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工業技術_中國煙草史

文摘目錄 1煙草進入中國的四種路線 2清代體面婦女與妓女如何吸煙 3 明清時期，煙草如何成為一味** 4 海派與京派，煙卷與煙袋文摘1 煙草進入中國的四種路線煙草順應**流動的潮流湧入中國，這股潮流也將煙草輸送到非洲和歐亞大陸的其他地區。煙草*早進入中國的時間和方式沒有準確的記載。然而，作為近代早期跨區域貿易網絡的積極參與者，許多中國人應該有很多機會接觸到這種新奇的植物及其用法。南部海岸和東北遼東半島附近的海域是煙草傳入東亞大陸的兩個主要渠道，也是不同的跨文化互動的地帶（參見地圖1）。還有些貿易商隊正蜿蜒穿過印度東北部、上緬甸與中國西南諸省之間的山口。還有一些人正在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和戈壁沙漠，前往古道沿途的綠洲，這些道路將中國西北與中亞、中東、俄國和印度連接起來。
煙草傳入明代中國沿海盡管亞洲人和歐洲人在東南亞沿海港口事實上如何互動依然不太明確，但這一過程為煙草的中國化提供了*早的契機。*初的煙草交易*有可能發生在該區域使用多種語言的外國人之間。葡萄牙人從16世紀20年代起開始頻繁出入於中國南部沿海的島嶼，也許在此之後，一個葡萄牙水手的奴隸向一個感興趣的中國走私者展示了如何使用煙鬥。16世紀70年代，長崎的一個日本居民從葡萄牙貿易商那兒學會了吸煙，可能將煙草介紹給旅居日本的福建商人。或者一個方濟各會修士，在16世紀80年代中期從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跨越太平洋到達馬尼拉，將從美洲印第安人了解到的煙草藥用知識傳授給他認識的中國人。*有可能的是，一個雄心勃勃的福建商人，受到解除東南亞貿易限制的1567年法令的鼓舞，並被馬尼拉華商所提供的機會**，用他的一些貨物交換了“淡巴菰”（煙草）種子，並將之帶回福建南部。簡言之，在充滿活力的南洋海域，往返於東亞和東南亞港口的任何一個歐洲或亞洲代理商都有可能是**個將煙草帶到中國東南沿海的人。
17世紀初，煙草作為一種商業作物，已經在福建沿海和廣東的一些地區被廣泛接受，無論它在什麼時候，通過什麼途徑到達那裡。姚旅是（福建）興化府莆田縣居民，他提供了證明中國種植煙草的*早文本（1611年）。在他的筆記《露書》中有關莆田土產的部分，姚旅記錄了許多當地的藥用植物，其中包括一種來自呂宋（菲律賓），叫做淡巴菰的新奇本草，漳州的農民如此滿懷熱情地種植淡巴菰，以致“今反多於呂宋；載入其國售之”。姚旅指出，這種本草在他的家鄉也有銷售。到17世紀40年代，莆田的煙草消費量相當大。1648年，當清軍將明朝擁護者包圍在城牆以內時，煙草變得十分稀缺和昂貴，以致一名“煙販想出去（向當地農民）購買煙草”，因此請求離開包圍圈。但他卻被割鼻，以儆效尤。17世紀初，煙草種植在福建南部的其他地區也很普遍，特別是沿海的漳州府和泉州府。事實上，漳州各縣，尤其是石碼、長泰和平和成為“石碼煙”的主要產地，這種煙在整個17世紀都被普遍認為是*好的煙草之一（參見第二章）。
明末廣東沿海地區也開始種植煙草，但直到18世紀，煙草纔成為廣東省的主要經濟作物。福建煙草*重要的市場是江蘇和浙江兩省的城市和鄉鎮。在江南地區，*初隻有精英社會所鄙視的那些人——流動商販、士兵、土匪之類纔抽煙袋，但這種習俗逐漸在士紳中間流行起來（參見第三章）。葉夢珠（1624—約1693年）是上海本地人，明亡時他剛剛成年，他是松江府變化趨勢的一位敏銳的觀察者。在一本“雜記”彙編中，葉夢珠總結了從1620年至1644年的幾十年裡，煙草從福建南部傳播到長江下遊的情況：“予幼聞諸先大父雲福建有煙，吸之可以醉人，號‘干酒’然而此地*無也，崇禎之季[1628—1644年]，邑城有彭姓者，不知其從何所得種，種之干本地，采其葉，陰干之，遂有工其事者，細切為絲，為遠客販去。”和葉夢珠同時代的王逋是上海西南嘉興府人，他證實了吸煙在該地區越來越流行，並表明嘉興在明代*後的幾十年開始種植煙草。另一位松江府人氏曾羽王（約1610年—？）注意到1644年以前，在他家所在的村子裡從來沒有本地人吸煙，“止福建人用之”。然而，在清軍占領以後，“官兵無不用煙，由是沿及士民。二十年來十分之八”。許多長途貿易商沿著大運河往返於津京和江南地區，他們進而將煙草從浙江和江蘇運往山東和直隸等北方省份。在明末，將漕糧從南方運往首都和北方邊防的帆船也被允許免稅攜帶一定重量的非官方貨物。某些時候，這些額外貨物中也包括福建的煙草。雖然山東省種植煙草*早的記錄是在1647年，但兗州、濟寧和山東在長城沿線其他地區的農民很可能在清軍入關以前就開始種植煙草。當然，到1644年，華北城市居民的吸煙普及程度已經足以確保山西商人張晉凱的成功，他在明朝衰落的年代在天津城牆外開了一家煙草店。中和煙鋪不僅是天津*早的商店，而且是天津經營時間*長的家族企業，它作為一家煙草公司一直延續到20 世紀。直到17世紀30年代，居住在北京的中國官員纔提及這種新商品。在1637年，詩人申涵光（1620—1677年）稱福建煙草是北京商鋪中*好的產品之一，他還指出福建煙草相當昂貴。申涵光的排序表明，不僅已有不同種類的煙草在北京市場上銷售，而且當時吸煙在首都已被普遍接受，所以行家纔會做出這樣的區分。楊士聰（1597—1648年）是一位來自山東的明末官員，他觀察到“乃至無人不用”，證明煙草在17世紀30年代的北京**流行。與江南地區一樣，北京對煙草的需求不斷增加，導致當地農民在周邊郊區種植煙草。楊士聰認為，雖然煙草“古不經見”，但在整個崇禎時期，“乃漸有之”，直到1640年前後，甚至種植在首都附近的地區。楊士聰還注意到，煙草種植**有利可圖：“二十年來，北土亦多種之。一畝之收，可以敵田十畝。”從直隸到山西和陝西，在華北平原相對平坦的地帶，煙草知識及其栽培技術傳播得相當迅速。在1637年，申涵光注意到，他的家鄉永年縣（位於直隸和山西的邊界）已經開始種植煙草。清朝初年，黃河及其主要的兩條支流——渭河和汾河沿岸的衝積平原也在種植煙草。17世紀早期或中期，曲沃縣（山西）的農民開始在汾河流域下遊種植煙草。到1673年，西安附近美原鎮沿渭河種植的煙草已經以優良品質名揚全國（參見第二章）。煙草沿著從福建到江南地區的東部海岸，經過大運河地區，並穿越華北平原傳播，這主要是由於明末特有的對外貿易和**商業增長所致。一些中國人可能通過與廣東南部沿海的葡萄牙人交往而養成吸煙的習慣，而冒險去馬尼拉的中國旅居者則是*有可能將煙草帶回福建的人。煙草在南部沿海的種植區占有一席之地後，商人和其他旅居者就開始將之運往北方。上海的彭姓者等企業家認識到這種新商品的潛力，隨後不久就開始種植煙草。像彭姓者這樣的人從“不知何所”得到種子，將之種下，“采其葉，陰干之，遂有工其事者，細切為絲”，然後“為遠客販去”，這一過程無疑在明朝衰落的幾十年裡一再重復。到17世紀30年代，商業化生產的中國煙草已經種植於東部沿海地區，並通過連接華北及江南地區城市中心與海洋世界的跨區域貿易網絡廣泛流通。
煙草傳入清初東北和蒙東地區遼東地區的東北邊境是煙草進入東亞大陸的第二條渠道，在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由於它與朝鮮的外交和經濟關繫、與歐亞大陸中部貿易圈的聯繫，以及女真（滿洲人）在明代北部邊境進行的大量貿易，該地區與不斷擴大的跨區域貿易網絡聯繫起來。東北毗鄰朝鮮王國、中國關內地區、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亞，從16世紀80年代起也成為重大政治、外交和軍事活動的地點。因此，煙草傳入該地區的動力比東南沿海*加多樣化：將軍、士兵、外交官與商人、海員、移民一起，將煙草帶到東北。
在16世紀末，當煙草*初出現在東北亞海域時，明朝已經控制了整個遼河流域下遊和遼東半島，將這片領土作為山東省的一部分進行管理。然而，這種局面很快就被改變了。在1618年，明朝與來自建州附近地區的女真各部首領努爾哈赤（1559—1626年）之間持續已久的緊張局勢，演化成公開的戰爭。到1621年，努爾哈赤吞並了遼東大部分地區，他的軍隊控制了包括瀋陽在內的遼東所有大城鎮。努爾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極（1592—1643年）在1626年他父親死後成為可汗，十年後宣布自己是新王朝——清朝的皇帝，並將他的女真臣民重新命名為“滿洲”。經過皇太極的軍隊數年的軍事騷擾和連續的邊境襲擊，明朝北部防線*終在1644年**崩潰，清軍長驅直入攻占北京並征服了全中國。在此期間，煙草在清初政權控制的區域獲得了一席之地。
與在中國東南部一樣，煙草作為一種來自東亞海域的商品，*初也取道日本和朝鮮，或者從山東或遼東的明朝轄區進入東北。煙草一度沒有引起清政府的關注，所以無從知曉它*早傳入的時間。到1625年前後，煙草可能已經開始流通。日本人可能在16世紀70年代就已經知道煙草。朝鮮人大約在1616年或1617年認識煙草，可能是由於煙草從日本對馬島進口到釜山港。朝鮮人從17世紀20年代初開始種植和銷售煙草。因為煙草的藥用性質據說可以與人參相媲美，所以煙草立即在朝鮮廣受歡迎。也許由於同樣的原因，朝鮮人不久後就在遼東人（包括漢人和女真人）中為煙草找到了一個現成的麼，她回答說：“我愛它那淡淡的，淺灰色的煙味。”然後他們調情的話題轉移到包裝上的圖像：他拿回了蓋上蹲著隻黑貓的紅盒子並說道：“我叫你Craven A，小姐”。她回應道：“留心，黑貓是帶著邪氣的”。他回答說：“黑貓也是幸福的像征。”她笑著說道：“我叫你黑貓，好不好？”*終，袁野邨和餘慧嫻之間的關繫隻是短暫的，但袁野邨對Craven“A”卷煙的迷戀和忠誠卻得以延續。在小說的*後一幕中，他坐下來獨自抽著煙，在煙霧中他看到了一個疲倦的、寂寞的、半老的婦人的影子。
穆時英也用不同的卷煙品牌名稱來表示角色的階級和社會地位，他在早期關於落魄的無產階級工人的小說《黑旋風》中就采用了這種表現方式。一個角色在與工廠弟兄的談話中歸納了勞工和大學生的差異：“他們（大學生）有錢，可以造洋房。風火牆，大鐵門，不是現成的山海關嗎？你有力氣，有血性，隻能造草棚，一把火，值什麼的？……他們抽白錫包，汪大哥隻能抽金鼠牌；……他們的頭發擦司丹康，我們擦軋司林；他們讀書，我們做工。”這個故事毫無保留地揭示了上海卷煙品牌所標志的階級差異。
《煙》是另一篇以階級為主題的小說，主角是一位年輕的經濟學學士，雄心勃勃地想要建立一家大公司，作者用不同的卷煙標志這位主角的成功或失敗。故事開頭，這位青年企業家擁有一副全新的煙具、新的派克鋼筆以及其他的物質圖騰，他用這些物品像征他進入了上海商務階級。當他向他的大學同學們一再宣揚他的商業計劃和致富藍圖時，他們一起抽吉士和駱駝。*終，他所有的宏圖大志都化為泡影。當他發現自己已經**破產而且一貧如洗，他把吉士牌的空包扔在地上，掏空口袋找零錢到紙煙店買煙，但他隻有十六個銅子。當紙煙店的伙計問他：“買什麼？”他羞愧地回答：“買一包哈德門。”當他拿了伙計拋到他面前的哈德門，他幾乎要哭出來了，覺得自己和那包卷煙一樣渺小而廉價。他打開包裝，點燃一支煙，然後慢慢地走開了。
穆時英的故事雖然表明卷煙消費在上海普遍存在，但也凸顯了上海都市吸煙文化的局限性。在穆時英想像的世界中，***的品牌，諸如黑貓、吉士、駱駝和白錫包等，都是舶來品，或者是用**進口弗吉尼亞煙草制成的。用國產烤煙在上海制造的哈德門牌卷煙是低檔和廉價的，配不上成功的現代企業家或老道的都市上流人士。在他看來，隻有城市遠郊工廠裡粗鄙的工人纔會抽金鼠或其他國貨品牌。在他的故事中，上海的文化和知識先鋒都強烈地希望擁有**現代性的像征，其中就包括進口的**卷煙。一邊崇尚隻有富人纔能享用的外國品牌，一邊貶低普通人實際消費的本地產品，這樣的小說表現方式將卷煙塑造成一種與獨特的上海生活方式相關聯的西式新產品，使卷煙的這種形像*加深入人心。卷煙一直和“西方”以及上海特定的都市環境聯繫在一起，與之並行不悖的是同時代的另一種表達，即用“傳統”的煙袋像征鄉村和北京這樣“*古老”的城市。
在“老北京”抽煙袋的鄉愁在南京國民政府統治的十年間，煙袋在北京持續存在，主要是因為對那些購買力有限的人而言，這是*便宜的煙草類型。抽煙袋被作為傳統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文學表達方式將抽煙袋納入日常行為，構成了故都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海被界定為一個高度西方化的現代城市，在那裡一切都是新的。與之相比，北京是晚期中華帝國的權力中心，在20世紀30年代被普遍認為保留了文化傳統和舊習俗。鄙視“陳舊”習俗的知識分子經常將此類“老北京”的形像強加給這座城市，但新傳統主義者也樂於接受這種形像。面對高度商品化的上海文化所代表的**化浪潮，他們在獨特的本土習俗中保留了巨大價值。在20世紀30年代，關於“老北京”日常生活的歷史掌故是一種廣受歡迎的文學類型。很多人懷念一種恐怕正在迅速消失的生活方式，受此啟發，金受申（1906—1968）等作家為報紙和雜志寫專欄，記錄北京的傳統習俗。在這類作品中，抽煙袋通常和鬥蛐蛐、燈會、養鳥、地方喫食和手藝，以及季節性的節日並置在一起，代表了獨特而節奏緩慢的北京生活方式。金受申自己也記錄了幾家**的“老式”煙店，他們銷售的煙絲和煙草用具深受北京居民的青睞。普通百姓如何點燃他們獨特的長煙筒並吸上幾口，這樣的描寫在文中比比皆是。金受申描繪的所有人物都穿著中式的長袍馬褂，這表明他將抽煙袋塑造成一種過去的遺跡。
對“傳統”北京的這種呈現，在某種程度上是由北京的物質基礎決定的，前章探討過北京的經濟不景氣，同時這種呈現也反映了1928年**政府遷往南京後，這座城市自我重塑的企圖。正如董玥（Madeleine Yue Dong）所指出的，在20世紀30年代，尋求財政收入的城市規劃者有意強化了北京作為古代傳統保留地的形像。由於北京無法作為一個工業中心與條約口岸匹敵，也不再是首都，城市官員轉而熱衷於將之打造成一個旅遊勝地。京劇、皇家建築、歷史遺跡和傳統手工藝品都將成為吸引遊客的亮點，而城市的古老不再隻是陳舊的標志，而是成了一種資產。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復雜的文化、政治和經濟環境中，旱煙代表了*加悠閑的“生活藝術”，與“傳統”的北京聯繫在一起。就像在以上海為背景的作品中一樣，在關於民國北京的小說敘事中，卷煙作為“現代”的標志也占據了重要地位。然而，北京已被重塑為歷史悠久的中國習俗倉庫。在這種“古老”城市的背景中，許多京派知識分子都感受到**化同質性力量所帶來的危機，而卷煙就是其顯著標志。當穆時英等上海作家利用**卷煙頌揚上海獨特的現代性、商品化和**主義時，在20世紀30年代描寫北京的城市世界主義者往往消極地將卷煙等同於西方化、城市墮落，以及歷史悠久的中國道德價值的淪喪。相形之下，這些作家懷舊地將煙袋與理想化的田園鄉村聯繫在一起。
民國作家老舍（1899—1966）的名字幾乎與北京這座城市密不可分，在他的小說和散文中就能找到這種對卷煙和煙袋的區別使用。在老舍描寫20世紀30年代北京衰落和*望的經典小說《駱駝祥子》中，卷煙就作為一種城市娛樂，**並*終摧毀了主人公祥子。祥子年輕時從鄉下來到北京。*初他不吸煙，那時他強壯、勤奮，並且決心為自己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他把拉黃包車的一些收入存下來，希望有**能買自己的車。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他必須放棄享樂，不能像院子裡其他黃包車夫那樣喝酒、賭博和吸煙，他偶爾對他的犧牲感到後悔，但並未放棄。三年之後，他終於買了自己的黃包車，但隨後他被軍閥士兵綁架，很快就失去了他的黃包車。此後，祥子不斷努力擺脫貧困，但由於接二連三的不幸，他辛苦賺來的錢都損失殆盡。祥子一步步墮落，一開始沉迷於酒色，然後就染上了煙癮。虎妞是**個勾引他的女人，她假裝懷上了他的孩子，騙他結婚。她後來真的懷孕了，但卻死於難產。辦完她的喪事之後，祥子開始拼命地抽煙喝酒，即便他並不是真正地享受：“越想越恨，淚被怒火截住，他狠狠的吸那支煙，越不愛吸越偏要吸。把煙吸完，手捧著頭，口中與心中都發辣。”在後來的敘述中，祥子的*望變成了逆來順受，但他還是繼續吸煙：“煙卷可是已吸上了癮。一坐在車上，他的大手便向腳墊下面摸去。點著了支煙，他極緩慢的吸吐，眼隨著煙圈兒向上看，獃獃的看著，然後點點頭，仿佛看出點意思來似的”。雖然之前他不喜歡亂哄哄地喝酒賭錢，現在他卻**參與，經常把他的煙卷盒兒繞著圈兒遞給大家，要是煙抽完了，他主動再買。*後，當他得知他愛上的一個妓女自殺了，他墮落到底了：“煙酒又成了他的朋友。不吸煙怎能思索呢？不喝醉怎能停止住思索呢？”祥子，一個正直的年輕農民，已經被城市折磨得自暴自棄、自怨自艾。*後，他慢慢往前蹭，低頭瞧著地上，看有沒有煙頭可以撿起來。他染上吸煙的習慣，標志著他從驕傲的禁欲和正直淪為墮落與*望。
老舍將卷煙作為像征，表現祥子從鄉村移居到北京帶來的道德淪喪，而他在小說中對煙袋的描寫與之形成了鮮明對比。在思念家鄉的時候，祥子回憶“老人們在鼕日或秋月下，叼著竹管煙袋一聲不響的坐著，他雖年歲還小，不能學這些老人，可是他愛看他們這樣靜靜的坐著，必是——他揣摩著——有點什麼滋味。現在，他雖是在城裡，可是曹宅的清淨足以讓他想起鄉間來，他真願抽上個煙袋，咂摸著一點什麼滋味”。對於祥子而言，或許對老舍也是如此，回憶中老年農民悠閑地抽著傳統煙袋的形像，是他在廢都中找到的逃避嚴酷生活的避難所。老舍筆下的黃包車夫，和上海的蘇北車夫一樣，都成了吸食卷煙的城市居民。由於習慣的改變而變成現代的上海人，上海的人力車夫可能會為此感到自豪，但在老舍看來，北京在20世紀30年代正經歷經濟衰退和混亂，而卷煙則像征著在此背景下西式城市化現代性的潛在危機。
由於毫無優勢地被卷入了商品化的**經濟，北京正在發生變化。老舍的許多短篇小說都用卷煙來表達作者對此的矛盾心理。在《***》中，新掌櫃向所有顧客派發免費卷煙，哪怕哪些“買半尺白布”的人也不例外，這種做法惹惱了一名有尊嚴的老伙計，他認為這無異於妓女在街頭拉客。店鋪裡彌漫著愈發低檔的顧客（“大兵，清道夫，女招待”）燒的卷煙，但這樣做生意這家“***”跟對門的競爭者拉到了一個檔次，那家店鋪的掌櫃“踏拉著鞋，叼著煙卷，鑲著金門牙”。粗俗的西式銷售技巧、煙霧繚繞的房間，以及向所有顧客派發免費卷煙的愚蠢做法玷污了一家***綢緞莊的聲譽。
老舍對卷煙的矛盾心理在20世紀30、40年代創作的幾篇散文中也很明顯。老舍自己也承認，他對卷煙上癮，在20歲（大約1919年）就養成了吸煙的習慣。在1934年為林語堂的《人間世》雜志寫的一篇散文中，老舍提到吸煙是他每個清醒時刻的一部分：無論讀什麼，看什麼，聽什麼，都忠實地吸著煙。他的習慣決定了他去哪兒以及他見誰：例如，他不去圖書館，因為那裡不準吸煙。書裡告訴他吸煙有害他的健康，他也在某一瞬間想過戒煙，可是甚至還沒等他想完，他就已經又點上了一支煙。
在另一篇1942年寫於重慶的散文中，老舍描述了他的朋友何榮（1903—1990）戒煙的經過。戰爭中他倆一起從武漢逃往重慶，途中住在一個房間。在武漢，他們作為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活躍。在那兒他們喜歡抽英美煙草公司的“大前門”和“使館”牌卷煙，因為“大英”牌不夠味兒。等他們到了重慶，他們喜歡的牌子要麼買不到，要麼太貴，他們發現“大英”牌越來越夠味兒了。漸漸地，英美公司低檔的“老刀”牌與“哈德門”“又變成我們的朋友”。但當他們逐漸適應相對廉價和大眾品牌的口味時，何榮由於吸煙的開支太大決定**戒煙。他的意志力隻堅持了**——這對他們兩人都是一段痛苦的經歷，因為何榮在屋裡時，老舍也不敢點煙。第二天何榮帶了一些廉價的土產卷煙回來。“你嘗嘗這個”，他讓老舍。“纔一個銅板一枝！”但是，他們誰也受不了土產卷煙刺鼻的煙味。
何榮第二次戒煙，隻能堅持半天。到了下午，他買來了煙鬥和煙葉。“幾毛錢的煙葉，夠喫三四天的，何必一定戒煙呢？”他說。但吸了幾天的煙鬥後，老舍的室友抱怨煙鬥不便攜帶。後來他戒了煙鬥，又吸上機制卷煙了，盡管卷煙**昂貴。
*終，戰時重慶的通貨膨脹使卷煙變得**昂貴，以致於老舍也試圖戒煙。在寫於1944年的一篇散文中，老舍談到他面臨著戒除令他愉快的煙癮。根據他的敘述，戰時經濟帶來的通貨膨脹促使平時廉價的“長刀”牌也漲到了一百多元一包。當他隻剩下一支“華麗”時，老舍提到這個牌子卷煙的價格每天漲十塊。在這種條件下，他認為除了戒煙別無選擇。但他很快發現“沒有煙，我寫不出文章來”。六天後他開始想，除非有人確保每天送一包“駱駝”直到抗戰勝利為止，他纔能完成他的小說。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決定他必須堅持下去，不向他的煙癮屈服。
老舍在20世紀40年代的流行雜志和報紙上發表的關於吸煙的文字，較之於他在小說中用卷煙像征城市墮落和道德腐化的表述，多少輕松一些。但是，**卷煙作為世界性的欲望對像出現在這些文章中，代表了一個特殊的城市環境：現代工業城市。老舍提及他與何榮在武漢喜好的英美煙草公司品牌時寫明了名稱，但僅將何榮在重慶買的本地廉價煙描述為他無法忍受的“土產卷煙”。何榮試圖用傳統的中式煙鬥抽廉價煙葉，但發現這樣既麻煩又不令人滿意。“始作煙卷者，其無後乎！”他說。他可能一語中的地表達了無法逆轉的社會轉變，他相信這是由工業化自身造成的。
老舍將卷煙作為“墮落、現代、外國”的標志，而將煙袋作為“道德、傳統、中國”的標志，這種對比的用法令人想起許多文化歷史學家在京派文學中發現的鄉土中國情感。老舍本人並沒有被籠統地歸入京派群體，但他的“北京形像和北京心態是建立在與京派作家類似的文化結構上的”。文化歷史學家張英進發現了幾個將老舍的作品與其他“京派”，包括吳組緗（1908—1994年）和瀋從文（1902—1988年）聯繫在一起的關鍵特征。這些特點包括對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心態和物質文化的民族志興趣，給文字賦予了強烈的平民主義和地方色彩；贊揚人性的善良並將童年理想化，造成懷舊的氛圍；以及對自然之美和親近自然之人的由衷欣賞，這催生了“獨特的對鄉村的贊美風格和對城市的諷刺風格”。老舍實際上在北方城市長大，並不像本章後面討論的兩位地方主義作家那樣，直接跟他小說和短文中的農村打過交道，這在“京派”作家當中很少見。盡管他的小說中不斷提到城市的卷煙，而鄉村的煙袋隻是偶爾出現——就像前文引述的《駱駝祥子》的章節。然而，這種工業化生產並且極為誘人的消費品不僅對“老北京”的文化城市，還將對想像中農業腹地的田園村莊將產生社會和文化影響，他在小說和散文中隱喻性地使用卷煙表明了對此的擔憂。
在民國時期的文學話語中，卷煙一直被描述成現代的、都市的和異域的，而煙袋則被描繪為傳統的、鄉村的和中國的。但當某個作家在帝國主義地緣政治和經濟的背景下將中國的文化關繫與工業化的日本和西方溝通時，此類二元化形像的含義顯然根據他所采取的特殊策略而變化。抽煙袋無論在中國的城市還是鄉村，而且不僅在小鎮或古都，都是一種長期踐行的普遍習俗。在一些中國作家，尤其是那些活躍於北京文壇的作家的語境中，將抽煙袋與鄉村以及諸如北京的“老”城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可以視為在“西方文明”的普遍主張面前，重申本土習俗的正當性。在**大量銷售的卷煙雖然高度便利，但是缺乏修養。在卷煙商品化的背景下，通過將抽煙袋重新定義為高雅中國人享受的悠然“日常生活藝術”的組成部分，吳組緗強調社群主義和社會團結的普遍價值**了他所體會到的西方**個人主義和孤獨。同樣，通過將農民的煙袋等同於誠實、正直和道德純淨，而將工業卷煙等同於墮落、物欲和貪婪，老舍和瀋從文明確表達了另一條以鄉村為基礎，通往現代性的道路。
對於許多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特別是與基於北京的京派群體結交的那些文人而言，卷煙像征著現代、資本主義、西方價值觀對中國的入侵，而煙袋則代表了正宗而寶貴的地方傳統的延續，這些傳統可以作為構建一個嶄新的、*為公平的社會之基礎。作為都市的世界主義者，老舍、吳組緗和瀋從文都將鄉村的煙袋浪漫化地描繪成遙遠過去的遺跡，他們認為，如今隻有在遠離工業化城市的地方纔能找到。在他們眼中，抽煙袋和其他正宗的中國習俗，隻有在故鄉或鄉村等不受時間影響的地方空間、較小的內地城市，或許在“老”城的小巷中纔得以延續。當他們努力締造一個新的中華民族時，許多人試圖防止這些地方遭受以英美煙草公司等跨國企業為代表的商品化和大眾營銷帶來的有害影響。紅錫包、老刀牌或者哈德門牌卷煙在一個地方社區的出現意味著那裡已經陷入了**資本主義的羅網，而且諸如抽煙袋這樣*加本土的文化習俗卻正在受到侵蝕。吸煙自身本來就是一種舶來品，而且在中國地方市場銷售的優質煙葉均來自遙遠的地方，並由周邊地區以外的客商經營，這一事實**被忽視了。同樣被忽略的事實是，許多在地方銷售的卷煙，甚至有些看上去好像是進口的卷煙實際上是在作坊裡由手工卷制的，這些作坊並不在上海或天津，而就在當地。市場。
早在努爾哈赤與明朝的關繫逐漸惡化、*終於1621年吞並遼東之前，中國商人可能就在東北邊境市場上交易煙草。女真人擁有東北的自然資源，包括貂皮、珍珠和野生人參，所有這些都是他們的朝鮮和中國貿易伙伴**想要得到的。1618年努爾哈赤占領了規模*大和*為重要的邊境市場所在地——撫順，當時建州女真和漢人之間的合法邊境貿易在明朝專門指定的五個地點進行。在這些16世紀末幾乎每天都開辦的市集上，女真人用北方森林的物產交換食品、紡織品、鐵器、耕牛和農具。當努爾哈赤的軍隊進入撫順時，來自中國幾個不同省份的商人都居住在那裡。至少有一些旅居者來自已經有煙草買賣的南方城市，而且這些商人有可能在皇太極接替努爾哈赤成為可汗之前，就已經將煙草樣品帶往北方邊境。
煙草可能通過蒙古東部進入滿洲控制的地區。至少從1631年起，蒙古首領和皇太極就將煙草作為外交禮物進行交換。和女真人一樣，東蒙古人可能從幾個來源獲得煙草，其中包括來自中亞的貿易商。例如，在17世紀20年代，來自布哈拉的烏茲別克汗國的商人，就將穿過俄國走私，或沿著歐亞大陸中部商路運輸的煙草銷售到西伯利亞南部的定居點，盡管俄國沙皇米哈伊爾費多洛維奇（Mikhail Fedorovich）在1618年對煙草施加了幾項嚴格的限制。在17世紀30年代，布哈拉人還將中國的煙草，與茶葉、大黃和紡織品一起運往西伯利亞的俄國人定居點。他們沿著中國與西伯利亞前哨托博爾斯克之間的幾條路線穿過蒙古草原，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沿途與各個蒙古部落都交易煙草。在山西和陝西邊界沿線從事貿易的中國商人可能也向蒙古人提供中國種植的煙草，雖然這種貿易實際上從何時開始並不清楚。在1644年以前沒有這種商業的記錄，但這種貿易可能早在清軍入關之前就開始了。根據1673年《延綏鎮志》纂修譚吉璁的記載，“昔年”，山陝商人大量買賣煙草，因此帶來了可觀的關稅。延綏（或榆林）是鄂爾多斯地區以南，陝西北部長城沿線的一個要塞，長期以來一直是鄂爾多斯南部蒙古人和明朝中國人之間茶馬貿易的中心。然而，在1673年以前的許多年，“邊口既眾，市利甚微”。經營煙草的商號“遂大困”。譚吉璁指出十年前，在1663年，陝西總督請求皇上減輕煙草關稅，但即便如此也沒有使大商號恢復煙草貿易；貿易轉由許多“貨留而無息”的小商賈承擔。山陝煙草商人在1663年以前就已經走向衰敗，這也表明蒙古邊境煙草貿易的歷史*為久遠。
在東北，由於日益增多的敵對行動和隨後爆發的全面戰爭，官方的明朝—女真貿易關繫於1618年破裂。然而，在整個17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中國的武裝民船繼續與遼東人暗中交易。來自日本和美洲的白銀以及中國紡織品、茶葉和牲畜繼續被用於交換貂皮和人參，盡管數量大大減少。*終（無疑到1631年）中國煙草也從名義上效忠明朝的要塞走私到東北境內。朝鮮走私者還冒險進入朝鮮灣的未知水域，偷偷穿過明朝邊界，將禁運的日本或朝鮮煙草帶入滿洲領地。與此同時，遼東的農民也開始培植煙草，盡管皇太極從17世紀30年代初起就頒布了嚴格的禁煙令。雖然任何被抓到吸煙的老百姓都會被嚴懲，但東北南部的煙草消費量仍在17世紀30年代明顯增加。1633年初，一位為滿洲人效力的漢族將領楊方興向皇太極遞交了關於東北煙草的請願書，指出雖然煙葉沒有什麼好處（而且氣味難聞），但“金漢官民”無不吸煙。到1638年，吸煙在瀋陽已經**流行，以致《瀋陽狀啟》的朝鮮作者指出：“有此禁斷，而此國市上，則行用不禁”，因為“此乃群情之所在”。因此，清朝開國精英早在入關統治中國以前就迷戀吸煙。不論地位高下，不論男女都是如此。許多在17世紀30年代末不幸落入皇太極禁煙法網的遼東居民都是婦女。1641年禁令取消之後，甚至一些顯赫的皇族成員，如攝政王多爾袞（1612—1650年）也開始公開吸煙。新征服地區的中國文人經常評論這種社會習俗在清朝士兵和官員中有多麼流行，當時在中國的歐洲觀察者也是如此。在四川，根據傅氏宗譜纂修傅義遷（生卒年不詳）的記載，煙草對於滿蒙八旗弁兵“尤所必需”，可能是因為他們相信煙草能使他們不受西南瘴氣之害（參見第四章）。傅氏將他們的田地改種煙草，趕緊將之提供給新來者。正如傅氏族譜所表明的，清軍入關後，旗人推動煙草廣泛傳播到中國其他地區。在1644年以前的數年間，由於晚明實施了與遼東類似的禁煙令，江南官員取締煙草。因此，松江府的種植量減少了。八旗軍隊的到來重新激勵了當地的煙草業，以致“一時販者輻輳，種者復廣，獲利亦倍初價”。漸漸地，煙草業被上流士紳受，到1670年，吸煙在江南地區**普遍，甚至在漢族士紳精英中也是如此（參見第三章）。
清軍入駐北京也重振了華北煙草貿易。大運河沿岸山東地區，特別是濟寧和兗州的農民，開始重新種植煙草，以供在京城銷售。到1647年，煙農在兗州府無所不在。正如一位方志編纂者觀察到的，“至今遍地栽煙，每歲京客來販收買這不*，各處因添設煙行”。同樣，北京周圍郊區的農民在清軍入關後增加了煙草的種植。法國耶穌會士李明（Père Louis Le Comte，1655—1728年）於1687年來到中國，他描述了就在城牆外種植煙草的情況。然而，這種本地種植的煙草主要用於非精英消費。*富裕的吸煙者喜歡引進的煙草產品，這些煙草不僅來自東北和福建，還來自帝國各地新開闢種煙區，包括中國遙遠西部邊疆的一些地方。
水煙傳入西部邊疆 16世紀和17世紀的中國對外貿易關繫不僅延伸到中日之間的水域和東南亞海域，還跨越歐亞大陸到達東南亞大陸的各個王國，以及中亞、南亞和西亞的帝國和汗國。
雲南和甘肅經由陸路通往東南亞和歐亞大陸中部，這兩個中國西部省份成為邊陲的交彙中心，許多明朝和清朝的臣民*初都是在這裡學會了用水煙筒吸亞洲種植的煙草。
吸水煙的習俗是亞洲、中東和非洲的一些地區所特有的，這些地區在商業上由印度洋的航線聯繫在一起，在文化上由散居的穆斯林聯繫在一起。各種構造的水煙，包括印度水煙、阿拉伯水煙、波斯水煙，通過麥加朝聖者、印度商人，以及非洲、波斯、阿拉伯或中亞貿易商傳播，廣泛使用於印度、伊朗、奧斯曼帝國、馬達加斯加、東非和東南亞大部分地區，以及中國西部。雖然水煙的確切起源不得而知，但印度南部很可能是起點。*早的水煙袋由掏空的椰子殼和充當煙杆的直蘆竹（水煙[nargilah]是椰子的梵文詞）構成。這種連窮人也不難企及的簡單設計，16世紀在印度東南沿海被使用，並可能被整個印度洋地區的其他先鋒吸煙者采用。到17世紀初，印度西部和波斯都使用了*加復雜的形式。現存*早的中國水煙袋源自18世紀。它們具有一體式的容器和修長的鵝頸杆，比在其他地方發現的煙鬥*小、*加便攜的19世紀中式煙鬥，*接近原始印度水煙簡單的壺形設計。水煙袋**在雲南西部，以及緬甸、泰國北部、馬來西亞和婆羅洲仍然普遍存在，這也讓人想起中國和東南亞對*初印度樣式的改進。旅居的中國人有可能在印度貿易商也經常光顧的南洋海港踫見了用水過濾煙氣的做法。幾種中文文獻表明，東部沿海的早期吸煙者用水來過濾煙氣，雖然仍不清楚他們實際操作的方式。然而，這種南亞的吸煙方式很可能是沿著存在已久的陸路傳播到中國西部的，這些路線將雲南和甘肅與亞洲其他地區新建立的煙草種植區聯繫起來。
文摘2 清代體面婦女與妓女如何吸煙名妓、娼妓和藝妓的煙草消費 17世紀初，吸煙成為**青樓提供的商業化招待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為“打茶圍”儀式的一部分，向男性客人呈上煙管成為慣例，顧客借此禮節性地拜訪房間中的女子，表明他設宴款待的意圖，希望*終與她交歡。名妓不僅向其顧客提供煙草，而且由於和他們聊到深夜，名妓自己也與之一道吸煙。許多晚明時期沉湎聲色的年輕人在江南風月場所裡尋歡作樂，他們很可能從花錢雇來的女性同伴那兒學會了吸煙（反之亦然）。
17世紀40年代的事件使江南名妓文化遭受重創：許多藝妓居住的南京秦淮區被摧毀，直到18世紀末纔得以恢復。揚州等其他城市，在清軍占領的幾年之內開始重建風月場所。隨著對城牆的修復、當地名勝的重建，以及官府衙門的恢復，用於娛樂和性消遣的設施也在清代初期重建和擴張。名妓經常出席像王士禛在17世紀60年代舉辦的那種文學聚會。盡管世事變遷，對於許多士大夫而言，晚明名妓文化還是代表了“一個失落的優雅世界，被殘酷的滿洲人入侵所破壞”。然而，梅爾清指出，至少在揚州，“歡娛不僅僅是對前明懷舊的簡單幻想，而且也是城市重建的**真實的一面”。隨著以江南為中心的**品長途貿易得以恢復，許多在名妓及其顧客中流行的產品，包括優質地方煙草，再次出現。在秀麗的私家園林或揚州風景名勝，當王士禛的朋友和熟人點燃他們的煙管時，他們的女伴可能會一起進行這項消遣。
或許因為美麗而成熟的名妓與她們的顧客一起享用煙草，中國男性和歐洲男性一樣，經常將吸煙和性聯繫在一起。清秀的女子吞雲吐霧令一些清初的詩人著迷，其中的幾位寫了“閨閣詩”，包含美人在閨閣獨自吸煙或與情郎一起吸煙的形像。雖然在之前幾個世紀美人指的是宮廷女子，但從明代中後期開始，這個詞主要指的是理想化的名妓，在人們的想像中，她們具有迷人的外貌，並從事特定的活動，諸如備茶、捕蝶，或者春晨賞花。清初的美人譜錄將這些消遣分類編目，將之概括成可以被用在一首詩中的短語。隨著“上秋千飛紅如雨”，一位美麗的女子也“玉唇[煙杆]含吐亦嫣然”。上述這一行為見諸一段描寫吸煙美女的長詩，尤侗（1618—1704年）認為此詩是其友人董以寧所作：起卷珠簾怯曉寒，侍兒吹火鏡臺前。
朝雲暮雨尋常事，又化巫山一段煙。烏絲一縷塞香荃，細口櫻桃紅欲然。
生小妝樓誰教得，前身合是步非煙。
剪結同心花可憐，玉唇含吐亦嫣然。
分明樓上吹簫女，彩風聲中引紫煙。天生小草醉嬋娟，低暈春山髻半偏。
還倩檁郎輕約住，隻愁紫玉不如煙。鬥帳熏篝薄雪天，泥郎同醉伴郎眠。
殷勤寄信天臺女，莫種桃花隻種煙。
形管題殘銀管燃，香奩破盡薛濤箋。
*教婢學夫人慣，服侍雲翹有裊煙。
在某種層面上，這首詩可以被解讀為一位效忠明朝之士對他的青春歲月的懷念和哀悼，那時尚未改朝換代、山河破碎。從另一個層面講，這是一首情詩，突出了一個美麗女子對煙草的喜愛，暗指混合了吸煙和性的活動。
吸煙與性之間的聯繫形成於17世紀，並在整個盛清時期得以延續。18世紀江南風月場的樂趣包括大量旱煙、美味的河畔野餐和不分晝夜的賭博。華廣生在19世紀收集了不少關於名妓生活的流行詞曲，羅溥洛（Paul Ropp）對之進行了翻譯和分析，其中一些詩句顯示，在商業化性行為之前的殷勤款待的儀式化表現中，煙草一直**重要。例如，《嘆五*》的作者無名氏表達了她對不得不與醉漢交談，然後交歡的沮喪和*望：二*裡，窗前月光寒。
可憐奴家應酬難；好心煩，人來客往把話談。
煙茶我親手遞；溫存帶笑顏。
怕的是：酒席筵前遇醉漢；紅顏薄命說不盡羞慚。
不知何日纔跳出是非關？我的天喲！咳，為銀錢，纔喫這碗飯。無論詩歌、敘事散文，還是流行的視覺表現，通常都以**挑逗的方式，將傳統清代“美人”描繪成獨自在閨房裡吸煙。這樣的表現是*為悠久的文學和藝術傳統的組成部分，這一傳統通常展現一個孤獨的女人在奢華的房間裡苦苦思念她在外或去世的伴侶。這些“閨怨”傳承了16世紀情詩和唐代唱詞的主題和慣例。孤獨的吸煙美人在清代成了一種常見的隱喻，並*終在20世紀的卷煙廣告中被重新定義（參見第九章）。
例如，女詩人朱中楣寫於明清*迭之際的《美人啖煙圖》就描寫了一個孤獨卻充滿欲望的女性吸煙者：惜惜佳人粉黛勻，輕羅窄袖曉妝新。
隨風暗度悲茄曲，馥馥輕煙漫點唇。朱中楣的作品表明，這是一首描寫某位吸煙女子真實形像的題詩。筆者並未找到任何17世紀描繪吸旱煙女性的畫作，但此類圖像後來變得頗為常見，尤其在19世紀年畫之類的商業畫中。例如，一幅嘉靖年間在蘇州桃花塢作坊制作的印刷品，正是展現了這樣一位獨處華麗閨房的美人，端莊地吸著一支銀質水煙管（參見圖4）。
*終，人們普遍認為，可吸食的鴉片是一種性事的輔助品，在“房中術”中配合煙草使用。事實上，從18世紀末開始，名妓就經常將鴉片煙*和煙草一起提供給她們的顧客。19世紀，中國許多地方的妓院被稱為“花煙間”，而“**”則是妓女的委婉稱謂。在清代醫學文獻中，煙草被建構成具有強烈的溫補特性（參見第四章），被認為能夠激發身體的陽氣，這種治療功能對增強男女兩性的生殖力都有好處，而對患有陽痿的男性特別有益。此外，煙草的陽恰好抵消了鴉片的陰性，這被認為可以防止早洩並延長性耐力。在發生性關繫之前，煙草和鴉片通常以不同的煙管被一起吸食，兩者被混合起來或者相互交替。
因此，對於生活在明清時期的精英男性而言，一些女性煙草消費的形式從很早開始就與性有關。無論是在普通妓院還是上等青樓，在公開或半公開的場所與男性一起吸煙的女性都被認為可以和不止一個男人發生關繫。盡管如以下章節所討論的，女性吸煙也有許多其他的意涵和關聯，然而，公然吸煙和濫交之間假定的聯繫是清代煙草文化中持續不斷的一股潛流。在整個晚期帝國時期，高尚貞潔的婦女可以在隱蔽的地方與親朋乃至男性賓客一起吸煙，而不用擔心有傷清名。吸煙行為本身並沒有被視為女人行為不檢的標志；重要的是女性吸煙的地點和方式。
盛清時期“體面”婦女的吸煙到18世紀，男性知識分子恢復了研究經典文本的興趣，加上清朝的**政策聚焦於婦女和家庭，以致出現了曼素恩（Susan Mann）所說的盛清時期的“人倫道德”（familistic moralism）。17世紀的浪漫主義漸行漸遠，**的“閨閣詩”也變得不太常見。雖然從17世紀開始，吸煙就在妓院和青樓的社會交際和性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吸煙從來都不是隻有“墮落”的婦女纔做的事情。事實上，在整個18和19世紀，對於不同社會出身的婦女（包括上流士紳的妻子）來說，吸旱煙都是一種得體的女性行為。
精英家庭的婦女通常在隱蔽的房間裡，或在府邸內的園林中私下吸煙。臥室是許多女性吸煙者*喜歡吸煙的地方，無論是獨自吸煙，還是和丈夫或女性密友一起。一位隻知是靜海（天津附近）呂氏之妻的無名女詩人塑造了一個孤獨的女子在梳妝臺前獨自吸煙的形像，她曾描寫在一個如此狹窄的地方不便使用特別長的煙袋：“這個長煙袋，妝臺擺不開。伸時窗紙破，鉤進月光來”。如前文所述，描寫婦女獨自在閨閣吸煙的文字可能被指責是**的。事實上，“長煙袋”這首詩是以閨怨風格寫的，令人想起一位思念在外丈夫的女子。然而，有時候，孤獨女性吸煙者的形像僅表示，和男人一樣，吸煙也是女人在閑暇獨處時享受的日常娛樂。許多婦女似乎一覺醒來就要吸上一管煙。例如，金學詩（18世紀）描寫了17世紀蘇州小姐在中午下床前抽一筒煙的嗜好。女人剛醒時可能獨自吸煙，但白天她們通常聚在一起吸煙。在家裡，良家婦女和她們的丈夫、其他男女家庭成員，甚或男賓一起吸煙。吸煙作為女子**交際的一種表現形式，在文康（1798？—1865？）的晚清小說《兒女英雄傳》中得到了豐富的展現。其中一個場景是主人公安學海的妻子與另一個婦女坐在炕上一起吸煙、聊天。而在另一章中，女主角張金鳳和她的母親飯後一起吸煙。這部小說還對男人和女人在家裡一起抽煙袋提供了充分的證據。一次，張金鳳的丈夫安驥試圖讓她和二房何玉鳳（又稱十三妹）都加入一場喧囂的飲酒遊戲，當時張金鳳正在吸煙。在這種情況下，兩個妻子都對安吉的行為不滿，而在何玉鳳斥責他時，金鳳靜靜地坐著吸煙。事實上，一起吸煙並不總是和諧的：戴真蘭（Janet Theiss）講述了（1740年）一個嫁入河南隨州富裕士大夫家庭的進士女兒的故事。當她反對丈夫納她的一個女僕為妾時，遭丈夫掌摑，丈夫還想將她正在抽的煙管塞進她的喉嚨，借此殺了她。撇開變態行兇不談，男女一起吸煙一般被視為家庭穩定的像征。男人通常前往女人的寢房吸煙。蘇珊曼和白馥蘭（Francesca Bray）都曾指出，男人在復雜而競爭激烈的世界壓力過大，安靜的“內室”房間成為他們的避難所。根據記述清代習俗的日文彙編《清俗紀聞》，白馥蘭特別關注在隱蔽的女性空間內，男性與他們的妻子一起享受“愜意的親昵行為”，指出他們會經常“去婦女的寢房飲茶和吸煙”。良家婦女的交際性吸煙也擴展至與男性賓客一起吸煙。在《兒女英雄傳》中，安學海拜訪一位老當益壯的昔日高手鄧振彪，小說中他是何玉鳳的師父。當鄧振彪的姨奶奶被鄧振彪的女兒（諸大娘子）喚來幫客人上茶點時，她將長煙袋（她已經在抽的）遞給安學海和諸大娘子。而兩人都不願吸。農村小妾向社會地位*高的人遞上自己的煙袋和她所謂的**煙草，她的粗俗使一個婦女在客人面前吸煙的虛構故事變得*加幽默，而且這個故事與來華外國旅行者的觀察相類似。例如，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記述了1824年他（還是個男孩時）在到達廣州後不久參加的一個新年宴會，宴會上大多數婦女都吸著“細長精致的”煙管。婦女在家庭空間裡與家人朋友一起抽煙袋的視覺形像經常出現於楊柳青等作坊制作的流行年畫中，這表明此類形像在19世紀末相當常見（參見圖5）。各方史料都表明，似乎在清代的大多時期，隻要在恰當的家庭場景中，婦女在男人面前吸煙就不會與行為不檢聯繫在一起。
在結束討論清代婦女吸煙的主題之前，有必要提到一類婦女，對她們而言，煙草不僅與性、社交或休閑有關，而且與腦力勞動和文學成就聯繫在一起。至少有一些清代早期和全盛時期的女作家吸煙，而且她們和士大夫都認為煙草可以淨化心靈，並激發作詩的靈感。與男性同行一樣，描寫煙草的女性吸煙者（至少作品流傳至今的那些）往往通過各種文學網絡相互聯繫。袁枚（1716—1798年）的一位女弟子駱綺蘭（1755—1813年？）不經意間提到，她在作詩時吸煙。在袁枚的另一位女弟子歸懋儀（大約1762—1832年）描寫煙草的一首詩中，將創造力和吸煙聯繫在一起：誰知渴飲饑餐外，小草呈奇妙味傳。
論古忽驚窗滿霧，敲詩共訝口生蓮。
線香燃得看徐噴，荷柄裝成試下咽。
縷繞珠簾風引細，影分金鼎篆初圓。
筒需斑竹工誇巧，制籍塗銀飾逞妍。
幾席撚來常伴筆，登臨攜去亦隨鞭。在這首詩中，歸懋儀挪用了男性士大夫的情感，將煙草和煙袋作為學者生活的必要裝備。其他名稍遜的女詩人也描寫了在寫作時吸煙的樂趣。例如，瀋彩（18世紀末）寫道：“自疑身是謫仙姝，沆瀣瓊漿果腹無。欲不食人間煙火，卻餐一炷淡巴菰。”無論是**妓女還是名流夫人，精英婦女一般都被描繪為在隱蔽的地方吸煙。相比之下，普通婦女勢必在公共場所吸煙，要麼在市場上，要麼在田地裡。即便在家，她們也不一定在私下吸煙，因為逸出小房子或庭院的煙味會讓鄰居或路人察覺主婦在裡面吸煙。無論在前文討論的士大夫文化中，還是在鬼故事之類*為通俗的文化形式中，一個獨自吸煙的女人通常意味著性欲沒有得到滿足。有時這樣的行為被視為賣弄風情的挑逗。在戴真蘭分析的幾起18世紀的強奸案中，一個女人在家門口甚或在自己家裡獨自吸煙的事實，也被所謂的強奸犯（錯誤地）解讀為一種女子願意發生不正當關繫的信號。保拉巴德妮（Paola Paderni）描寫了一起1735年的謀殺案，案件中丈夫因懷疑他的兄弟和妻子有奸情而殺了他們，他將妻子不同尋常的夜間吸煙舉動援引為她行為不檢的證據。包捷指出，袁枚幾篇短篇小說中的人物將向吸煙的婦女借火作為搭訕的一種伎倆。在現實生活中，有一個受雇勞工使用了這一策略，1735年他被宣判謀殺了他女友的另一個情人。這個情人以借火抽煙袋為借口走進年輕女子的家門，開始了這樁風流韻事，嫉妒的勞工割開他了情敵的喉嚨，這段不正當關繫以暴力的方式收場。因此，早在卷煙被等同於自由而輕浮的20世紀“摩登女郎”之前，一個公然抽煙袋的女人就在某些方面與**放蕩聯繫在一起。
3 明清時期，煙草被看作一種什麼樣的** 江南文人，商人，溫補派 1752年邗江吟社的詞人厲鶚在他摯愛的城市杭州去世，他在生前熱情地推崇煙草。雖然厲鶚確切的死因不明，但他曾在去世的前一年悲傷地提到，盡管他依然嗜煙如命，但因為身患肺疾而不能再吸煙了。厲鶚去世時的診治醫生不會用癌癥、肺氣腫或現在與煙草聯繫在一起的其他疾病來解釋他的病痛。相反，厲鶚的醫生觀察到，由於多年來煙草的辛辣和火氣造成的不良損耗，他的肺髒受到了致命的損害，以致維持生命所需的元氣已經耗盡。從“天人合一醫學”的宇宙論框架內部來看，經典中醫的主流將做出以下診斷，即厲鶚的病因不是他偶爾抽一兩袋煙，而是他在一生中抽的煙太多。厲鶚自稱嗜煙如命，從年輕時就開始吸煙。在明清書籍市場上可以買到無數“養生”“食療”和“本草”的著作，如果他聽從這些書所提供的建議，他很可能活到60歲以上。此類著作雖然不要求讀者戒*煙草等“有毒”物質，但通常敦促他們盡量節制消費。
中醫在17世紀初已經意識到煙草會傷害身體。事實上，從17世紀20年代開始，記述煙草的人一直在收錄關於其潛在危害的警告以及將之作為藥物使用的建議。在歐洲，從對煙草大體正面的醫學評價到後來負面的評價經歷了**緩慢的轉變，與之截然不同的是，在中國，通常同一個醫生對煙草會同時持有兩種看法。到20世紀初，大量醫學文本依然將“煙草”列為一種可以被用於治療某些疾病的藥物，但同樣的文本一般也會告誡不要過度使用。雖然我們意識到明清時期的醫生從一開始就了解煙草的有害影響，但仍需要解釋為什麼大多數收錄煙草的本草目錄將之構建成對健康既有益又有害。隻有當我們密切關注煙草進入中國醫學文獻的具體歷史背景時，帝國晚期關於煙草對人體利弊的細微詮釋纔會充分顯現。
煙草傳入中國時，許多儒醫都對新藥物和新療法抱有開放的態度。來自城市化的中國長江三角洲的醫生尤其如此，那裡既是明帝國文化和經濟的中心，也是當時大多數*有影響力的中醫學者的家鄉。許多江南醫生認為他們在一個全新的疾病環境中行醫，而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或許是對的。伴隨著正在進行的社會和經濟的深刻變化——經濟的商業化、加劇的城市化，以及跨區域和海外貿易的擴大，地理和社會流動性的增強可能使傳染病比以往傳播得*廣、*快。事實上，在16世紀80年代和17世紀40年代，一繫列嚴重的傳染病襲擊了江南許多地區。特別是在1640至1644年傳染病爆發時期，醫生對病人的治療毫無效果。此外，梅毒通常被認為是16世紀中國人不熟悉的一種疾病，它無情的傳播導致一些人推斷，**文本（經方）不再能充分闡述當時的醫學問題，該**文本源自漢代，通過宋代皇家醫學出版物傳承，後經金元學者修訂。因此，晚明醫學文化的特點在於百家爭鳴的醫學思想學派具有罕見的多樣性，至少其中有些學派推動了利用新的本草藥物和替代性治療方法進行的嘗試，包括從國外引進的藥物與療法。吸煙是一種創新療法，通過將之類比於其他可攝入物的方式而為人熟知。“溫補”學派是天人合一醫學的一個獨特分支，受其影響的中醫滿腔熱忱地將煙草采納為一種藥物。這股思潮在許多晚明時期的江南儒醫中頗有影響，但遠未成為主流。那些遵循其他傳統的人，特別是那些信奉“養陰”學派的人，批評煙草的使用，將之視為一種**有害於人體健康的烈性物質。即便對於那些喜歡使用溫補藥物的醫生而言，隻有在對特殊體質的人患有的特定類型的疾病進行短期治療時，灼熱而辛辣的煙氣纔被視為有益的。
過度使用煙草的危害由17世紀的作者從理論上加以闡明，並在18世紀通過全國暢銷的大眾醫學手冊得以廣泛傳播。但許多中國人依然吸煙。關於吸煙的長期負面影響的忠告變得越來越溫和，這不僅是因為醫學文本中穿插了另一種建議，而且因為在市場上可以買到各種各樣在消費者眼中具有獨特藥效的煙草產品。商家鼓吹他們特定的產品對健康的好處，甚至開發新的產品來賣。到18世紀中葉，盡管一直有醫生警告吸煙有害健康，但想像中中國各種煙草產品的各種健康功效使個體吸煙者相信，他們在攝入的物質即使不對他人的健康有益，也對他們自己的健康有益。因為每種體質都有一種適合的煙草，所以每個人都可以無憂無慮地吸煙。他們也正是這樣做的。
飲料，辛味，防瘴蠱，扶陽，陰虧中國晚明時期關於煙草的醫學思想被認為處於天人合一醫學的獨特宇宙哲學框架內，與早期近代歐洲的醫學觀念截然不同。從一開始，歐洲人就認為煙草既不是食物也不是飲料，而是一種獨特的可消耗物質。這導致了相當大的分類混亂和激烈的爭論：吸煙是一種惡習還是一種善行？煙草能夠提供給養，抑或隻是一種短暫的愉悅？它是一種有效藥還是天然的致醉劑？*終，這些神學和醫學爭論以煙草的勝利而告終，並且出現了一種共識，即溫和地使用煙草既不是罪惡，也不危害人體健康。事實上，在17世紀的某個時期，許多人認為煙草是一種“**的靈丹妙藥”。在19世紀歐美醫生再次開始站在醫學和道德的立場反對煙草消費之前，這種對煙草大體上肯定的觀點一直占據著支配地位。雖然吸煙在中國也引發了一繫列爭論，但在中國醫學界，煙草本身的基本性質從未遭到質疑。煙草巧妙地融入了可攝入物質的廣泛範圍，飲食和藥物都被包含在內。煙氣和通過口鼻吸入的所有物質一樣，被認為會直接進入五髒之一的脾胃，五髒在特定的生理過程中共同連接著人體的所有部分，導致正常或病理的身體狀況。煙氣和其他可攝入物質一樣，從脾胃滲透和擴散到全身。食物和藥物之間的區別是程度的問題，而不是本質的差異。攝入的任何東西隻要使用得當就能預防疾病，但過量、以錯誤的搭配方式或在不適宜的季節攝入時，則可能導致疾病。在這個靈活的概念框架內，沒有必要將煙氣視為對人體健康基本有害或有益的：根據使用者的體質和吸入煙草的特定條件，煙草可能有益或有害，也可能兩者兼具。
因此，17世紀的中國作者很容易將煙草納入一個包含所有可攝取物的連續統一體中，將之等同於其中的其他食品、飲料和藥物。因為其致醉性，煙草通常被比作酒，而且被普遍稱為“干酒”或者“火酒”。有時它被稱為“煙酒”。 17世紀流傳至今以煙草為主題的許多中文文本不使用“吸煙”這個詞，而是使用“喫煙”或“食煙”。例如，厲鶚明確地將煙草描述為飲料，不僅把它與茶，還與具有悠久歷史的六種飲料（六飲）——白開水、漿、醴、生水、湯劑、酏——歸入一類。在明清醫學文本中，所有的可攝取物，無論是食物、飲料或藥物，都能夠**改變人體內的陰陽平衡。氣這個術語不容易譯成英語，因此一般不翻譯。費俠莉（Charlotte Furth）恰如其分地將之描述為：“氣是生命源泉的基本能量，是單一且*重要的因素。氣有時可以辨識為薄霧或蒸氣，而在其他時候**隱藏。它在所有東西中流動：天、地和人體。每個個體都在成胎的時刻被賦予了一丁點填充宇宙的氣。這種“元氣”是養護生命、維持增長、保持生命活力的原料。它隨著身體的老化而衰退，逐漸被用盡，直到它**消失而導致死亡。
陰陽二元論是中國宇宙觀中*根本的分類，支配著元氣*初可以感知的轉變，化為物質世界的無數現像。作為變化的動力，這兩個互補的對立面不斷地相互作用。陰與黑暗、寒冷、潮濕、被動、月亮、夜晚和女人的天性相關；陽像征著光明、干燥、太陽、火焰、溫暖、主動和男人的天性。在身體中，陰和陽調節氣（對生命和健康必不可少的、有生殖力的陽性能量）和血（陰性活力以及攜帶它們的體液）的運行。通過協調關鍵的陰陽力量以確保氣和血在全身的適當流通，健康得以維持，生命也得以延續。當陰陽之間的微妙平衡以某種方式被打破時，例如六種無節制的行為（六淫）、運動或情緒過激、性欲過多或性生活過度放縱、飲食不當或過量，或者欲罷不能的吸煙，疾病就會發生。可攝取物改變身體陰陽平衡的有效能力促使人們密切關注通過口或鼻攝入的所有物質的藥用屬性。根據中國的天人合一觀念，每種可攝取物都擁有一種或多種稱作五味的陰陽特性：甘、酸、苦、辛、咸。甘味和辛味的特性為陽；其他三味為陰。此外，攝取的東西也具有寒、涼、溫、熱的特性。一種特定物質的味與它在口中的味道可能有關，也可能無關，這表明該物質一旦被脾胃攝取，*有可能對髒器功能繫統產生影響。與煙氣相關的辛味則從胃直接行至肺。
受這些概念的影響，17世紀的觀點認為，習慣性吸煙是不健康的。例如，與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哲學家方以智將煙氣視為一種烈性的藥物。方以智警告說，長期吸煙會損害肺腔（肺焦），以致所有其他藥物都無法發揮藥效。由於過度吸煙而遭受肺疾之苦的人會突然吐出一種淡黃色痰液並死亡。清初士大夫施閏章也告誡讀者煙草消費對健康的危害，他提到蜜蜂在吸吮煙草的花蜜後“皆立死”。他還講述了一個朋友的故事，這個朋友**喜愛煙草，而且**吸煙在一百次以上。根據施閏章的記述，這個人後來得了一種怪病，使他的頭腫起來，牙齦長出滲著膿液的瘡。這位友人雖然康復了，但一度在死亡邊緣徘徊。像酒或者任何烈性的可攝入物一樣，過量吸入的煙草是有害的，而且可能危及生命。從中國藥物療法的角度來看，這些特性意味著煙草具有相當大的毒性（有毒）。這並不表示它是一種**不能使用的物質，而是一種可以小心地用於治療急性病癥的藥物，諸如南方偏遠地區特有的瘴氣引起的間歇性發熱。正如奧林熱（Frédéric Obringer）所論證的，中國有一種悠久的傳統，即利用包括雄黃和砒霜等砷化合物在內的毒性藥物治療間歇性發熱（瘧和瘴），其中包括生物醫學鋻定為瘧疾的疾病。人們普遍認為煙草具有預防和治療瘴氣的退熱功效，這無疑是16世紀煙草在亞熱帶的中國沿海地區迅速流行的原因之一。姚旅觀察到，吸煙可以預防瘴氣。他還指出，將碾碎的煙葉做成膏藥塗在頭皮上能殺死頭虱，17世紀的歐洲藥學家也知道這種做法，美洲印第安人在接觸外來文化之前經常這樣做。倪朱謨是*早描寫煙草的儒醫之一，他判斷這種藥物的味是苦和辛（味苦辛），其氣的屬性為熱。他將煙草置於“毒草類”，從而強調這是一種必須謹慎使用的烈性藥物。在他看來，煙草之氣被吸入時，能夠抵擋風雨之寒、山蠱之氣和鬼邪之力這些可能導致間歇性發熱的東西。與倪朱謨同時代的張介賓也強調了煙草治療和預防南方熱病的功效，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會*細致地探討他為吸煙提出的復雜理論依據。張介賓講述了一則軼事，吸煙的士兵進入充滿瘴氣的雲南境內，卻沒有染上任何疾病。在他的本草目錄中，張介賓將煙草類比於在整個華南地區都廣泛使用的檳榔。張介賓指出，煙草的功效雖然比檳榔*強烈，但它們都能夠增強身體之氣，從而提高對瘧疾的抵抗力。因此，“而今則西南一方，無分老幼，朝夕不能間矣”。由檳榔樹的果實、蔞葉椒植物的葉子和熟石灰（通常取自牡蠣殼）制成的檳榔在東南亞和中國沿海地區有悠久的歷史。當少量檳榔被咀嚼時，這些化合成分的汁液使身體精力充沛，產生一種輕微的愉悅感；檳榔堿是檳榔子中的主要生物堿之一，在刺激中樞神經繫統方面具有與尼古丁類似的作用。然而，較大的劑量通常導致鎮靜作用。歷**，在所有消費檳榔的亞洲地區，檳榔被認為具有廣泛的治療用途，包括促進消化、治療腹瀉、排出寄生蟲，以及預防蛀牙。在華南，檳榔*常見的醫療用途是預防由瘴氣引起的間歇性發熱。
“溫補”學說的**支持者張介賓認為，陽氣通過吸煙得以恢復，由此身體可以克服許多疾病，包括那些由外部或內部病因引起的疾病，以及那些由於飲食不當、房事過度或精疲力竭和過度勞累造成的疾病。這包括由六淫，尤其是“寒”和“濕”引起的流行病和急性發熱。作為一種強烈的陽性藥物，煙草具有封閉間隙和毛孔（腠理），抵御風邪之氣的能力，而且它可以緩解由“寒”造成的關節和骨骼的風濕性疼痛。張介賓還指出，煙草可以用於阻擋在樹木繁茂的山區和南方亞熱帶地區遇到的有害蒸氣（山嵐瘴氣）。
遵循李杲和薛己的傳統，張介賓還強調了煙草對於治療由內部原因所引起疾病的功效，特別是那些影響脾胃的內部原因。通過溫暖脾胃器官繫統，煙草具有幫助消化、餐後消除飽足感、控制霍亂（“霍亂”字面意思為“突然的混亂”）的劇烈嘔吐，甚至具有消滅腸道寄生蟲的能力。當脾胃的代謝功能在煙氣的幫助下得以恢復時，它們可以將必要的滋養作用再次傳遞到全身。通過驅散停滯或污濁的寒、驅散停滯的凝結（瘀結）和防止血液停滯壅塞，煙草還能促進氣的流動。總而言之，對於張介賓而言，煙草是一種有效的藥物，其主要的臨床用途是輔助那些陽氣停滯或衰竭的人。換言之，煙草主要用於保護或振奮一些男性，因為他們不加約束的欲望導致他們過度沉溺於宴會、青樓或小妾的閨房。
誠然，像許多同時代的人一樣，張介賓也認為煙草有毒，並主張煙草隻能適度吸食，吸煙者一次隻能吸一兩口。他警告說，否則，吸煙會“令人醉倒”，而且需要很長時間纔能使他們蘇醒。在這種情況下，可以用白糖水制成的補湯治療患者。而且，在張介賓看來，煙草**不適用於那些具有很強陽性體質的人。對於這樣的病人，吸入這種強烈的陽性物質會激發相火，達到氣虧的程度。即使對於那些陽氣較弱的人來說，煙草隻在短期內有益。如果長期過度使用煙草，煙草的陽氣*終會耗盡張介賓視為生命之本的元陽。張介賓用這些警示的文字結束有關煙草的條目：“故人多喜服而未見其損者以此。” 4 海派與京派，煙卷與煙袋上海城市想像中的卷煙在中國現代主義文學中，特別是在與海派（或曰上海風格）相關的著作中，卷煙首先被視為現代城市景觀。立足於上海的作家，尤其是那些為文學期刊或大眾雜志撰寫短篇白話文的作家，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經常選擇卷煙作為主題。諸如林語堂的《論語》等期刊貢獻了有關吸煙的詼諧見解。林語堂自己在1929年和1935年之間寫了許多關於吸煙樂趣的文章，包括一篇論戒煙“不道德”的諷刺名文。在這篇文章中，林語堂指出，“偏離”吸煙的道路而屈服於戒煙的“**”三個星期之後，他興高采烈地派僕人出去買一包白錫包。
新月社的作家也開始注意卷煙，將之作為他們所崇尚的某些西方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像征。例如，接受英式教育的浪漫詩人徐志摩（1897—1931）在1926年寫了一篇題為《吸煙與文化》的文章，發表在新月派雜志《晨報副刊》上。這篇文章頌揚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煙霧繚繞的沙龍（徐志摩曾在劍橋大學學習了兩年），培養了偉大的英國政治家、學者、詩人、藝術家和科學家的纔能。徐志摩表示，中國的大學也可以利用一點兒他所謂的“抽煙主義”，他的意思是一邊進行立場鮮明的爭辯和討論，一邊連續不斷的吸煙，來開闊學生的眼界並喚醒他們的自我意識，就像劍橋對他所做的那樣。
在現代派和新感覺派的幾位上海作家的作品中，香煙的意像也至關重要。這些作家以他們對上海都市環境的印像派描述而聞名，他們用**卷煙以及其他商品來凸顯現代都市文化的物質性。其中*重要的是穆時英（1912—1940），他正如李歐梵所言，“體現了一個真正都市化作家的性情和精神”。穆時英把他作為一個**化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包括他對吸進口煙的嗜好寫入了他的小說。各種卷煙品牌，包括駱駝、吉士、白錫包、金鼠、美麗和哈德門，以及他的*愛的黑貓牌香煙，都融入了他寫的故事。正如史書美所指出的，穆時英在這方面效仿了日本新感覺派作家橫光利一（1898—1947）。橫光利一的小說《點著的卷煙》在1930年被譯成中文版《點了火的紙煙》。在這個故事中，男性作家自省式地探討他對女性讀者的吸引力，連貫的敘述中不時插入外文的進口卷煙品牌。穆時英同樣將卷煙作為小說中的關鍵道具。他***的小說之一就以英國卡雷拉斯公司生產的**卷煙品牌Craven “A”為標題。在**發表於1933年的故事中，Craven “A”指的既是黑貓牌卷煙，又是舞女餘慧嫻，她是男主角袁野邨欲望的對像。史書美分析，餘慧嫻的身份與一種外國商品合而為一，這種寫法使她成為一件沒有生命的物品，其存在僅在誘發袁野邨被壓抑的性渴望時纔有意義。袁野邨隻用餘慧嫻消費的卷煙品牌稱呼她，如果說這種做法抹殺了餘慧嫻的人性，那麼出於同樣的原因，外國卷煙也被作為迷戀的對像而賦予了人性。袁野邨**次注意到餘慧嫻是由於Craven“A”“純正的郁味從爵士樂裡邊慢慢兒的飄過來”。他幻想著一個尚不知姓名的女人神秘而迷人的身體“地圖”。在這段漫長的**幻像中，他注意到她的嘴，像內核噴湧著火焰的“火山”，噴出Craven“A”的炙熱的芬芳。
Craven“A”卷煙與性欲之間的關聯貫穿了整個故事。在和袁野邨及其朋友一起坐下之後，餘慧嫻輕佻地讓袁野邨到她的桌上拿Craven“A”卷煙。當他說：“我有煙”時，她說：“不，我要Craven‘A’”。他問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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