎮化的觸發條件，服務業纔是半城鎮化成長的主要驅動因素。不過，由於半城鎮化下流入的勞動力消費不足，這導致服務業發展水平低、層次不高，服務業的良性自循環功能並不完善。當工業開始外移時，服務業將會出現下滑，進而勞動力外流，這可能會引致逆城鎮化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風險的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