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使命與管理 / 001

Part 1  轉變企業角色
第--章不斷變化的商業環境 / 033
第二章市場轉型 / 044
第三章應對氣候變化 / 060
第二部分重塑政府角色
第四章重新思考政企關繫 / 071
第五章民主與市場 / 079
第六章透過政府“停擺”理解政府價值 / 087
第七章共同應對氣候變化 / 094
第三部
Part 2分溝通變革
第八章在充滿政治色彩的環境中交流 / 101
第九章世界觀和社會運動 / 109
第十章激進派和氣候變化辯論 / 117
第十一章氣候變化辯論中的新人口統計學 / 123
第四部分誠信為本
第十二章在高碳生活中構建低碳世界 / 129
第十三章彌合社會分歧 / 140
第十四章培養理解世視角 / 151
第五部分
Part 3 將企業管理視為一種使命
第十五章未來的世界 / 165
第十六章我們在未來扮演的角色 / 175
致謝 / 191

對於經歷過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的一代人來說，對現狀的不信任實際上占據主流。這是德勤於2019 年對全球1.3 萬名40歲以下人群進行調查後得出的結論。一份數據總結報告這樣寫道：“Y世代a和Z世代b的幻想破滅了，他們對自己的生活、財務狀況、工作、政府和商界領袖、社交媒體或他們的個人數據被使用的方式，都不是特別滿意。”受訪者表示，氣候變化是他們Z關心的問題，其次是收入不平等和失業。對企業解決這些難題的能力，甚至是企業為人們帶來穩定生活的能力，他們似乎都有所懷疑。一位受訪者告訴德勤：“我們對公司的信任度降低了，因為很多父母輩的人都失業了，而他們向來對公司忠心耿耿。”“由於股市崩盤，我們對股市的信任度降低了。我覺得，我們很多人都擔心這種情況會再次發生。”
我對這種緊張的關繫再熟悉不過了。2008 年，我開始找工作，這大概算是開啟職業生涯Z糟糕的時機了。事實上，情況比我想的還要糟糕，《商業內幕》甚至宣稱接下來的一年將是“報刊滅亡年”。當我聯繫到實習時曾指導過我的一位雜志編輯，問他能否幫忙推薦工作時，我纔得知他不久前已轉行。他在離職前接受了一個采訪，聲稱像我這樣的記者是“沒有前途的”。不過我還算幸運，得以在加拿大溫哥華一家小型網絡媒體實習，後來成了氣候變化方面的首席記者，為《紐約時報》等媒體做自由撰稿人，並寫了一本名為《我們阨運臨頭了嗎？》（2017年）的書，但那種不穩定感卻揮之不去。
正是這種不穩定感和幻滅感， 讓很多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支持伯尼· 桑德斯（Bernie Sanders） 或伊麗莎白· 沃倫（Elizabeth Warren）等政界人士，支持旨在關注氣候變化、推動經濟轉型的綠色新政，這些年輕人還要求對富人征收更高的稅，或者告訴輿情研究員，他們對資本主義的替代品很感興趣（雖然他們自己也拿不出明確的方案）。他們中的很多人隻是被不斷升級的氣候危機和《了不起的蓋茨比》中所描述的巨大的社會不公嚇壞了，他們渴望大膽而繫統的解決方案。
這正是本書的寫作背景：如今的商科學生在尋找解決方案方面擁有不同尋常的優勢——但前提是他們主動選擇這樣做。幾十年來，未來的企業高管們一直被教導要專注於追求短期的物質利益，而不必擔心這個過程帶來的副作用。面對這樣的職業路徑，備考或在讀的商科學生們背負著不小的壓力。一旦他們選擇繼續走老路，社會危機隻會變本加厲。這也是為什麼安德魯·霍夫曼（Andrew Hoffman）認為：“未來的商界領袖應該學會做一些前幾代人很少做的事，他們必須開始批判性地思考：商業在社會中的角色，自己作為管理者在領導企業方面扮演的角色，以及整個繫統背景——資本主義。”
即將面臨這一挑戰的，不隻是那些摒棄唯利是圖、追求更高職業價值的學生，還有那些已經在社會中掌握了一定權力的商務人士和商界領袖，給他們提供培訓的商學院，以及所有致力於促進社會公平並關注環境可持續發展的人們。顯而易見，我們正處於動蕩和痛苦的時期。你手中的這本書提供了寶貴的指引，幫助你更好地識別航向。我希望你能夠投入足夠的創造力和緊迫感來應對本書的挑戰。事實上，我們別無選擇，因為不隻我們這一代，所有後代的未來都取決於此。

商業理念是一個源於20 世紀90 年代中期的相對較新的概念，它超越了簡單的企業社會責任（CSR）概念，並將社會問題和環境問題納入戰略考量。時至今日，當我告訴人們，我同時承擔著商學院和環境學院的兩份教職時，很多人對兩者之間的聯繫表示困惑。即使在大學繫統內，很多同事像我一樣都稱自己被商學院的同事視為“環保主義者”，而被環境學院的同事視為“兜售資本主義的人”。但是，橫跨兩個相對獨立的領域的人，可以比單一領域的人看到更多的機會。在20 世紀90 年代中期，隻有少數人從事跨領域工作。如今，跨領域工作的人數遠超從前，而且還在不斷增長。這些人曾經是商學院教育中的“異端”，現在，他們的做法正在變成“信條”。2014 年，當我聽到密歇根大學羅斯商學院的院長說“可持續發展是當今管理教育的重要內容”時，我意識到時代變了。埃森哲對企業高管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72% 的受訪者認為教育是企業未來能否在可持續發展方面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
事實上，隨著商界發現自己面臨更大的可持續性挑戰，這一領域亟須更多的管理教育。如緒論所述，埃森哲的一項調查發現，幾乎所有（99%）全球Z大公司的首席執行官都表示，可持續發展問題對其企業能否取得長遠發展至關重要。商業圓桌會議和世界經濟論壇都響應並表明了立場，分別發表聲明，反對股東利益至上，呼吁企業為社會創造積極的價值，合法納稅，保護環境。同時，數百家企業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作為行為準則，以改善其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然而，盡管社會各界人士付出了這麼多努力和行動，問題卻越來越嚴重。韋恩·格雷茨基（Wayne Gretzky）有句名言：“我不去冰球所在的地方，我要去冰球將要去的地方。”
商學院應該同時教會學生“冰球在哪裡”和“冰球去哪裡”。“冰球”當前的位置引導我們了解生態效率，可持續性產品，ESG（環境、社會和治理）報告，以及過去20 年來為將環境問題和社會問題納入企業戰略而設計的一繫列企業計劃。然而，時至如今，這些努力還遠遠不夠。我們正面臨著一個全新的問題，因為與過去相比，如今我們破壞環境的規模和範圍遠超從前。當今的企業管理者的成長環境和下一代企業管理者的成長環境是不一樣的。今天的企業運營必須引入“人類世”戰略——環境戰略就是商業戰略。

人類世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提出，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地質時代。我們已經結束了“全新世”（從大約11700 年前的Z後一個冰河時期持續至今的地質時代），進入“人類世”，一個人類主導的地質期，這樣命名是為了凸顯全球約75 億人口對地球造成的災難性影響，如氣候變化、物種滅絕、海洋酸化等。這樣的轉變反映了一種全新的、不斷擴大的環境挑戰。作為物種之一，人類的數量已經如此龐大，人類的技術已經如此的強大，以致人類正在全球範圍內改變生態繫統。例如，2003 年聯合國《千年生態繫統評估報告》（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得出結論：“在過去的50 年裡，人類改變生態繫統的速度和範圍超過了人類歷史上任何可比時期。”自該報告發表以來，人類改變生態繫統的速度沒有絲毫減緩的跡像。如今，科學家認為氣候變化是對後代生存的威脅。2018 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警告說，如果我們到2030 年還不重視氣候變化問題，那麼人類對全球氣候的破壞將是不可逆轉的。其帶來的影響可能包括：地球上部分地區將因氣溫過高和干旱而無法種植作物，糧食產量下降；隨著天氣變得更加多變和，風暴的破壞程度將隨之上升；隨著氣候變化，害蟲開始遷移，蟲媒傳染病增加；冰川融化加速，導致海平面上升和風暴頻發。
氣候變化隻是“人類世”的特征之一，如果我們希望地球上的生物都能擁有一個安全的環境，還有另外8 條我們不應觸踫的“地球生態紅線”（見圖1-1）。然而，我們已經越過了其中的4 條。條是氣候變化：科學家們將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的上限定為0.035%，世界氣像組織發布的數據顯示，2020 年二氧化碳的全球平均濃度達到了413.2ppm（1ppm=10-6）。第二條是生物多樣性喪失（或生物圈完整性下降）：已設定的上限是每年每百萬物種滅絕數不超過20 個，而我們目前超過了100 個。科學家警告道，我們正處於“第六次大規模滅絕”時期，到2100 年，多達一半的現有物種可能會滅絕。第三條是氮污染（生物地球化學循環）：科學家將工農業氮排放上限設定為每年0.35 億噸，而目前全球氮排放量是1.21 億噸（磷污染緊隨其後）。第四條是森林砍伐（土地繫統變化）：科學家設定的底線是62% 的林地保持原狀，而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發布的數據，過去20 年間，全球森林覆蓋面積減少了近1 億公頃，目前全球森林覆蓋面積占土地總面積的31.2%。科學家們也在監測另外4 個指標：淡水使用、大氣顆粒物（氣溶膠負荷）、化學污染（新型實體）和海洋酸化。鋻於人口將持續增長——到2050 年將有近百億人口，這些問題隻會變得更加嚴重。另有1 個指標正在好轉：自1987 年頒布《關於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Deplete the Ozone Layer）至今，平流層臭氧消耗物質濃度正在下降，預計臭氧層將在21 世紀中葉恢復原狀。
2019 年，大衛·愛登堡（David Attenborough）在達沃斯論壇對商界領袖們說：“商業全球化、國際合作和追求更高理想，這些都是可行的，因為千百年來，在全球範圍內，大自然基本上是可預測且穩定的。現在，在一代人的時間裡，甚至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切都變了。”這位Z名的博物學家總結道：“全新世已經結束。伊甸園已不復存在。”這種轉變對社會、企業，尤其是對本書的讀者，分別意味著什麼？
如果沒有在學校接受過一定的自然科學教育，商界領袖就無法透徹理解這些問題。人類活動引起全球氣候變化，破壞水資源，造成全球變暖和海洋酸化，並導致物種滅絕。雖然人口增長肯定是導致諸多變化的因素之一，但發達國家人民當下所享有的較高生活水平，以及發展中國家人民對享有類似生活水平的合理渴望，加劇了對環境的影響。一些人建議，這個新時代應該被稱為“資本世”（Capitalocene），因為正是市場提供了這些生活方式賴以存在的商品和服務，也正是市場鼓勵人們越來越多地關注消費，以追求利潤和經濟增長。事實上，這些不斷升級的影響大多始於1950 年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環境和社會指標開始急劇上升，標志著科學家們所說的“大加速”（great acceleration）的到來。
但是商科學生很少接受關於“商業活動如何影響自然環境”的教育。雖然有些課程涉及資源獲取、供應鏈管理和商品制造流程，但學生們被教導的是如何通過提高效率來優化這些活動，其首要目標是增加企業利潤。這些商業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程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商科學校應該提高學生的科學素養，教育他們要負責任地管理企業。例如，蘭卡斯特大學的商業教授蓋爾·懷特曼（Gail Whiteman）將這些環境因素稱為地球的“關鍵績效指標”（KPI），而不是將其稱為“地球生態紅線”，商業領袖Z好了解並懂得如何改變這些指標。通過這樣的方式，我們得以審視並改變導致社會與生態繫統發生衝突的生產及消費觀念，轉而尋求在創造利潤和推動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不過度依賴物質和能源消耗的方法。這將問題的解決方案帶入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維度，而不僅僅是要求企業提供綠色產品。從根本上說，這一方式挑戰了“持續的經濟增長是可取的，甚至是可行的”的信念。我們需要研究的是，在不完全依賴物質資源的使用和積累的前提下，如何提供能夠滿足人類需求的產品和服務。在認識到人類的“吞吐量”——支撐世界經濟增長的原材料（包括燃料）的重量——在20 世紀增長了800% 之後，很多人開始重新審視諸如“穩態經濟”（steady-state economies），甚至經濟“去增長”（degrowth）之類的觀點。用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的話來說，美國和歐洲可能很快就會發現“要麼繼續過度破壞環境且過分依賴稀缺自然資源，要麼……他們寧願把日益增長的生產力用於休閑娛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