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經濟增長是經濟學研究的永恆主題。隨著經濟的貨幣化、金融化程度的加深，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繫越來越密切，一般認為，金融效率與經濟發展是協調一致的。然而，中國金融發展過程中出現金融效率與經濟發展嚴重背離的情況。一方面，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持續高增長；另一方面，學者們普遍認為中國金融效率低下。因此，經濟高增長和金融“低”效率並存現實就成為理論上需要解釋的悖論。
本書將通過經濟學研究和金融經濟學研究相結合、規範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等研究方法，重點回答以下三個問題：一是經濟高增長背景下金融“低效率”如何形成及其實質；二是金融“低效率”背景下中國經濟如何實現高增長；三是兩者並存的合理性、衝突性以及發展趨勢。
本書始終以中國經濟變遷為背景，以主流經濟學的經濟增長理論、發展金融理論、*的金融與增長關繫理論為依托，緊扣中國經濟金融中的具體突出條件，重點解釋中國經濟高增長與金融低效率之謎，後以探討改進中國金融效率、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為落腳點。
本書主要包括6章內容。第1章導論首先提出了本書研究問題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並對相關概念進行了說明；然後介紹了本書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後指出本書的主要創新之處和不足。經濟增長是經濟學研究的永恆主題。隨著經濟的貨幣化、金融化程度的加深，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繫越來越密切，一般認為，金融效率與經濟發展是協調一致的。然而，中國金融發展過程中出現金融效率與經濟發展嚴重背離的情況。一方面，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持續高增長；另一方面，學者們普遍認為中國金融效率低下。因此，經濟高增長和金融“低”效率並存現實就成為理論上需要解釋的悖論。
本書將通過經濟學研究和金融經濟學研究相結合、規範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等研究方法，重點回答以下三個問題：一是經濟高增長背景下金融“低效率”如何形成及其實質；二是金融“低效率”背景下中國經濟如何實現高增長；三是兩者並存的合理性、衝突性以及發展趨勢。
本書始終以中國經濟變遷為背景，以主流經濟學的經濟增長理論、發展金融理論、*的金融與增長關繫理論為依托，緊扣中國經濟金融中的具體突出條件，重點解釋中國經濟高增長與金融低效率之謎，後以探討改進中國金融效率、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為落腳點。
本書主要包括6章內容。第1章導論首先提出了本書研究問題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並對相關概念進行了說明；然後介紹了本書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後指出本書的主要創新之處和不足。
第2章對國內外學者關於經濟增長中的金融效率研究進行綜述。首先，對國外學者的相關研究進行綜述，他們的研究體現在有關經濟增長因素分析理論、發展金融理論、金融與增長關繫理論之中。在經濟增長因素理論中，帕加諾（1992）等將金融因素內化於經濟增長模型做了很多開創性努力；發展金融理論重點研究了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約束問題；金融與增長關繫理論重點研究了兩者相關性、因果性、作用機制等問題。其次，對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進行綜述，他們的研究沿兩條路徑進行：一是直接對有關中國金融效率的研究，主要研究了金融配置效率問題；二是對有關的金融與增長關繫的研究，重點研究了中國金融深化與經濟增長問題。後，對國內外學者的上述研究做出評析，指出其研究貢獻與研究不足。我們發現，已有的研究成果沒有對經濟高增長與金融“低”效率並存問題給出繫統、合理的解釋。
第3章提出了包含金融效率因素的經濟增長分析新框架。首先對近年流行的包含金融因素的經濟增長模型進行了簡單回顧和評析。結果發現，這些模型雖然已經區分了金融和非金融因素，但是對金融問題的研究沒有從質和量（即金融效率）兩個角度來分析，導致對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金融總量擴張和金融效率改進間的不平衡性缺乏解釋力。其次，本章明確提出了包含金融效率的經濟增長分析新框架。該框架不僅包含了金融和非金融因素，而且明確提出金融因素要從總量和效率兩個角度進行考察；進而概括了經濟金融發展史上六種金融、金融效率與增長組合模式及條件。再次，本章還將分析新框架運用到轉型經濟中，提出了轉型經濟中的兩個簡易模型：，轉型經濟犧牲金融部門內在效率及金融配置效率獲取宏觀經濟增長的模型。金融和經濟增長協調發展，需要嚴格的必要條件，即微觀主體高效率。然而在轉型經濟中，微觀主體的低效率特征決定了難以達到金融和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而為了保證轉型經濟中經濟增長的剛性目標，中國選擇了犧牲金融部門效率及金融初次配置效率。第二，金融漏損及“逆取順守”增長效應與金融配置效率修正模型。轉型經濟時期，在生產和非生產過程中存在著大量的金融漏損，而這種金融漏損多數通過直接或間接渠道終進入生產過程，對金融初次配置低效率具有修正效應。
第4章論述我國轉型時期經濟增長中的金融動員效率與配置效率。首先，分析了我國經濟高增長中的金融動員和金融轉化高效率。轉型時期，各種政治經濟形勢要求我國剛性的經濟增長為宏觀經濟首要目標，為此在轉型前期給予體制內企業大力資金支持非常重要。國家在財政支持無以為繼的情形下，實施了強控制金融。強控制金融具有動員優勢，連同低貨幣化水平等因素，成就了金融動員和金融轉化的高效率，為體制內增長提供了大量的金融支持。其次，強控制金融內生了金融部門低效率和初次配置低效率。強控制金融下的金融體繫由於具有商業性和政策性的雙重目標，後者在轉型初期是支配性的，因此通過國有金融繫統將動員和集中的金融資源主要配置給了效率相對低下的國有企業，內生了金融部門低效率及金融初次配置低效率，即西方意義上的金融低效率。此種金融低效率是符合國家戰略的一種次優選擇。再次，在我國轉型經濟市場化進程中廣泛存在著金融轉移及其“順守”，客觀上對金融初次配置低效率有一定修正。一方面，我國轉型經濟生產過程中的金融轉移被“直接順守”。這主要表現為：企業改制中的金融轉移和改制後的效益提升、體制外企業因獲取體制內企業商業信用、投資資金而獲得更好發展和體制外生產企業直接獲得體制內金融支持而發展壯大。另一方面，我國轉型經濟非生產過程中的金融轉移，多數終“間接順守”了。非生產性金融轉移主要是轉移到海外或轉變為金融窖藏，窖藏的這部分金融轉移一部分形成體制外直接投資，即“直接解封”了；另一部分進入民間金融及回到體制內金融，形成體制外其他投資主體生產性投資的重要源泉，即“間接解封”了。這在一定意義上是以扭曲的方式實現了轉型期中國特色的二次配置效率。
第5章論述我國轉型時期金融效率與非金融要素的增長效應。首先，分析了金融配置效率對經濟增長的效應。轉型期中國金融配置效率包括金融初次配置效率及金融二次配置效率。金融的初次配置低效率支持了體制內企業產出的穩定增長，而二次配置效率則為體制外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定的條件。
中國金融效率以富有特色的金融初次配置低效率和一定的二次配置效率共同支持了我國經濟的高增長。其次，分析了與金融動員高效率相一致的金融總量擴張的經濟增長效應。我們分別從貨幣供給、金融資產及固定資產投資總量及相關比率等來考察了我國金融總量擴張和經濟增長情況對比，結果發現，我國金融總量的擴展與經濟增長高度一致，反映了金融總量對經濟增長的支持效應。再次，還分析了非金融因素對經濟增長的效應。主要包括：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等制度變遷帶來的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勞動力轉移、技術進步和引進外資等引起要素的變化帶來的微觀因素的變化、經濟結構的改變等帶來的中觀因素的變化，它們都對我國經濟增長起了主要的推動作用。
第6章對轉型期中國經濟增長與金融效率問題進行總結，並提出改進金融效率的建議。首先，對前轉型時期中國金融效率與經濟增長問題做了總結。前轉型時期我國選擇了國家強控制金融支持增長的模式，該模式直接導致了我國富有特色的金融效率狀況，即強控制金融具有動員優勢，造就了較高的儲蓄動員和轉化效率，同時也內生了我國金融部門的低效率和初次配置效率低下，然而“逆取順守”則在一定程度上對初次配置低效率進行了修正。
其次，指出前轉型時期強金融控制與增長模式的合理邊界及其不可持續性。
隨著轉型進程的深入，強控制型金融的合理邊界已經發生了變化，金融總量擴張約束增多，買方市場形成與“傻瓜投資”的增長效應終結，體制外經濟貢獻增強，國企格局發生較大變化，銀行、證券市場市場化壓力增大，經濟社會發展整體步入新階段。原來的犧牲金融效率換取經濟增長的模式和犧牲社會公平通過“逆取順守”實現增長及配置效率修正的模式變得不可持續。
後，提出了後轉型時期中國金融效率的目標、原則和措施。認為在後轉型時期保證經濟持續高增長與金融高效率相統一成為我國金融效率改進的總目標。為實現這個目標，需要遵循漸次放松國家強金融控制模式、按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改革和發展金融的原則。具體舉措包括：積極穩妥地推進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積極推進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盡快解決證券市場股權分割等歷史遺留問題，積極推進證券市場規範化、國際化；積極扶持民營金融及創業資本市場發展；充分運用金融業對外開放來促進國內金融效率的提高；完善財政稅收體制；加強信用建設和規範政府行為等。
本書將通過經濟學研究和金融經濟學研究相結合、規範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等研究方法，重點回答以下三個問題：一是經濟高增長背景下金融“低效率”如何形成及其實質；二是金融“低效率”背景下中國經濟如何實現高增長；三是兩者並存的合理性、衝突性以及發展趨勢。
本書始終以中國經濟變遷為背景，以主流經濟學的經濟增長理論、發展金融理論、*的金融與增長關繫理論為依托，緊扣中國經濟金融中的具體突出條件，重點解釋中國經濟高增長與金融低效率之謎，後以探討改進中國金融效率、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為落腳點。
本書主要包括6章內容。第1章導論首先提出了本書研究問題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並對相關概念進行了說明；然後介紹了本書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後指出本書的主要創新之處和不足。經濟增長是經濟學研究的永恆主題。隨著經濟的貨幣化、金融化程度的加深，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繫越來越密切，一般認為，金融效率與經濟發展是協調一致的。然而，中國金融發展過程中出現金融效率與經濟發展嚴重背離的情況。一方面，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持續高增長；另一方面，學者們普遍認為中國金融效率低下。因此，經濟高增長和金融“低”效率並存現實就成為理論上需要解釋的悖論。
本書將通過經濟學研究和金融經濟學研究相結合、規範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等研究方法，重點回答以下三個問題：一是經濟高增長背景下金融“低效率”如何形成及其實質；二是金融“低效率”背景下中國經濟如何實現高增長；三是兩者並存的合理性、衝突性以及發展趨勢。
本書始終以中國經濟變遷為背景，以主流經濟學的經濟增長理論、發展金融理論、*的金融與增長關繫理論為依托，緊扣中國經濟金融中的具體突出條件，重點解釋中國經濟高增長與金融低效率之謎，後以探討改進中國金融效率、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為落腳點。
本書主要包括6章內容。第1章導論首先提出了本書研究問題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並對相關概念進行了說明；然後介紹了本書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後指出本書的主要創新之處和不足。
第2章對國內外學者關於經濟增長中的金融效率研究進行綜述。首先，對國外學者的相關研究進行綜述，他們的研究體現在有關經濟增長因素分析理論、發展金融理論、金融與增長關繫理論之中。在經濟增長因素理論中，帕加諾（1992）等將金融因素內化於經濟增長模型做了很多開創性努力；發展金融理論重點研究了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約束問題；金融與增長關繫理論重點研究了兩者相關性、因果性、作用機制等問題。其次，對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進行綜述，他們的研究沿兩條路徑進行：一是直接對有關中國金融效率的研究，主要研究了金融配置效率問題；二是對有關的金融與增長關繫的研究，重點研究了中國金融深化與經濟增長問題。後，對國內外學者的上述研究做出評析，指出其研究貢獻與研究不足。我們發現，已有的研究成果沒有對經濟高增長與金融“低”效率並存問題給出繫統、合理的解釋。
第3章提出了包含金融效率因素的經濟增長分析新框架。首先對近年流行的包含金融因素的經濟增長模型進行了簡單回顧和評析。結果發現，這些模型雖然已經區分了金融和非金融因素，但是對金融問題的研究沒有從質和量（即金融效率）兩個角度來分析，導致對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金融總量擴張和金融效率改進間的不平衡性缺乏解釋力。其次，本章明確提出了包含金融效率的經濟增長分析新框架。該框架不僅包含了金融和非金融因素，而且明確提出金融因素要從總量和效率兩個角度進行考察；進而概括了經濟金融發展史上六種金融、金融效率與增長組合模式及條件。再次，本章還將分析新框架運用到轉型經濟中，提出了轉型經濟中的兩個簡易模型：，轉型經濟犧牲金融部門內在效率及金融配置效率獲取宏觀經濟增長的模型。金融和經濟增長協調發展，需要嚴格的必要條件，即微觀主體高效率。然而在轉型經濟中，微觀主體的低效率特征決定了難以達到金融和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而為了保證轉型經濟中經濟增長的剛性目標，中國選擇了犧牲金融部門效率及金融初次配置效率。第二，金融漏損及“逆取順守”增長效應與金融配置效率修正模型。轉型經濟時期，在生產和非生產過程中存在著大量的金融漏損，而這種金融漏損多數通過直接或間接渠道終進入生產過程，對金融初次配置低效率具有修正效應。
第4章論述我國轉型時期經濟增長中的金融動員效率與配置效率。首先，分析了我國經濟高增長中的金融動員和金融轉化高效率。轉型時期，各種政治經濟形勢要求我國剛性的經濟增長為宏觀經濟首要目標，為此在轉型前期給予體制內企業大力資金支持非常重要。國家在財政支持無以為繼的情形下，實施了強控制金融。強控制金融具有動員優勢，連同低貨幣化水平等因素，成就了金融動員和金融轉化的高效率，為體制內增長提供了大量的金融支持。其次，強控制金融內生了金融部門低效率和初次配置低效率。強控制金融下的金融體繫由於具有商業性和政策性的雙重目標，後者在轉型初期是支配性的，因此通過國有金融繫統將動員和集中的金融資源主要配置給了效率相對低下的國有企業，內生了金融部門低效率及金融初次配置低效率，即西方意義上的金融低效率。此種金融低效率是符合國家戰略的一種次優選擇。再次，在我國轉型經濟市場化進程中廣泛存在著金融轉移及其“順守”，客觀上對金融初次配置低效率有一定修正。一方面，我國轉型經濟生產過程中的金融轉移被“直接順守”。這主要表現為：企業改制中的金融轉移和改制後的效益提升、體制外企業因獲取體制內企業商業信用、投資資金而獲得更好發展和體制外生產企業直接獲得體制內金融支持而發展壯大。另一方面，我國轉型經濟非生產過程中的金融轉移，多數終“間接順守”了。非生產性金融轉移主要是轉移到海外或轉變為金融窖藏，窖藏的這部分金融轉移一部分形成體制外直接投資，即“直接解封”了；另一部分進入民間金融及回到體制內金融，形成體制外其他投資主體生產性投資的重要源泉，即“間接解封”了。這在一定意義上是以扭曲的方式實現了轉型期中國特色的二次配置效率。
第5章論述我國轉型時期金融效率與非金融要素的增長效應。首先，分析了金融配置效率對經濟增長的效應。轉型期中國金融配置效率包括金融初次配置效率及金融二次配置效率。金融的初次配置低效率支持了體制內企業產出的穩定增長，而二次配置效率則為體制外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定的條件。
中國金融效率以富有特色的金融初次配置低效率和一定的二次配置效率共同支持了我國經濟的高增長。其次，分析了與金融動員高效率相一致的金融總量擴張的經濟增長效應。我們分別從貨幣供給、金融資產及固定資產投資總量及相關比率等來考察了我國金融總量擴張和經濟增長情況對比，結果發現，我國金融總量的擴展與經濟增長高度一致，反映了金融總量對經濟增長的支持效應。再次，還分析了非金融因素對經濟增長的效應。主要包括：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等制度變遷帶來的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勞動力轉移、技術進步和引進外資等引起要素的變化帶來的微觀因素的變化、經濟結構的改變等帶來的中觀因素的變化，它們都對我國經濟增長起了主要的推動作用。
第6章對轉型期中國經濟增長與金融效率問題進行總結，並提出改進金融效率的建議。首先，對前轉型時期中國金融效率與經濟增長問題做了總結。前轉型時期我國選擇了國家強控制金融支持增長的模式，該模式直接導致了我國富有特色的金融效率狀況，即強控制金融具有動員優勢，造就了較高的儲蓄動員和轉化效率，同時也內生了我國金融部門的低效率和初次配置效率低下，然而“逆取順守”則在一定程度上對初次配置低效率進行了修正。
其次，指出前轉型時期強金融控制與增長模式的合理邊界及其不可持續性。
隨著轉型進程的深入，強控制型金融的合理邊界已經發生了變化，金融總量擴張約束增多，買方市場形成與“傻瓜投資”的增長效應終結，體制外經濟貢獻增強，國企格局發生較大變化，銀行、證券市場市場化壓力增大，經濟社會發展整體步入新階段。原來的犧牲金融效率換取經濟增長的模式和犧牲社會公平通過“逆取順守”實現增長及配置效率修正的模式變得不可持續。
後，提出了後轉型時期中國金融效率的目標、原則和措施。認為在後轉型時期保證經濟持續高增長與金融高效率相統一成為我國金融效率改進的總目標。為實現這個目標，需要遵循漸次放松國家強金融控制模式、按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改革和發展金融的原則。具體舉措包括：積極穩妥地推進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積極推進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盡快解決證券市場股權分割等歷史遺留問題，積極推進證券市場規範化、國際化；積極扶持民營金融及創業資本市場發展；充分運用金融業對外開放來促進國內金融效率的提高；完善財政稅收體制；加強信用建設和規範政府行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