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內容扎實，學術性強，視角獨特：兩位作者以自己扎實的學術功底、深入淺出的學術語言，介紹了美國金融發展歷史上的眾多經濟和金融理論、模型、專家、著作等。本書兩位作者分別是經濟領域的從業者和歷史文化領域的學者，二者的合作使本書具有與眾不同的視角，即金融理論和歷史制度背景的整合，也保證了本書不僅理論敘述科學嚴謹，而且歷史梳理深刻全面。

2.理論與實踐相聯繫，角度新穎：本書通過分析弗裡德曼、凱恩斯、費雪、凡勃倫、帕廷金、科普蘭等人的相關著作和研究，以及美國歷史上的很多同時觸及實體側和金融側的政策，介紹了美國金融的發展與經濟實體側和金融側的相互關繫，試圖將經濟的這兩個側面整合到一個單一的理論解釋或模型當中，從而說明美國金融的歷史也是一部研究經濟實體側和金融側從分解到融合的歷史。

3.視野宏觀，分析透徹，借鋻意義強：本書介紹了從19世紀晚期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金融體繫展全過程，尤其是金融制度和經濟理論的起源、發展和創新，宏觀視野和微觀分析兼備，具有深刻的洞見，對於我國金融體繫的建設和發展，以及避免繫統性金融危機具有較強的借鋻意義。
4.本書通過提供理論分析框架、歷史敘述和統計數據，對《千年金融史》和《21世紀資本論》進行了有益補充，同時對對經濟的“實體側”和“金融側”的互動研究進行了闡述。

本書介紹了從19世紀至今美國金融體繫的起源、理論基礎、核心模型、法規制度，以及其關鍵特征，如公司會計準則、美聯儲繫統、風險管理實踐，並進一步探討了凱恩斯主義、新古典主義、新自由主義、貨幣經濟學等對美國金融體繫的影響，以及創新型金融產品在美國金融體繫的轉型中發揮了哪些關鍵性作用等。這些因素驅動了美國金融體繫的興起、發展、轉型和創新。本書提供了過去一個多世紀美國經濟學家開發的經濟和金融模型的知識譜繫，有助於人們對金融在美國和全球經濟中的重要性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凱文R.布萊恩（Kevin R. Brine）獲得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MBA，同時是美國紐約大學基金會的托管人。他是一名跨界的華爾街資深人士，曾在安聯資產管理集團公司旗下的貝恩斯坦投資公司擔任二十餘年的董事會成員和高管，該公司負責管理的資產達到2000，他直接負責私人銀行業務。他後來在一家紐約證券交易保險公司的董事會任職。 ［美］瑪麗·普維（Mary Poovey），曾任紐約大學人文學科教授、紐約知識產品歷史研究所所長。她的研究領域集中於18、19世紀的英國文學、歷史和文化，出版的學術著作包括18世紀的英國文學和文化、文學批評史、女性主義理論和經濟史。她著有多部作品，包括《現代事實的歷史：財富和社會科學的知識問題》《信貸經濟的類型：十八、十九世紀英國的中介價值》等。 

“經濟的實體側和金融側”在其他經濟學或金融學的歷史描述中並沒有出現，盡管少數經濟學家使用了它的一些相關術語。“經濟的實體側和金融側”反映了經濟是由各個部分組成的，20 世紀30 年代的國民收入核算稱之為“部門”。我們用“側”代替“部門”，來表示一個國家經濟的這些部分與20 世紀初暴露出的大公司和國民經濟框架的會計慣例之間的密切關繫：在復式記賬中，公司業務（或國家收入和生產）的借方和貸方賬戶按其出現的分類賬所在一側進行區分，而涉及實物商品或原材料的實際交易通常與涉及資本支出或債務的金融交易區別開來。我們相信一個經濟體的實體側和金融側確實不是分開的——但它們往往被當作獨立的。我們可以在早期對供求關繫進行理論化的嘗試中看到這一點，在這種情況下，所討論的商品通常是真正的商品或服務，而不是金融資產。我們在早期的國民收入估算中也看到了這一點，此時真實的商品生產出現了，而金融中介渠道卻沒有出現。本書的一個重要分析線索是試圖將經濟的這兩個側面整合到一個單一的理論解釋或模型當中。我們在雅各布·馬爾沙克1938年的投資模型、格利和肖1960年的《金融理論中的貨幣》、詹姆士·托賓20 世紀60 年代的模型，以及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的金融不穩定性假說中都看到了這樣的嘗試。在第七章到第十章中，我們一直在追問這些模型是否包括金融，以及如果是的話，這些模型是如何處理經濟的實體側和金融側之間的關繫的。一般說來，直到經濟學家開始使用存量流量分析或接受資金（相對於流量）的觀點之前，他們的模型都不包括金融。事實上，許多增長模型，如21 世紀前10 年使用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模型，並沒有采用資金觀點，這就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它們不包括金融。
在區分經濟的實體側和金融側的分析中，貨幣的地位很復雜，因為貨幣對這兩側都很重要。在實體經濟中，貨幣起著記賬單位和交易媒介的作用。在金融經濟中，貨幣是一種交易媒介，此外它還是一種特殊的資產（價值的儲存），也是一種延期支付的標準。貨幣在經濟的兩個方面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導致了一些我們試圖回避的復雜問題。例如，像米爾頓·弗裡德曼這樣的貨幣主義者認為，管理一個國家的貨幣供應是政府在經濟中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但弗裡德曼關注的是貨幣數量的供給和需求，他並沒有強調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在擴大貨幣供應方面發揮的內生性作用或信貸渠道的重要性。照此類推，隨著金融學科開發出自己的模型和投資產品，經濟交易的實體側往往會逐漸淡出到幕後。例如，過去20 年發展起來的一些更奇特的衍生品——合成信用違約掉期（CDS），不需要任何基礎的實際資產來支撐它們的價值，同時高頻交易不是從實物商品交易中獲利，而是從利用在各種數字性交易中出現的瞬時差價的高成交量倉位中獲利。在這些例子中，真正的商品永遠不會易手，然而，這類交易幫助經濟中的金融部門在數量和價值方面以相當於國家GDP 的一個比例實現增長。這種經濟中實體側與金融側之間關繫的復雜性體現出為何寫一部金融歷史如此具有挑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