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第Ⅰ部分 知識產權運營與競爭策略
企業競爭的本質是什麼？是價值鏈的整體競爭！
沒有訴訟，沒有衝突，就沒有挑戰，沒有機遇！
專利，初看是個技術問題，再看是個法律問題，終卻是一個商業問題。
知識產權：從工業時代到數智時代·
新興科技企業IP 如何從0 到1，從1 到N？ 
從專利價值視角看互聯網企業如何設計專利策略
從競爭優勢角度看互聯網企業如何構建
商標策略
智能網聯汽車專利競爭格局與布局策略
第Ⅱ部分 知識產權保護攻略
當AI 與5G 相遇時，
當5G 與汽車融合時，
當專利法都修正到第4 版時，
我們該怎麼辦？
與此俱進！
借助產品經理思維，在軟件專利挖掘領域另闢蹊徑
商業模式專利挖掘、布局、審查“避坑”指南
5G 時代來臨，IP 人如何應對人工智能專利保護新挑戰？ 
跨越“客體”與“創造性”障礙，布局AI 技術保護
圖形用戶界面的知識產權布局和保護策略
管控開源社區生態，IP 能做什麼？如何做？ 
互聯網公司開展標準專利工作的思路、流程與技巧
第Ⅲ部分 知識產權權利管理
數量保證，質量制勝。
隻有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纔能在競爭中真正勝出！
知識產權人不能死磕法律思維，需要更廣闊的認知能力！
海量商標管理中的宏觀思維
版權管理的道與術
商業秘密保護和管理痛點剖析及思考
利用大數據提升企業商標全鏈條管理能力
第Ⅳ部分 維權、爭議解決與訴訟
每一個衝突的洞察都意味著一個戰略機會！
訴訟不是目的，目的是用性價比的方式解決問題。
國內外電商知識產權保護現狀及平臺規則分析
中國互聯網軟件專利訴訟實戰案例與焦點問題剖析
如何應對NPE—技術產品型企業國際化過程中繞不開的專利坎
跨界創新—智能網聯時代汽車行業如何應對通信標準專利？ 
從品牌價值角度看商標、商號、域名的爭議與解決
互聯網商標維權如何從“步步驚心”到“步步為營”？ 
第Ⅴ部分 知識產權風控合規
IPO、投資、並購，IP 風控掌握成功密碼！
數據為王，擁抱開源。
IPO 不能忽視IP—知識產權盡職調查的要點、思路與邏輯
並購高科技企業過程中的IP 工作指南
高顏值產品外觀設計專利攻防之道
從供應鏈IP 與合規角度看企業如何擁抱開源生態
IP 貿易壁壘下一站—數據合規與隱私保護應對之道
互聯網新業態下如何適用一般性條款進行反不正當競爭規制？

編者自序
—我們的書

我是在2006 年進入知識產權行業並從事知識產權工作的，那是一個知識產權的概念和職能比現在要模糊得多的年代，所以在從業的前幾年，我對於“知識產權怎麼做纔有用”“什麼是專利運營”之類的問題總是感到很困惑。這樣的困惑並沒有隨著時間慢慢消退，反而在我2011 年進入騰訊後進一步增強，一方面，從硬件領域切換到互聯網領域讓我面臨技術領域的再學習；另一方面，互聯網專利的一繫列方法論都處於變化與摸索的過程中，並沒有一針見血的現成模式可以直接學習。
真正的轉折出現在2016 年，我開始創立智圈知識產權，並得以接觸不同的創業者、商業模式、產品創新方法。我忽然發現，如果產品不一樣，商業模式不一樣，那知識產權作用於“產品”和對公司所起的作用，肯定也是完全不一樣的。尤其是，包括劉光華、付饒、王宗鵬、羅偉歡、胡海斌在內的很多同行好友，隨著各自工作能力的精進，也開始在行業內嶄露頭角，並以不同的方式輸出自己對於知識產權的經驗與見解，閱讀他們的文章或與他們交流溝通，總是能幫助我理清自己的工作思路，並增強對行業的理解。
2016 年10 月國慶節假期的一天，我忽然有一個想法，就是出版一本知識產權行業的實務書，但書的內容應不局限於自己的經驗，而是把身邊從業已經十年左右（甚至更長）的兄弟姐妹們的經驗彙合起來，集結成書。因為每個人所處公司不同、產品不同、經歷也不盡相同，角度的多樣化卻能給讀者帶來不一樣的啟
發與思考，一千個人眼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我把這個想法跟當時尚未謀面的柯曉鵬師兄在微信上簡單交流了一下，沒想到柯總迅速回應表示支持，於是就有了《IP 之道：30 家國內一線創新公司的知識產權是如何運營的》（以下稱《IP 之道1》）在2017 年10 月的出版。出於組織上的便利，《IP 之道1》的作者群和我與柯總一樣，都曾經服務過富士康，這個在行業發展歷程中曾經走出上千位知識產權從業者的地方，也是行業內口口相傳的知識產權“黃埔軍校”。
得幸於作者群在業界的口碑和熟人間的相互推薦，《IP 之道1》成為2018 年知識產權的熱門書籍，印刷三次，累計售出上萬冊，截至目前，《IP 之道1》在豆瓣的評分為7.7 分，這對於一個相對“冷門”的行業而言，已經算是一個不錯的成績了。
《IP 之道1》出版後，很多朋友私下會問我，你們的《IP 之道》會不會出下一版呀？
每逢這時，我都會說：“這要看我們有沒有‘新東西’呀！“是的，在我看來，任何一個行業，都會經歷一個從混沌到清晰的過程，開始大家看不清它，接著有很多人加入一起商討、爭吵、辯論，慢慢形成了一套被
大部分人接受的方法論，也就開始清晰起來。而這個過程，又會隨著“新東西”的加入，循環往復。知識產權行業的發展規律也一樣，如果我們出版第二本《IP之道》，也要選擇在思想踫撞強烈的時候。
2020 年9 月，在一次與劉光華的電話交流中，我問了他一個問題：咱們這個行業，這幾年發生了什麼變化嗎？靜默了幾秒鐘，劉光華在電話那頭深沉地說了一句：“還真有，比如我所在的互聯網知識產權……”
光華兄侃侃而談，而我則不斷在心裡盤算著：看來是時候出版我們的《IP 之道2》了……
如果說，在硬件領域，對於知識產權的保護、維權與運用都有比較統一和完善的認識，那麼在互聯網知識產權領域，舊的問題, 比如商業模式專利保護尚無非常清晰的定論；而新的問題，比如人工智能技術保護、數據合規與隱私保護應對等又成為行業關注的焦點，大家開始熱烈地討論這些問題。
慶幸的是，隨著企業競爭壓力的增大，創新在經營活動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已經是個不爭的事實，這也促使企業有更大的動力重視知識產權，而同時越來越多行業的有識之士也勇於站出來分享自己的實際經驗與見解，比如我的朋友趙大武、楊淼、王長春等人。在我看來，這種&ldqu表達“將非常有利於行業的良
性發展，也將推動知識產權這個行業向著更好的方向發展。
有了“新東西”，也就有了組織撰寫的起心動念，除此之外，以下幾個原因，也是推動我重新策劃組織《IP 之道2：中國互聯網企業知識產權實踐集結》（以下簡稱《IP 之道2》）撰寫的原動力。
，行業內經驗的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又譯作滲漏效應、滴漏效應）。
富士康作為知識產權“黃埔軍校”在華南乃至全國範圍，在知識產權管理及運營經驗上曾經所起到的示範作用，對於行業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現如今，無論是華為經驗還是騰訊經驗，都成了行業內競相學習的對像。這種經驗，在不涉及公司商業秘密的前提下，隨著IPR 和專利代理師的職業變遷會不斷“滴漏”下去，如果能借著《IP 之道2》這個載體，加速這個過程，也算是為行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試想想，如果大量的知識產權從業者都能多少講出一點富士康經驗、華為經驗、騰訊經驗，那麼知識產權強國戰略也就有了廣泛而深厚的行業基礎。
第二，我職業生涯的很多年都在追求向別人學習與取經，並且走過很多彎路，而現在這幫專家或者行業大咖就在身邊，能滿足我向他們請教的願望。而回望年輕一代知識產權從業者，他們也許也正像我當年一樣，處於野蠻成長或者摸爬滾打中，如果通過《IP 之道2》所組的這個“局”以及終所輸出的內容，能夠幫
助到他們，那真是莫大的欣慰！在某種程度上，無論是策劃這本書，還是我個人在公眾號上，或者在知乎平臺上所作的回答，都是同一邏輯的產物。
第三，我喜歡交朋友，通過《IP 之道2》能夠交到許多行業朋友，而通過與這些朋友的文字往來，也能實現一定程度的精神交流。《IP 之道1》可能是知識產權行業本大規模的集體之作了，這樣的寫作方
式很不傳統，也遠不是一些朋友所說的收集一下稿子就可以了那麼簡單。事實上，單就定基調、做選題、約稿催稿就會耗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更遑論要在內容上做到協調統一、在篇幅上盡量形成體繫這樣具體的操作了，這也是我們在策劃和編撰的時候要想辦法克服的困難點。因此在本書即將付印之際，要特別感謝柯曉鵬師兄一以貫之的大力支持，也要特別感謝覃波同學，他加入編者團隊後分擔了我們很多的工作，為本書的順利出版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從內容上看，我個人認為，《IP 之道1》和《IP 之道2》的一大特色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不學究，二是信息密度高。不學究：它遵循了我們在早期策劃的時候對本書定下的基調——重點不在於提供理論框架，而是注重實務。
信息密度高：它要求作者盡量做到“有料”。記得在初發給作者的策劃郵件中，我們就曾建議作者：一是用數據說話；二是至少舉出一個實例來支持自己的觀點；三是敢於發表個人的觀點（即便不是主流的觀點）。雖然在實際成書過程中未必能完全做到這一點，但基本上遵循了這條原則。信息密度更為重要的一點，
則是對作者實際經驗的嚴苛要求，即要求作者在知識產權某一細分領域有實操的經驗，並且能形成自己獨特的見解或觀點。
也許，可以這麼說，如果《IP 之道1》是知識產權“黃埔軍校”次集體經驗輸出，那麼《IP 之道2》就力圖打造成互聯網知識產權領域次實踐集結。即便如此，由於互聯網領域的技術更新換代太快，本書的很多觀點和見解主要並不依賴於理論——而更多來源於實踐，因此，相信在內容上一定還存在一些有失偏頗和亟須改正之處，也期望本書的讀者能夠不吝賜教（關於本書的任何建議，都可通過我個人的公眾號“炮老板”留言指出）。
《IP 之道1》從策劃到終出版經歷了曲折的一年，沒想到的是，《IP 之道2》從起心動念到出版同樣經歷了整整一年。時光匆匆，歲月荏苒，一代又一代的知識產權人在成長。後，作為本書的策劃和主編，我由衷地期待讀者能從閱讀中獲得啟發，並在實際工作中學以致用，為行業發光發熱！

林炮勤
2021 年10 月

知識產權：從工業時代到數智時代

柯曉鵬 現任阿裡巴巴集團技術和專利法務總監。曾任職富士康、中興通訊、恩智浦、維信諾，具備21 年企業法務和知識產權工作經驗。

數智時代知識產權的核心價值很可能從合法壟斷的競爭性使用，演化為開源、開放、共享、共治的賦能型使用。

一、 工業時代知識產權的價值標杆

自1623 年英國頒布實施《壟斷法規》以來，近400 年過去了。以專利法為代表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繫伴隨著三次工業革命，隨著時代發展不斷迭代，逐漸成為技術創新和市場經濟中不可或缺的關鍵營商要素。瓦特的蒸汽機、愛迪生的電燈、高通的芯片，這些機械時代、電氣時代、信息時代裡程碑式的創新產品，不僅深刻改變了人類文明的技術路線和歷史進程，也見證了專利制度對技術創新如烈火烹油般相得益彰的影響。機械時代的代表人物瓦特與電氣時代的代表人物愛迪生被譽為人類歷知名的發明家，他們通過天纔且勤勉的技術革新，以及對專利制度的充分運用，在市場競爭中取得了巨大優勢，在技術創新的商業化方面獲取了驚人的成功。馬克思曾評論道：“瓦特的偉大天纔表現在他所取得的專利的說明書中，沒有把自己的蒸汽機說成是一種用於特殊目的的發明，而是把它說成是大工業普遍應用的發動機。”愛迪生更是發明家中傑出的專利布局和運營高手，他一生有超過2000 項發明，並累計擁有1500 多項各國專利，在多個行業通過專利加持技術創新贏得市場競爭、獲得豐厚回報。在信息時代，把技術創新與知識產權布局和運營結合的商業化推向的是美國高通公司，在通信產業技術標準的更迭裡高通用集團軍作戰的方式進行標準技術方案的前瞻性研究，布局大量標準必要專利，結合其對關鍵芯片供應鏈的控制力，占據了通信行業核心生態位和大量市場份額，並通過專利技術許可和芯片供貨結合的方式，穿越通信技術代際更迭周期，持續收獲豐厚回報，成就了眾多技術公司向往的“高通模式”。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在其2017 年年度報告《全球價值鏈中的無形資本》中所述，全球價值鏈的增長與無形資產在經濟活動中重要性的日益增長密切相關，知識產權及其他無形資本為產品帶來的增加值是有形資本的兩倍。通信產業被公認為全球專利密集的產業，據WIPO 調研，自1990 年以來全球所有專利申請中約有35%與智能手機相關。高通憑借其在通信產業上遊的生態卡位及高超的產業專利運營能力，站在了全球通信產業價值鏈的，其芯片 技術 專利三位一體的“高通模式”，在工業4.0 之前的時代裡，可謂知識產權對產業價值鏈影響力的集大成者。然而，“高通模式”近年來遭遇了至少來自三股力量的重大挑戰，包括全球各法域監管機構、重要客戶和被許可對像、標準必要專利主要競爭者。前兩者的挑戰主要針對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在與各法域監管機構的博弈裡，高通主要通過繳納巨額罰款和經營整改解決，在與重要客戶和被許可對像如蘋果公司的博弈裡，談判—訴訟—和解是主要解決路徑。而來自標準必要專利主要競爭者如華為的挑戰，使高通面對專利池份額稀釋進而導致市場份額萎縮的風險，目前看來其主要解法是加大前瞻研發和標準主導權投入，強化標準必要專利數量和質量，並利用芯片供應鏈優勢鞏固競爭優勢。這個優勢能否長期維持，不僅是對高通化解監管挑戰和市場競爭的操盤能力的考驗，也是對工業時代知識產權競爭優勢邊際的考驗。

二、“護城河”模型與價值鏈理論視角下的知識產權

根據沃倫•巴菲特的經典投資理論，企業“護城河”有五種模型，包括無形資產、轉換成本、網絡效應、成本優勢和規模優勢。“護城河”的作用是構築競爭壁壘、化解競爭對抗威脅、增強生態控制、保護市場份額。根據企業所處產業特性不同及核心競爭力的差異，渴望基業長青的企業通常需要深耕至少一種“護城河”模型，以持續增強其在市場中的競爭力，並構築可靠的企業價值鏈。工業時代的企業“護城河”通常聚焦在無形資產、成本優勢和規模優勢，而以創新見長的科技型企業往往在無形資產的積累中占據優勢。典型的無形資產“護城河”包括專利、商標品牌、軟件版權、特許授權等。對於專利“護城河”而言，若想真正有效，通常需要規模化的專利權利積累，以及持續創新補充專利資產的能力。通信行業的巨頭們在無形資產“護城河”的投入上可謂不惜血本，美國的高通公司、中國的華為公司，都擁有遠超10 萬件的專利規模，這意味著在通信技術從2G到5G 的迭代周期裡，這兩家通信行業代表企業，都投入了至少資金用於專利資產的布局和維護，這還不包括支撐這些專利產生的更龐大規模的技術創新和研發資源投入。當然，從投資回報來看，這兩家企業既廣且深的專利“護城河”確實有效，它們分別從各自的商業模式中獲得了足夠的市場份額和商業利益。邁克爾•波特的價值鏈理論指出，企業價值鏈由基本活動疊加支持活動連接而成，不同企業之間價值鏈的差異形成企業競爭優勢的源泉，企業競爭的本質不是某個環節的競爭，而是價值鏈的整體競爭。在企業價值鏈視角下，企業的業務流程形成價值增值和價值創造的鏈狀結構，以客戶價值化為原則，以企業價值化為目標。價值鏈管理是基於協作的策略，把企業各業務運作連接起來，通過整合價值獲得整體競爭優勢，實現市場機會和戰略目標。如WIPO 在其調研報告中所述，知識產權通常隻有在與組織方面的知識專長、人力資本、管理技能及有效的公司戰略等互補性資產相結合時，纔能成為競爭優勢的源泉。仍以高通公司和華為公司為例，寬闊的專利“護城河”並非它們商業成功的單一原因，反觀眾多專利投入巨大的同行企業也有些黯然消逝在市場洪流中，比如曾經是加拿大強大通信科技企業的北電網絡公司就在年前夕破產，並把其曾持有的6000 多項專利拍賣了4，作為清算受益者後的晚餐。高通公司和華為公司能穿越通信產業幾次周期迭代，在競爭激烈的全球通信市場裡持續增長，大規模、高強度的知識產權資產固然是其價值增值的關鍵環節，更重要的是它們在各自的企業價值鏈模式下，能有效協同各關鍵環節優勢，整合發揮價值鏈綜合優勢的戰略執行力。無論是芯片 技術 專利的“高通模式”，還是人纔 技術 專利的“華為模式”，都是知識產權有機融入企業經營總體戰略、成功形成企業價值鏈整體勢能的典型代表。

三、 數智時代知識產權的價值演化

從工業經濟時代進入數字經濟時代，互聯網是核心推動要素，互聯網企業是數字經濟的排頭兵，平臺型互聯網企業成為數字經濟時代商業基礎設施的關鍵樞紐。從“護城河”角度來看，平臺型互聯網企業競爭優勢往往聚焦在轉換成本、網絡效應、規模優勢方面；從價值鏈角度來看，平臺型互聯網企業整體競爭力體現在數據、算力、算法的價值整合。中美兩國代表性平臺型互聯網企業的“護城河”和價值鏈都具備以上特征。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在2021 年4 月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 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9.2，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8.6%，同比名義增長9.7%。數字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愈發突出，2002—2020 年我國數字經濟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0.0%提升至38.6%，是國民經濟的核心增長極之一。2020 年我國產業數字化占數字經濟比重達80.9%，產業數字化作為數字經濟的主導地位進一步鞏固。制造業是產業數字化的主戰場，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是產業數字化的主要特征。在產業數字化的大潮裡，數字化是過程，智能化是目標，數字化疊加智能化，就是產業數字化所構建的數智化企業，未來幾乎所有企業都將成為數智化企業，進入網絡協同和數據智能無所不在的數智時代。

不同時代的成功要素在不斷演化，從工業時代到數智時代，知識產權也必將經歷重大演化。在工業時代，以專利為代表的知識產權價值主要表現在：通過專利軍備建立競爭壁壘，通過專利威懾護航產品經營，通過專利許可優化財務績效，通過專利加持提升品牌認知，總體上專利價值的萃取發揮展現出更多的競爭性。而在數智時代，賦能產業生態、促進生態發展很可能成為知識產權的核心價值，這將知識產權的基本價值屬性可能從競爭性演化為合作性。這個價值演化的推測基於以下兩個原因：一是構成數智時代核心驅動力的數據、算力、算法受到開源、共享、共治的影響越來越深，從監管立法到社會實踐，都在推動這一趨勢。我國“十四五”規劃提出：支持數字技術開源社區等創新聯合體發展，完善開源知識產權和法律體繫，鼓勵企業開放軟件源代碼、硬件設計和應用服務。建立健全國家公共數據資源體繫，確保公共數據安全，推進數據跨部門、跨層級、跨地區彙聚融合和深度利用。擴大基礎公共信息數據安全有序開放，探索將公共數據服務納入公共服務體繫，構建統一的國家公共數據開放平臺和開發利用端口，優先推動企業登記監管、衛生、交通、氣像等高價值數據集向社會開放。二是即使在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嚴格的專利領域，也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在選擇和推動開放許可、公益許可、免費許可等方式。例如，電動車行業龍頭特斯拉，曾宣布對新能源汽車行業善意使用其專利者，給予免費許可。2021 年4 月，臉書、微軟、惠普聯合宣布開放一批節能減排相關的專利，免費許可給善意使用者。可見，無論是從政府立法和政策引導角度，還是從企業知識產權管理和運營角度，數智時代知識產權的核心價值很可能從合法壟斷的競爭性使用，演化為開源、開放、共享、共治的賦能型使用。我們需要考慮，在這個趨勢下，如何優化知識產權的布局和運營策略，實現社會福祉和企業利益的平衡，保障客戶價值和生態價值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