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國管理者必須學中國化管理智慧
管理是人類文明進程中的伴生物，人類社會幾千年的文明史，其實也是一部管理活動的實踐史和管理思想的發展史。在漫長的歲月中，人們積累了豐富的管理經驗，總結了許多行之有效的管理原則。
企業管理的誕生和發展是與人類進入工業文明分不開的。18世紀中葉，隨著工業革命的誕生，西方社會的生產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速，資本主義社會也迅速發展起來。1769年，家現代企業在英國誕生，其管理模式主要是“人治”，即靠資本家個人的直覺和經驗進行決策和管理。但隨著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和生產的日益復雜化以及人員的增加，初的“人治”管理模式已不適應企業發展的需要，企業迫切需要一套更為先進和繫統的管理模式，在這種情境下，西方古典管理理論誕生了。
提到西方古典管理理論，就不得不提美國管理學家弗雷德裡克·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他被譽為“管理理論之父”，是古典管理理論的奠基人。泰勒非常關注如何提高生產效率。這不但要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潤，而且要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來增加工人的工資。泰勒對工人在工作中“磨洋工”的問題深有感觸。他認為“磨洋工”的主要原因在於工人擔心工作干多了就可能會使自己失業，因而他們寧願少干活。泰勒認為生產率是勞資雙方都忽視的問題，部分原因是管理人員和工人都不了解什麼是“一天合理的工作量”和“一天合理的報酬”。此外，泰勒還認為管理人員和工人都過分關心如何在工資和利潤之間進行分配，而對如何提高生產效率會使勞資雙方都能獲得更多報酬則一無所知。簡言之，泰勒把生產率看作取得較高工資和較高利潤的保證。他相信，應用科學方法來代替慣例和經驗，可以不必多花費工人更多的精力和努力，就能取得較高的生產率。於是他提出企業管理一定要有科學化、標準化的理論。在其《科學管理原理》一書中，泰勒提出實施科學管理能夠極大地提高生產效率，而高效率是雇員和雇主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因此，隻有用科學化、標準化的管理替代傳統的經驗管理，纔是實現高效率的手段。泰勒對科學管理作了這樣的定義，他說：“諸種要素——不是個別要素的結合，構成了科學管理，它可以概括如下：科學，不是單憑經驗的方法。協調，不是不和別人合作，不是個人主義。的產量，取代有限的產量，發揮每個人的效率，實現的富裕。”這個定義，既闡明了科學管理的真正內涵，又綜合反映了泰勒的科學管理思想。他主張員工的工作要定額，工資要按定額來計件發放，泰勒的管理思想把工人純粹當成機器的一部分，他認為工人就是沒有思想的隻為報酬的“經濟人”。
泰勒的科學管理的確幫助企業實現了高效率的管理目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不顧企業員工感受僅僅把他們當作被管制、被約束的對像，忽視人的真情實感、自主性以及尊嚴的管理方式，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和挑戰。在質疑和挑戰中，以喬治·梅奧（George Mayo）的霍桑實驗、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H . Maslow）的需要層次理論和道格拉斯·麥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的X理論、Y理論為代表的現代管理思想誕生了，此階段管理領域非常活躍，出現了眾多的管理學派，被稱為“管理理論的叢林”。總體來看，這些理論開始對人重視，如霍桑實驗對員工“社會人”角色的發現，使管理思想由以“事”、以“物”為中心，慢慢轉移到以“人”為中心，重視人的作用，改變了單純依靠嚴格的制度進行強制管理的方法。
20世紀70年代，隨著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的快速崛起，西方管理學者對日本的管理模式產生了興趣。美國管理學家威廉·大內（Willian Ouchi）對美日管理模式進行深入對比之後，提出了“Z理論”。“Z理論”倡導長期雇用、信任、親密的人際關繫等，對員工的定位從“經濟人”“社會人”轉變為“文化人”，進而促進了管理理論的進一步發展。
西方管理科學和理論的研究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這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推動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但由於缺乏對管理目標和管理哲學的確切認知，以致管理中出現了許多危機。這些危機主要包括：兼並化危機、機械化傾向、功利性思想、道德意識淪喪、環境生態危機等。這些管理危機亟須一套更為完善的管理哲學和管理理論纔能解決，而這種需求可以在中國傳統文化和哲學中尋得真諦。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浩渺深邃，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及佛家的思想精髓，其實就是好的管理哲學。儒家以人為本、仁愛忠恕的倫理情操，道家順應天道、上善若水的生命智慧，法家中人之治、法術勢的管理之道，兵家運籌廟算、出奇制勝的謀略優術，墨家以財發身、尚賢貴義的商業操守，佛家知行合一、明心見性的心智修煉，這些都是人類管理智慧的燦爛結晶。中華哲學思想文化如同黃河、長江之水汨汨不斷，養育了無數賢纔能人、有識之士，中國歷史上無數的偉人巨擘無一不是舉世矚目的管理大師。以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和管理實踐為代表的東方古代管理，在世界管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國學經典《大學》的思想內容可總括為“三綱八目”：“三綱”即“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八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綱八目”中蘊含的管理精髓簡直振聾發聵，如在釋“治國平天下”時，《大學》有言“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意思是仁愛的人以財物提高自身德行和造福社會，達到立功、立言、立德的境界。不仁的人不惜以生命為代價聚斂財物，他們發財賺錢隻為滿足自身狹隘的欲望。這句話明確指出了企業經營的目的和意義。《道德經》有言“道常無為而無不為”，意思是管理之道在於無為而治。《中庸》有言“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論語》有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孫子兵法》有言“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則強調了謀劃、戰略和戰術的必要。中華傳統文化中，諸如此類的管理智慧比比皆是，無不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經商之精髓、管理之根本。
西方管理學者也認識到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管理思想的巨大魅力，開始積極地從中尋求管理之道。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喬治在《管理思想史》中強調：“你要想成為管理人纔，就必須去讀《孫子兵法》！”被譽為日本“經營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在回答“你的經營秘訣是什麼？”時強調：“我並沒有什麼秘訣，我經營的方法是經常順應自然的法則去做事。”松下幸之助的這種理念正契合老子“無為而治，道法自然”的哲學思想。1988年75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發表聯合宣言，指出：“21世紀人類要生存，必須汲取兩千年前孔子的智慧。”
然而，隨著近代中國經濟的沒落和西方管理學的快速發展，中國企業大多是在西方模式下亦步亦趨，並沒有形成自己獨立的管理體繫。中國傳統文化與國學，被當作封建中國落後的糟粕而遭到批判。古代帝王的治國之道曾一度被看作封建統治階級愚弄人民的手段而受到鄙棄，近代曾經輝煌的儒商被看作歷史悲劇而遭冷落。而今中國企業發展的矛盾越來越多，阻力越來越大，許多管理問題正在慢慢顯現：中國企業的平均生命周期僅為2.5年；企業文化缺失，商業道德欠缺；管理模式機械化、官僚化；戰略目標混亂，核心競爭力疲軟；資源消耗嚴重，發展與環境對立，組織生態惡化；等等。諸多問題的出現，不得不引起我們對中國企業管理困境的憂思。
西方的管理學是一種追求標準化、制度化的科學，有著注重邏輯、崇尚實證的理性精神，而這種精神是建立在西方獨特的文化土壤之上的。從古希臘時期開始，西方就脫離了血緣紐帶與農業社會形態，進入城邦文明，形成契約化與法治化的社會。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更是建立了工業社會的模式，在此基礎之上，創建了現代管理體制。而中國的傳統文化與西方截然不同，在近代之前一直存在著血緣宗法制的直接影響，人倫道德與法律並存。在一個相對穩定並以血緣關繫及其他關繫為紐帶的圈子裡，人情關繫甚至超越了契約關繫。在中國人的骨子裡，辦事首先要有情感，其次要考慮其合理性，後要看是否合法。所以中國人講的是“情理法”並重，單純用西方崇尚理性和規範的制度化管理理論顯然不適用中國企業。因此，中國企業在學習西方的同時，必須要從中國傳統哲學智慧中尋找適合自己的本土化管理方法。
縱觀國內的成功企業，無一不是企業管理中國化的典範。例如，華為，並不是隻靠一個《華為基本法》就解決了所有問題。它是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哲學思想與西方的管理理念結合在一起運用，纔創造了華為的奇跡。華人經商成功的典範李嘉誠為什麼會成功，他告訴記者他的秘訣是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哲學思想與西方科學化的企業管理理念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並在企業管理中加以運用。
由此可見，中國本土企業要想做好管理，就要追本溯源，沿著歷史長河逆流而上，去采擷中國傳統文化的珍寶，點綴我們集中西之長、納古今之靈的“中國化管理”之樹。在“知”與“行”的踫撞中，去追尋一閃而逝的真理火花——無數管理的學問彙聚起來，以知行合一的洪爐去鍛造精煉，成就獨屬於中國人的管理之道。
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智慧構建出繫統的管理體繫，我們統稱為中國化管理。中國化管理立足於國學根脈，以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和歷史文化為依托，萃取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佛家六家智慧，並吸取世界管理思想之精華，整合出適合中國企業自身特點的一整套管理理論。中國管理智慧以儒家思想為核心，以道家思想為哲學來源，利用法家思想的方法論和兵家思想的優術，在墨家思想的文化基因的影響下，並佐以佛家思想的有益補充，將中國傳統管理哲學的精華和要素予以繫統化，建立了嚴密的管理體繫，將中國化管理推向了新的高度。
中國化管理理論提出了“以人為本、辯證治事、中庸和諧、道法自然”的管理理念，其中中庸思維下的“中庸”管理是中國管理智慧的核心。中國哲學中的“中庸”管理的智慧對中國企業家來說尤為重要。中國中庸思想告誡我們，人一定要在宇宙中遵守作為人的天性，不要走，要尊重自然的客觀屬性，不要違背宇宙間萬物的規律，懂得恰到好處，並從大局出發，謀求行動體繫和諧共處的狀態或朝此種狀態的方向行進。任何事情都要遵循其內在的發展規律，不要主觀上為所欲為，與客觀及自然規律相違背。
中國企業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裡，有多少企業家及企業因為沒有遵循客觀規律，隻重視經濟效益卻不顧現實社會的發展狀況和需要而違背“中庸”管理哲學理念，導致了人生失敗及企業消亡的比比皆是。可以說中國化管理理論彌補了西方管理思想重物不重人，重經濟效益不重倫理道德的缺陷，也給中國企業家提供了一套指向基業長青的管理之道及平安的法則。可以說中國化管理理論是立足於中國歷史文化，激活中國管理代碼，運用中國傳統管理智慧，在汲取諸子百家思想精華之上而建立起來的中國本土化的管理理論。它符合中國企業的管理之道，也符合中國人情理法並存的傳統思維模式，還符合中國特點和中國特色。中國企業家一定要學習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管理智慧，隻有這樣，中國企業纔能走出一條真正屬於自己的、適合自己的管理之路，纔能找到一條符合中國社會生態的成功之道，纔能找到企業長青之道。中國企業家必須知道功成、名遂和身退的哲學涵義，也必須知道為而不爭的管理行為學，還必須知道福禍相依的辯證哲學理念，這是有關企業基業長青和自身平安的必修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