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導論  /奧利弗?E.威廉姆森

2 企業的性質(1937)  /羅納德?H.科斯

3 企業的性質：起源  /羅納德?H.科斯

4 企業的性質：意義  /羅納德?H.科斯

5 企業的性質：影響  /羅納德?H.科斯

6 交易成本與內部勞動力市場  舍溫?羅森

7 經濟組織的邏輯  /奧利弗?E.威廉姆森

8 資產專用性與縱向關繫結構：經驗證據  /保羅?L.喬斯克

9 不完全合約與企業理論  /奧利弗?D.哈特

10 企業理論再考察  /哈羅德?德姆塞茨

11 論科斯、能力與企業  /西德尼?G.溫特

12 企業的法律基礎  /斯考特?E.馬斯特恩

13 作為組織所有權的縱向一體化：費雪車身公司與通用汽車公司關繫的再考察  /本傑明?克萊因

14 1991年諾貝爾獎獲得者演講：生產的制度結構  /羅納德?H.科斯

索引

譯後記

羅納德.H.科斯（Ronald H. Coase）的經典論文“企業的性質”初發表於1937年。本書重印了此文和1987年為慶祝“企業的性質”發表50周年而舉行的一次研討會的參會論文。組織此會是我們二人難得的幸事。耶魯大學組織與管理學院（Yale School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利用阿爾弗雷德.P.斯隆基金會（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所贈資金資助該會，對此我們深表謝忱。
科斯教授具有與眾不同的頭腦，在解決當前某些基本問題時，他設法永久地改變其對話方式。他一貫如此而非一時興起。顯然這種研究慣例首先必須想人所未想之問題，之後洞悉並考察其本質，終還要用比前人更基本的方式加以詳細闡述。
當然，這樣會令其他人難堪。大家該如何對待這樣一件明顯正確、難於分析，卻又顛覆了目前經濟學理論基礎的“贈品”呢？一種明智的反應是隻在腳注中引用相關文章，而不在正文中關注其要旨。然而，正如後來的事實所證明，其張力遲早會受到大家的關注。
科斯教授從未因自己的研究超前於時代而退縮。在他看來，顯示這種張力總比隱藏它要好。我們這些研究或關注經濟組織問題的人——對經濟組織的研究是整個經濟學界都在直接或間接從事的——都應該永遠感謝他。
本書章是綜述，然後是科斯發表於1937年的那篇經典論文以及他在本次研討會上所做的三篇演講。本書還包括六篇參會論文和兩篇受本次會議啟發所撰寫的論文。《法律、經濟學與組織雜志》第四期（1988年春季號）刊登了本書中除導論和科斯1937年的論文以外的全部論文。在此我們十分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允許重印這些論文以及科斯1937年的論文。
正如本次會議和相關論文所揭示的，對組織的經濟學研究方興未艾。盡管該領域已經取得了實質性進展，但仍有許多問題懸而未決，有些問題則剛剛引起關注。鋻於有眾多研究人纔應用各種方法投身於該研究領域，我們對未來十年甚至五十年充滿信心。而羅納德·科斯繼續積極參與該領域的研究發展，則是所有參會者以及整個經濟學界的幸事。

《企業的性質/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
我帶到美國的問題的答案後來變得十分簡單，隻需要認識到進行市場交易存在成本，並需將這些成本納入到分析中，這也是經濟學家以前未做之事。如果在企業內部組織交易比借助市場進行同類交易可能花費較少的成本，那麼企業就會在經濟體繫中扮演一個角色。企業規模的邊界應設定在其運行範圍擴展到在企業內部組織交易的成本超過通過市場或在其他企業中進行同樣交易的成本的那一點上。這一陳述一直被稱為“同義反復”，人們用此語來批評那些顯然是正確（而無須再提出）的命題。
我當然需要詳細闡述在1932年授課中的觀點，而且我在授課後不久寫給福勒的信中就表明我想要這樣做。我於1934年初夏完成了“企業的性質”的草稿，當時我還在鄧迪經濟學與商業學校。遺憾的是我現在沒有該草稿的副本，不過實際上在該文於1937年在《經濟學》雜志上發表之前幾乎沒再改動。我想起我增加了一個載於《美國經濟評論》上霍勒斯·懷特所寫的論文的腳注，他認為壟斷競爭會確定企業規模的邊界。我還增加了一個鄧迪經濟學與商業學校的同事埃文·德賓（Evan Durbin）所寫論文的腳注。無疑我做了某些其他的改動，但它們本質上肯定微乎其微。1937年發表的論文實質上和1934年的草稿相同。
在將鄧迪經濟學與商業學校的講稿改寫為論文時，我詳盡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並附以許多說明，但基本的研究方法沒變。不過我寫了一節研究由多布和奈特提出的關於企業的存在性的另一種解釋。我在鄧迪經濟學與商業學校講課之前，肯定沒有讀過所引用的多布《俄國經濟發展》一書，肯定也未曾讀過奈特的《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我在1933年5月寫給福勒的信中表明，我剛剛讀完奈特的論著[與威克斯蒂德（Wicksteed）、巴巴奇（Babbage）以及馬歇爾的一些著作一起讀的]。我在1932年提出我對企業的存在性的解釋時，還沒有考察這些解釋，而在考察以後，我十分清楚地知道無須改變自己的想法。我認為，可以確信，奈特對我企業思想的發展沒有影響，之所以要強調這一點，是因為有人持相反的看法。真正促進我研究該問題的是從普蘭特那裡學來的研究方法，而這種方法無疑又是傳自普蘭特之師埃德溫·坎南（Edwin Cannan）。當然有人可能會說，奈特的思想在倫敦經濟學院盡人皆知，所以我即使不閱讀他的著作也會受到其影響。的確，在倫敦經濟學院，人人都會提到《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不管是否讀過。但對羅賓斯來說（他是奈特的觀點在倫敦經濟學院的主要詮釋者），至關重要的是風險與不確定性和奈特書中第二部分的分析綱要與觀點之間的區別。我非常懷疑倫敦經濟學院的經濟學家們究竟是否討論過激發我興趣的奈特關於經濟組織方面的觀點。當然，後來我還是仔細閱讀了奈特的著作，而且毋庸置疑，我後來的論著受其很大的影響，盡管難以說清究竟在哪些方面受到影響。但是1932年我形成“企業的性質”中的思想時，當時的分析體繫卻是源於普蘭特。
也許有人要問，為什麼從1932年提出這些概念到1937年發表論文經過了這麼長時間，原因各種各樣。首先，我一直不願倉促付印，無疑其中部分原因是懶惰和發現寫作如此之難，同時也想等自我感覺良好之後纔發表。福勒在1932年3月寫的一封信中，表示希望我寫一篇或者一繫列有關一體化的論文，我回信說：“你說我應盡快把關於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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