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是如何發生的
社會改變是如何發生的 ? 其中一個答案是社會規範的作用，它既可能是強大的(對行為產生較大影響)，也可能是脆弱的(短時間內就會坍塌)。如果規範使人們保持沉默，那麼即使有人或許多人討厭現狀，或那些看似支持現狀的人實際上對其漠不關心，現狀也會持續下去。直到有一天，有人提出了挑戰:也許是說出了皇帝並沒有穿衣服的事實的那個孩子。在這個小小的挑戰之後，其他人可能也會開始說出他們的想法。一旦這種情況發生，就會形成燎原之勢。
我們中的大多數人，至少在某些時候，是依照自己所厭惡的規範生活的。我們可能不會去探究，因為這就像家居生活的一部分。但在內心深處，我們卻可能在厭惡這些規範。可問題是，沒有人能靠自己改變一項規範。誠然，我們可以挑戰一項規範，但挑戰是有代價的，且挑戰的終結果可能是鞏固而非打破現有的規範。我們需要的是由那些明確表示不贊同這項規範的人發起運動，當達到某個臨界點時就會成功;到那時，說出“我也是”幾乎沒有社會成本，並且也許是有益的，甚至是義務性的。
同樣的動態過程也存在於一繫列社會運動中 , 其中包括那些眾所周知的政治性或社會性大事件，如法國大革命、年齡歧視和奴隸制廢除等。當然，這些運動在諸多重要方面的意義是不同的，其中一些無疑是好的，而另一些難以評估，還有一些則令人深感不安。但在所有這些事件中，被壓抑的信仰、價值觀和憤怒都會重獲生機。一旦人們行動起來，改變將不可避免。
預測這些社會運動很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人們會掩飾自己的偏好，同一社會中的個體並不知道彼此的真實想法。存在偏好掩飾的情況正是釋放社會改變信號的恰當時機，但又因為偏好是經過掩飾的，所以很少有人能意識到這個事實。
另一個原因是社會互動的首要性。要使改變發生，需要通過互動在適當的時間和地點產生一種日益強烈的認識，即現有的規範是脆弱的。這種認識可能會出現，也可能不會出現。機緣巧合可能至關重要:誰在恰當的時候與誰進行了交談?報紙在恰當的時候報道了什麼 ? 誰又在恰當的時機轉發了什麼 ?
科幻作家往往喜歡探索“反事實歷史”(counterfactual history):南方贏得了美國南北戰爭，約翰·肯尼迪沒有遇刺，唐納德·特朗普決定使自己的房地產事業再上新臺階而不是競選總統。在他們看來，有趣的是強調反事實歷史引發了巨大改變這一過程中的小轉變(或助推)。他們讓人們相信，隻要稍加推動或拉動，整個社會終可能會變得截然不同。
但歷史不能重演，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纔是真理時刻，但我們確實在短時間內看到了巨大的轉變。如果對導致這些轉變的機制有所了解，我們可能會重新意識到，現在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在多大程度上並非完全是命中注定的，以及如何在適當的時候施加一點助力，未來幾十年可能就會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本書共有 16 章。雖然並未構成一個整體的敘述，但它們之間是存在聯繫的。這種聯繫在於將行為科學的發現與法律和政策中的長期問題結合起來，並努力向人們闡釋:看似微小的擾動往往可以引發巨大的變化。本書的前3章探討了社會規範的力量、社會級聯效應(social cascades)的重要性、群體極化現像以及法律的表達功能。我要強調的是，在多數情況下，人們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不管這是好還是壞;而在其他情況下，一些非常不同的事情發生了，因為人們終持有了他們以前不會持有的觀點。這一部分的主題是從不可言說甚至不可想像的觀點向傳統觀念轉變 (反之亦然)。
第4章到第11章探討了“助推”作為改變工具的優勢和局限性。這裡的問題是，公共或私營機構如何通過看似微小的步驟改變甚至“放縱”人們的行為。
助推是一種保留選擇的干預措施，由行為科學提供信息，可以極大地影響人們的選擇。助推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在《創世記》中，上帝輕輕地說 :“你可以隨意喫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唯獨分辨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喫，因為你喫的那天就是你的忌日。”蛇也是一個助推者:“上帝知道，當你喫它的時候，你的眼睛會睜開，你將像上帝一樣知道善惡。”上帝和蛇以威脅、承諾，以及一種獨特的架構，維護了選擇的自由。
近年來，政府官員在助推項目方面開始變得訓練有素起來，他們往往會借鋻的行為科學研究成果。有時他們會跨過助推，征集關於人為錯誤的調查結果，包括“現狀偏差”(present bias)和不切實際的樂觀主義，以證明授權和禁令 ( 或征稅 ) 是合理的。在這裡，我會嘗試探討當前緊迫的話題，這些話題在法律、經濟和政治哲學等多個領域引發了深刻的問題。例如:評估助推的標準是什麼? 我們該往哪邊助推 ? 什麼時候助推會失敗 ? 當助推失敗時，我們應該怎麼做 ? 助推是否合乎道德 ? 人們控制自己命運的欲望又如何呢 ?
在回答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我強調了兩個相互矛盾的要點。個要點涉及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重要性。人們常說 : 不要告訴我什麼事不能做 ! 這是人們發自內心的呼喚，表明人們重視自己控制生命進程的能力，應該被理解、欣賞和珍惜。
第二個要點涉及合法使用強制手段。在某些情況下，授權或禁令是合理的，至少在我們關心人類福祉的情況下是這樣。如美國的反式脂肪禁用令、社會保障項目、能效要求及香煙稅。在過去的 10 年裡，助推一直是行為科學應用領域討論的主題。鋻於自由和能動性的重要性，這沒什麼好抱怨的。但是，如果我們真的關心人類福祉就會發現，我們正處於更認真地思考更激進的工具和定義這些工具在何種情況下更有意義的早期階段。
第12章到第16章探討了公共政策、行為科學和政治哲學領域的交叉問題。我認為，透明度通常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促進了問責制，也允許人們獲得可以用來改善自己生活的信息。透明度可以起到極大的助推作用，並且往往會推動社會改變。
我認為，在許多國家流行的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是一種概念上的混淆，因為它禁止了預警原則所要求的關鍵步驟，而我們可以通過參考行為科學的研究成果來更好地理解它的流行及其表面上的混亂 或許爭議的是，我建議好將對人權的一些思考理解為“道德啟發式”(moral heuristics)的產物，即簡單的經驗法則。這通常是明智的，也是獲得人類福祉這一重要事物的一種天然方式。後，我討論了美國“黨派主義”的興起。在某些方面，黨派主義是社會改變的一大障礙，尤其是在國家立法層面。但是，正如我們將看到的，探索出一條有希望的前進之路仍然是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