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部分現代智庫建設與研究咨詢

1. 智庫嵌入式決策咨詢服務模式 / 003

2. 智庫接受外部能力建設輔導項目評價 / 014

3. 基於循證的智庫應急決策咨詢模型研究 / 044

4. 基於項目學習模式的智庫團隊建設 / 064

5. 關於加強高校新型智庫建設若干問題的思考 / 081

6. 企業智庫：範疇、職能與發展策略 / 092

7. 智庫知識體繫制度化建構的進程與路徑 / 104

8. 國家政策與學術前沿的嬗變——2016年前後智庫研究文獻的比較分析 / 125

9. 從“學者”到“參謀”：社科院專家的治學範式轉變 / 147

第二部分至關重要卻常被忽視的智庫管理活動

10. 智庫研究項目文件與數據的歸檔問題 / 169

11. 面向內部利用的智庫文件管控框架研究 / 178

12. 監控研究項目成本——智庫高管面臨的挑戰 / 197

13. 贊助者向智庫提供資助的做法——參考實際間接費率 / 205

14. 智庫研究項目顧問的管理實踐 / 214

15. 智庫員工外部培訓管理框架 / 227

16. 確保智庫雇用了合格的研究人員——防止簡歷造假 / 235

17. 充分發揮研究人員專業發展獎勵組合的激勵作用 / 250

18. 員工績效評估模式的主要進展：哪一種適合智庫？ / 260

19. 新型智庫傳播現狀與優化策略研究

——基於CTTI來源智庫媒體影響力的實證分析 / 269

20. 中國智庫應避免“標準包”的溝通方法 / 288

21. 項目後“參與”帶來政策增值影響力 / 296

22. 政策簡報：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溝通工具 / 311

第三部分智庫國際合作

23. 中國智庫索引項目的三份報告介紹 / 321

24. 中西方智庫國際化的模式與路徑 / 325

25. 中國智庫日益增長的海外影響力

——如何同海外當地智庫展開密切合作 / 341

26. 以國際智庫為來源的開源情報評價框架研究 / 370

27. 轉型期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政策研究組織成功的關鍵 / 391

（選自本書第三部分“智庫國際合作”）

3. 西方智庫國際化的經驗

長期以來，西方知名智庫並不滿足於對本國政府決策和輿論產生影響，更加重視國際傳播和對外話語體繫構建，並通過積極的國際交流合作謀求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

3.1旋轉門機制實現“外交資源”全生命周期管理

 “旋轉門”機制是美國智庫產業核心的機制，這一機制既幫助政策制定者加深學術積累，又幫助智庫研究者增加實踐經驗；既搭建知識與權力的橋梁，又構成人際傳播網絡；既提供了“人纔流”，又拓展了“信息流”渠道，它作為需求和供給方的一個有效通道，是消除信息不對稱的非常重要的機制。

但是，人們往往忽視了“旋轉門”機制與美國外交資源全生命周期利用之間的關繫。吳建民指出：“狹義的‘外交資源’即‘搞外交的人’，主要包括外交部在職人員與退休人員。”一方面我們很多機構辦理國際事務缺乏有效指導，“另一方面我們的外交資源卻在閑置。比如我們外交部的大使、參贊到60歲，一刀切全退下來了。這些人在國外有很多朋友，有很多知識，這些都沒有用上。如果能想辦法把他們溝通起來，有一個轉換器，我想我們的國家會發展得更好。”我們認為吳建民同志的這些意見是值得重視的，是有國際經驗作為基礎的。美國外交界的領導和專家實現了全生命周期的利用。比如，基辛格、芮效儉等一批外交家80多歲以後還活躍在美國的智庫界。

3.2全球人纔招募與吸納機制實現化

西方智庫，尤其是美國智庫以開放的姿態不分種族、國籍在全球範圍內廣納賢纔，形成了全球人纔招募與吸納機制，利用國外知識精英為其智庫效力。為了解西方智庫有關人員考核與激勵的具體做法，我們分別搜集了來自美國、英國7家智庫的外籍員工雇傭信息。

智庫名稱國家

人員構成

智庫規模外籍專家情況

蘭德公司美國1 775人來自49個國家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美國50多人來自13個國家

世界資源研究所美國850多人來自62個國家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美國114人來自10個國家，共27人

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

（IISS）英國15—35人理事會成員來自歐美、中東、東亞及大洋洲的17個國家，會員則來自80個國家，會員超過2 200人

查塔姆學會英國150—200人以本國人員為主，外籍人員超過75個國家。設有會員制，會員超過3400人

海外發展研究所（ODI）英國230人外籍專家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

這些智庫外籍專家多半在母國接受了高等教育，對母國的語言運用、政治特點、人文風俗均有相當程度的了解，然後在研究生階段留學美國，畢業後留在華盛頓、紐約等智庫聚集區工作，參與到美國智庫對其母國政策的咨詢與研究工作。這使得西方知名智庫對全球情況了如指掌，在保證前瞻性、深刻性研究的同時，也為智庫國際合作交流儲備了優質人纔“集團軍”。以美國智庫中的華人為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布魯金斯學會、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蘭德公司等一流智庫都有大量優秀華人雇員。布魯金斯學會中國中心主任李成教授是一個典型案例。他在中國接受了大學教育，在美博士畢業後留在美國工作。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在2014年2月聘任華裔研究員李成教授為中心主任，李成憑借對中國領導人的深入研究，成為美國中國問題研究團隊的領頭羊。他帶領的團隊成員包括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主任的傑弗裡·貝德、克林頓時期任國家安全事務總統特別助理的李侃如、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等，其中很多人是奧巴馬政府高層的信息源。他對中國政治高層的數據庫分析法，極大地推動了美國決策層對中國高層人事變動的了解，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與中美互動發揮了重要作用。他也推動了中美兩國年輕學者的交流，加強了布魯金斯學會與中國的聯繫。

英美智庫還招募名牌大學的在校外籍學生擔任實習生，招募外籍訪問學者擔任兼職研究員。這一做法不僅為智庫注化的“新鮮血液”，也用智庫獨特的組織文化影響被招募者的思想和品質。這些人回到母國後，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成了他們思想意識的“傳聲筒”和交流合作的橋梁。這種做法為智庫謀求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創造了極大優勢。

3.3設立海外分支機構，通過本土化實現國際化

西方國家一繫列舉足輕重的智庫通過與海外研究機構合作設立分支機構、辦事處，在積累一手資料、吸收所在國優秀學者的同時，實施本土化策略，近距離影響該國媒體和公眾，搶占國際問題影響力的“橋頭堡”。從智庫國際合作的軟硬件基礎來講，這樣就構建了一個全球智庫網絡，也為這些重量級智庫在對像國開展活動提供了聯絡點一樣的機構。西方知名智庫，特別是美國高端的國際問題智庫利用自己的品牌優勢和區域優勢將自己打造成為實體的國際會議中心，是國際上各種力量交彙的場所。作為第三方用來交換信息、交換意見的場所，他們的意見領袖、領軍人纔去對像國舉辦論壇、會議，比他國智庫到美國開展活動要方便得多。

 早在1993年，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原稱基金會）就成立了卡內基莫斯科中心，成員幾乎全部都是俄羅斯人。

 2006年，布魯金斯學會與清華大學聯合創辦了其首個海外機構，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說，布魯金斯學會中國問題研究團隊的很多人來自中國，這也體現了它的全球性，他們用美國人了解的語言解釋中國的變化，同時也用中國人了解的語言解釋美國的考慮[2]。

 2007年，布魯金斯學會成立了研究分支機構多哈中心。多哈中心將研究重點放在了與中東國家及不斷崛起的亞洲國家的關繫問題上，包括地緣政治和能源經濟、區域的衝突研究、和平進程研究，以及海灣國家的教育、制度以及政府組織改革問題上。在積累了充足的一手資料和利用對像國優秀人纔進行調研的基礎上，多哈中心對年度美國—伊斯蘭世界論壇構想和組織做出了重要貢獻，為美國和伊斯蘭世界政界、商界、學術界、媒體和市民社會的領袖齊聚一堂提供了平臺，為雙邊進行必要的對話，加深彼此理解做出了重要貢獻。

 2010年4月，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和清華大學合作成立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由中國知名學者、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繫研究院院長閻學通擔任管理委員會主席，研究人員大部分為中國人。

除了這些可見的辦事處、海外分支機構外，西方知名智庫還依托在對像國當地的本國常駐機構作為其隱形的分支，與其保持緊密聯繫或直接向其派駐自己的研究人員。例如，美國在華的《紐約時報》北京記者站和大使館都和智庫保持緊密聯繫，甚至其旋轉門制度使得智庫研究人員擁有多重身份，既是智庫研究人員，也是媒體記者或駐外使館職員。從人際傳播角度講，這不僅有效推進了“一軌”和“二軌”的聯繫，還保持了與對像國學界的緊密聯繫。

3.4與時俱進著力打造智庫傳播體繫

識別目標受眾，把研究成果精準送達目標受眾手中，並產生影響力，這是智庫傳播的根本目標。

 一流智庫擁有一流智庫刊物。在紙媒時代，美國智庫就創辦了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關繫方面的大牌期刊（見表2）。許多領導人願意在這些刊物上發表闡述自己政策綱領的文章，一流學者也選擇這些期刊發表原創性理論。為了擴大影響，這些刊物中一部分是OA刊物（開放獲取），任何人都可以免費下載。

智庫刊物

布魯金斯學會《布魯金斯評論》（Brookings Review）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華盛頓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TWQ）

蘭德公司《蘭德評論》（Rand Review）

外交關繫委員會《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威爾遜國際中心《威爾遜季刊》（Wilson Quarterly）

和平研究所《和平觀察》（Peace Observer）

企業研究所《美國企業》（The American Enterprise, TAE）

外交政策研究所《奧比斯》（Orbis）

國家利益研究中心《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

 精心打造企業級官方網站。互聯網時代，機構的官方網站是傳播一切信息的主陣地，也是外界獲取機構信息的主要渠道。美國一流智庫的官方網站的設計、制作和運維水平已經不亞於任何一個大公司的官網水準，真正達到了企業級。

 與時俱進布局新媒體。幾乎每個有影響的智庫都有新媒體傳播平臺，借助新媒體引導對國際問題的看法，及時反應並搶占話語權，引發公眾關注，形成國際輿論，從而塑造全球品牌。

 與主流媒體建立密切聯繫。每個大型智庫都設立了專門的公關部，負責與全世界各大媒體的溝通和聯絡。相比媒體，智庫長期跟蹤研究某一領域，對該領域更有發言權。尤其是每當某一國際問題出現新變化或有新的熱點事件發生時，那些長期跟蹤研究相關問題的智庫研究人員即成為媒體競相采訪的對像，他們的研究成果和觀點通過大眾媒體傳播出去，轉化為影響國際輿論的資源，能夠產生巨大的影響力。運為智庫國際合作交流創造了巨大的吸引力。

3.5建立具有主導權的對話平臺

目前聞名於全球的各類國際論壇，幾乎都是由歐美智庫或擁有智庫功能的國際機構運營的。如每年年初在瑞士舉行的達沃斯論壇，幾乎能確定未來一年經濟評價的總體脈絡；每年夏季由英國智庫承辦的香格裡拉論壇，則基本上主導了亞太地區甚至全球安全評估的總基調；還有每年下半年召開的G20會議、APEC會議，其議程設置都有歐美智庫的影子。設置議程能力體現了其對國際話語權和合作主導權的主導。

3.6通過輸出美國智庫的經驗，掌握話語指揮棒

美國學者早意識到文化是國際政治鬥爭中的一種軟權力。美國智庫也憑借其智庫大國的優勢地位，堅持不懈地向別國開展智庫經驗輸出活動，將其智庫建設經驗輸出作為一種文化輸出手段，對發展中國家造成影響，迫使他們接受自己的智庫模式，從而掌握權威話語權，占領國際交流制高點。

美國智庫經驗輸出主要有兩種方式：

 前端控制。例如，美國前住房部助理部長、美國著名智庫“城市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雷蒙德·斯特魯伊克（Raymond J. Struyk）在發展中國家及轉型期國家的智庫研究方面名聲遠播。2007—2012年，斯特魯伊克博士任職於美國芝加哥大學國家民意研究中心時，曾幫助匈牙利和俄羅斯建立智庫，並參與了十幾個關於管理、溝通和研究議題的具體工作[3]。

 過程影響。麥甘在美國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國際關繫項目資助下進行國際智庫組織的調查，並在美國外交委員會支持下采用包括廣告等多種方式發表《全球智庫報告》，公布對各國智庫排名結果，其影響力在迅速擴大。盡管少數學者不屑於排名類的研究，但不得不承認，獲得廣泛認可的“排名”，背後蘊藏著對排名對像的評價權。目前熱衷於排名的，仍然是歐美國家的媒體或相關智庫機構。每種排名的發布，都是對現實狀況的一種價值認定。這背後蘊藏著歐美機構的話語權，代表著歐美國家的某種思想軟實力[4]。同時這也是為美國收集世界各國智庫情報、了解各國軟實力進而掌握政策影響渠道的情報搜集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