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前言
前言
導論

章 模式Ⅰ：理性行為體模式
嚴謹的理性行動模式
理性行為體範式
經典模式（理性行為體模式）的示例
古典現實主義
新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
國際制度主義
自由主義
戰略、戰爭和理性選擇
經典模式的變種和應用

第二章 古巴導彈危機：層截面
為什麼蘇聯要在古巴部署進攻性導彈？
假說1：古巴防御說
假說2：冷戰政治說
假說3：導彈力量說
假說4：柏林問題說——勝利、交易或圈套
為什麼美國以封鎖應對蘇聯在古巴的導彈部署？
方案1：不做任何反應
方案2：外交施壓
方案3：與卡斯特羅秘密接觸
方案4：入侵古巴
方案5：空中打擊
方案6：封鎖
蘇聯為什麼撤走導彈？

第三章 模式Ⅱ：組織行為模式
組織邏輯和效率
組織邏輯和組織文化
互動的復雜性
美國宇航局：英雄和替罪羊
組織行為範式

第四章 古巴導彈危機：第二層截面
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
蘇聯在古巴增加兵力的詳細情況
組織的執行
美國對古巴的封鎖
組織的情報活動
組織選項
組織的實施
蘇聯從古巴撤出導彈

第五章 模式Ⅲ：政府政治模式
政府政治模式說明
1．不同機構共享權力
2．勸服的權力
3．討價還價依一定過程進行
4．權力等於對結果的影響
5．國際和國內關繫
集體過程及其對選擇和行動的影響
1．如何實現更好決策
2．“代理”問題：委托人、代理人和博弈者
——競爭性目標與不對稱信息
3．參與者：誰參與了博弈？
4．決策規則
5．提出問題和設置議程
6．集體迷思
7．聯合行動的復雜性
決策的政府政治範式

第六章 古巴導彈危機：第三層截面
美國的封鎖
發現導彈的政治
抉擇的政治
蘇聯從古巴撤走導彈
蘇聯人擊斃一名美國U-2飛行員
總統與主席
解決土耳其問題的“交易”
解決古巴問題的“交易”

第七章 結論
總結：不同解釋的差異
總結：答案不同還是問題不同？
書中觀點意味著什麼？
譯後記

我希望《決策的本質》中文版的出版對中國讀者分析國家間關繫和外交決策會有所幫助。古巴導彈危機作為人類有史以來危險的事件之一，已經成為當代被為廣泛研究的歷史事件。而隨著記錄有肯尼迪總統時期美國政府領導者決策言行的錄音帶的公布，古巴導彈事件也成為了歷史學家可以獲得詳盡史料的危機事件。不僅國際關繫的研究者，而且政治家們也在分析此次事件，以探求在核超級大國領導人的一個決定就可能意味著上千萬人灰飛煙滅的時代的治國之道。危機管理方面的學者會發現，古巴導彈危機的這些經驗教訓對於中國、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等應對當今所面對的挑戰，也是適用的。事實表明，本書的理論框架能夠幫助讀者更好地解釋和預測政府以及如公司等其他類型的組織的行動。
中國與古巴導彈危機
雖然中國並不是古巴導彈危機的直接參與方，但美蘇在古巴的對抗影響了中國冷戰期間的外交政策。20世紀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的時候，中印之間在邊界問題上發生爭端；中國宣稱對阿克賽欽和印度所稱的東北邊境特區擁有主權。在印度增派大批軍隊進入這些邊境地區後，1962年10月20日，中國開始進攻這些爭議地區，並迅速擊敗了駐扎在那裡的印軍；而此事正值古巴導彈危機時。在成功擊敗、羞辱印度後，中國在1962年11月20日又迅速從被占領地區撤出，恢復戰爭前的控制狀況。對此，中國總理周恩來解釋說，中國決定“展現善意”以促進與已遭到懲罰的印度進行談判。
曾有歷史學家認為，中國利用了美蘇在古巴的衝突來實現它對印度的進攻。盡管事件發生的時機似乎也顯示是這樣，但事實上，在事件發生前的數年中，中印之間的緊張關繫就一直在不斷激化。而且，在美國總統公開宣布發現蘇聯在古巴的那些導彈的兩天前，中國的軍事行動就開始了。這個事實也削弱了這種觀點的信服力。
但美國則把此次中印戰爭視為中國會用常規軍事手段擴張其共產主義的又一個證據。而中國對古巴導彈危機解決做出的反應，又進一步增加了美國對中國共產主義政府的懷疑。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在1962年10月28日宣布其打算從古巴撤出核導彈，對此，中國政府批判蘇聯在向美國投降。中國的民眾也上街遊行示威以表示對古巴卡斯特羅政府的支持。中國還像征性地舉行了為古巴獻血的活動。
針對中國的這種批評，莫斯科則譴責中國對印度這個不結盟運動的領導國家的入侵。在古巴導彈危機末期對哈瓦那的一次訪問期間，蘇聯外交官阿納斯塔斯•米高揚告訴古巴的領導層，中國對印度的入侵損害了共產主義事業。米高揚認為，中國本可以利用此次危機去攻占東亞方面的領土，如國民黨政府占據的金門、馬祖，或者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門，以分散美國及其盟國的精力。他還批評中國沒有真心實意地幫助古巴的革命鬥爭，說如果美國入侵古巴，“（蘇聯士兵）將會犧牲他們的生命，而不僅僅是到醫院獻些血。”
同時，在經歷過古巴導彈危機中的危險對峙後，肯尼迪和赫魯曉夫都決定：這樣的危機永不應該再發生。他們的這種信念推動雙方采取一繫列的外交行動，以調整這兩個核超級大國關繫中“維持危險現狀的規則”。這些外交行動如美蘇之間的軍備控制磋商與談判；這些努力的結果包括設立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的緊急熱線、1963年簽署的禁止在地上進行核爆試驗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以及1968年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
而在中國看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是在企圖阻止中國獲得核武器。因此，中國對該條約嗤之以鼻，宣稱美國和蘇聯是在企圖“鞏固它們的核壟斷地位，而捆住所有受到核威脅的愛好和平國家的手”。隨後，1964年10月，中國在新疆境內的羅布泊附近進行了次核武器爆炸試驗。

本書不僅僅是一個修訂版，也可以說是一個全新的著作，其中包含了*新的歷史資料和深入的理論分析。現在看起來初版似乎就如同一個草稿，而這版纔是值得期待的。

——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rvis)

本書在理論和歷史方面都做了非常大的更新，成就卓然。

——斯科特·薩根(Rcott Sagan)

對經典之作做了及時的更新，且在許多方面勝於原版。

——理查德·貝茨(Richard K. Betts)

本書有關組織行為的分析，無論是理論章節還是案例研究章節，都非常精彩，讓人手難釋卷。書中引用的相關文獻綜述全面、有深度而且內容新穎。

——迪亞娜·沃恩(Diane Vaughan)

政治科學中的理性選擇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隻是擴展和提煉了本書中的理性行為體模式。本書將有助於人們理解為什麼是這樣的。

——托馬斯·謝林(Thomas C. Schelling)

而當伊拉克1990年夏在靠近科威特的邊境地區大量集結軍隊時，西方領導人需要考慮的是另一個獨裁者的目的或計劃。美國官員面臨的問題是判斷“伊拉克希望獲得什麼以及這種行動可能會向何處發展。”他們從一個具體的國家——伊拉克——開始，考慮其近的歷史與其所處的具體環境。伊拉克近剛剛結束與伊朗之間持續了近十年的代價高昂的戰爭。大量的軍費開支與巨額的國內花銷，使伊拉克背上了沉重的外債負擔。在與伊朗的戰爭中，伊拉克失去了阿拉伯河（Shatt-al-Arab），因此它迫切需要新的港口設施，而如果能吞並科威特的一小塊海岸地區，這個需要就可以得到滿足。而且中立的旁觀者會發現，伊拉克在與科威特的邊境爭端中所提出的要求是有些道理的，特別是對那些從邊界兩邊都可以開采的地下油田的要求。因此，布什總統能理解伊拉克向更富卻更弱小的鄰國科威特提出的金錢上的要求，甚至是伊拉克的一小塊領土要求。
而當把注意的焦點進一步集中到人格化的伊拉克，特別是集中到薩達姆·侯賽因的獨特性格特征時，西方領導人認為薩達姆的行為與他們對這個伊拉克殘暴的獨裁者的一貫認識是一致的。對伊拉克與薩達姆有更好了解的鄰國也持同樣的看法。科威特認為向伊拉克做一些讓步可能是必要的，除非伊拉克的這些要求僅僅是其欲望的開始。對薩達姆的目的，埃及的判斷與科威特相同。而在布什總統與約旦國王侯賽因交換看法，表示希望“形勢的發展不會超出理性的界線”時，這位國王說，“不存在這種可能性，形勢不會發展到這一步。”因為蘇聯長期是伊拉克的援助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就向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核實情況。根據貝克的說法，謝瓦爾德納澤私下向他說，“這個人或許是強盜惡棍之類貨色的人，但他並非是不理性的，而這將是一個不理性的行動，所以我認為這種情況不會發生。”
這樣，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軍事行動將隻局限於占領科威特與伊拉克邊境上的那些有爭議的油田。但是，當伊拉克在8月2日發起進攻，其行動卻不是有限的；伊拉克的坦克占領了科威特的全境。而這如果得不到遏制，也將對沙特阿拉伯構成威脅。
在希特勒和薩達姆這兩個案例中，西方領導人試圖通過一種理性行為體模式來解釋和預測錯綜復雜的國家行為。他們首先從抽像的理性行為體核心模式與國家基本的目標開始；然後，為了使分析進一步深入、細化，他們關注具有特定價值觀與認知的領導人。由於把這兩個人隻簡單地視為民族主義者，西方領導人並未能充分考慮到這兩人更具有個人獨特特性的價值觀、思維及其他因素等；而要了解這些，他們就需要掌握更多的相關細節。在這兩個案例中，這種反映了個人獨特特性的行為，也隻有通過對其人格與認知進行詳細分析後纔能理解。就希特勒而言，這種個人獨特特性就是其獨一無二的世界觀與個人使命感；而就薩達姆而言，則是薩達姆對自己在阿拉伯世界中的歷史宿命的幻想，以及其特有的、部分因七八十年代中東所發生的事件而產生的對美國的不屑態度。
當研究的焦點轉向了領導人，分析就需要掌握有關領導人在三個主要方面所做的判斷的信息。如傑弗裡·維克斯（Geoffrey Vickers）所言，關鍵的問題是：行為體如何“挑選、利用、呈現其有關‘繫統狀態’的信息？它如何確立對這些信息進行評估的標準？它如何選擇與采取反應？”我們可以認為行為體在這三個方面——價值、現實和工具（value，reality，and instrumental） -的判斷構成了行為體的信念體繫的基礎。125盡管是相互獨立的，但這三種判斷在理性行為體範式中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行為體的價值判斷（國家關心的內容）影響著國家的目標與目的；同時還影響著國家將關注於現實的哪些方面。價值與現實方面的判斷深深地交織在一起。因為“事實隻有與一些價值判斷存在關聯，這些事實纔會變得相關而重要；而隻有與一些事實相聯繫，價值判斷纔會有意義。”而價值判斷反過來還會受到工具方面考慮的影響，因為一個國家的目的經常會受到它認為自己擁有的實現其目的的能力的影響。對維克斯而言，這些相互交錯的判斷結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主體對某種情境的“評判”。“這樣一些評判”，他進一步說道，“反映出了我們好將之稱為傾向性的東西；這種傾向性使行為體關注於情境的一些方面，而非其他方面，並使行為體以這種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評價這些方面。”這些傾向性結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種評判體繫。
深入分析行為體復雜的信念體繫的作用，在阿倫·弗裡德伯格（Aaron Friedberg）有關英國如何評估與應對其帝國力量衰落的研究中得到了展示。弗裡德伯格欣賞現實主義在解釋國家行動時對權力與地緣政治因素的強調。弗裡德伯格向我們描述的一幅有更多細節的圖景則顯示隻有一群不斷變動的官員，他們根本沒有連貫的國家戰略；這些人中，如果不是沒有一個的話，那麼也隻有其中一部分人纔會關注帝國權力的衰落。和“國家和政府內部權力都集中”的國家相比，英國“雜亂無章的民主制”，是決定其行為的一個重要因素。弗裡德伯格的結論是，“在英國，改變是漸進而分散的觀念變遷的結果；時而發生的危機則會使這種變遷得到鞏固與加速。”這種深入細致的分析，不僅利用了本章前面概括的那些範疇中所包含的不同理論洞見，而且把這些不同洞見很好地融合到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