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傳記_嚴光與嚴子陵釣臺/杭州全書錢塘江叢書

光武帝來到嚴子陵下榻的北軍賓社，嚴子陵知道皇帝御駕親臨，就翻身向裡，假裝睡熟，不予理睬。光武帝見嚴子陵如此模樣，心中暗笑，隨即以故舊老朋友的身份坐到嚴子陵的床沿上，撫摸著嚴子陵的背脊，說：“子陵，我**不是以皇帝的身份，隻是以老朋友的身份來看望你，你難道仍不予理睬嗎？”嚴子陵聽到劉秀是以老朋友的身份來看望他，當即翻身起來。劉秀又說：“我的老朋友，你難道不肯留在朝中相助於我嗎？”嚴子陵對此未予回答。過了好一會纔說：“過去有唐堯這樣德行遠聞的帝王，也有巢父、許由那樣洗耳不從的高士。士各有志，何必相迫呢！”劉秀隻好嘆息而已。
第二天，光武帝把嚴子陵請進皇宮，論故道舊，敘談整日，極為投機。白天講不完，又作徹夜長談，向嚴子陵請教治國良策。談至深夜，按皇宮規矩，掌燈之後即禁止進出，嚴子陵隻好留宿宮中。光武帝提出兩人同榻而眠，邊談邊睡。誰知嚴子陵本性疏狂，睡相不好，竟然將一雙腳擱放在光武帝的肚子上。光武帝為了不弄醒嚴子陵，就任由他擱著。誰知道第二天早朝時，即有太史官稟報，說是“昨夜有客星犯帝座甚急”。言下之意是說皇帝身邊有危險人物，要光武帝提防。倒是光武帝寬宏大量，笑著說：“這是我的老朋友嚴子陵與我同榻共眠，他把腳擱在我身上了。”由此之故，就留下了“客星犯帝座”的佳話，並由此把嚴子陵當作客星下凡。
我國是一個農業國，農業生產要求人們精勤地觀測天像的變化。在上古時代，古人的天文知識是相當普及的。顧炎武曾說：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戶，婦人之語也”。“月離於畢，予卒之作也。”“龍辰伏辰，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又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 由於歷史條件和科學水平，當時的學者不僅以觀測天像的變化來確定季節的變換，而且，往往由自然的天像變化聯繫到人事的因果，“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周易》)。認為天像的變換，“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
是以明君韌之二宿，傷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兇吉”。尤其到漢代，董仲舒將陰陽、五行、天道結合起來，提出“大一統”學說，以“天人感應論”作為它的理論基礎，把天體的運行說成是一種道德意識和目的的體現。他說：“**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惕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對策》)認為： “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地之陰氣亦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 ·同類相召》)按照陰陽五行和天像的變化可以占驗吉兇禍福，了解天意。隻要觀測天像，就能夠預決吉兇，把天像、政事、人事牽連在一起。光武帝劉秀即以圖起兵，當他登上皇帝位後*是崇信緯，宣布圖於天下。自此之後，不僅不軌之徒多假托天像符命惑眾謀利，而且舉國之內，上下妄談天命，人人以符命為行動的規範。對 “客星犯帝座”，內中同樣蘊藏著極深的政治陰謀。
對“客星犯帝座”一事的*早記載，當推東漢時劉珍的《東觀漢記》，它記載： “光武與子陵有舊，及登位，望之。陵隱於孤亭山，垂釣為業。時主天文者奏每日出常有客星同流。帝日：“嚴子陵耳。”訪得之，陵不受封。”東晉時史學家餘姚人虞預在《會稽典錄》中也提到此事：“嚴遵字子陵，與世祖俱受業長安。建武五年，下詔征遵，設樂陽明殿，命宴會，暮留宿，遵以足荷上。其夜客星犯天子宿。明旦，太史以聞，上日：“此無異也，昨夜與嚴子陵俱臥耳。”範曄的《後漢書》歷來以嚴謹者著稱，他以前人記述漢史事跡的眾多史書為依據刪繁補缺，成就此史。如事出無因，範曄是不會隨意地在短短392字的《嚴光傳》中，浪費筆墨而去專門寫上這一傳聞之辭的。所以說，“客星犯帝座甚急”必然事出有因。
“客星”乃妖星的別名，因而對客星的出現，古人是極為注意的。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中說：“客星出天庭，有奇令。” 《漢書·天文志》共記錄客星出現八次，在每次記錄客星出現之後，均記錄有相應的兇災戰亂事件發生。《後漢書‘天文志》共記錄客星出現十五次，也是在每次記錄客星出現後發生相應的兇災事件。自漢初至宋末，客星共出現五十餘次，每次出來後必有兵喪篡弒的記錄。在上述記載中，人事中的兇災是作者依據天人感應所說歸附上去的，當然不可相信。
但從中可明確的是，客星是作為預兆兇災的妖星來看待的。在當時人的心目中，凡出現客星，均不是好兆頭，引發人們一種將會發生災禍，需要小心提防的心理準備。正因為客星是預兆兇災的妖星，自然給有心之人造成借用客星來附會人事的條件，以達到不可言告的目的。按常理來說，嚴子陵朝見光武帝，並作徹夜長談，這是故友相得，君主納賢的大好事，理因出現大大好兆。可掌管天像的太史卻偏偏來奏告“客星犯帝座甚急”。奏語中不僅有“客星”，還用“犯”字，而且加上“甚急”，這不是有意將嚴光當做星災造禍的妖星，給嚴光難堪麼？這**是一出假借天像來離間光武帝與嚴子陵之間關繫的惡作劇。
按《會稽典錄》載，光武帝下詔征嚴子陵人京留宿事件在建武五年(公元29 年)，查《後漢書·天文志》，這一年恰恰沒有“客星見”的記錄，這是作者有意為尊者諱，還是實際上並沒有出現客星，難以臆測。如果是為尊者諱，為何又在《嚴光傳》中透露消息？如果這一年實際不曾有客星出現，這就*說明這是一場假借星像進行離間活動的政治陰謀。
是什麼人對嚴子陵行離間之陰謀？為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還是回思—下《後漢書·嚴光傳》中的文字。在這段傳文中，嚴子陵所言 “阿諛順旨要領*”是挖苦，也是忠告，就足以構成他和侯霸之間的隔閡。侯霸又將嚴子陵口授的書信封奏光武帝，足見侯霸對嚴子陵的不以為然。聯繫皇甫謐《高士傳》中嚴子陵問使者“日： ‘君房(侯霸字)素痴，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 (使者名)日：‘位已鼎足，不痴也。’光曰：‘卿言不痴，是非痴語也？天子徽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看來，嚴光是很看不起侯霸的，所以會故意當著使者的面對侯霸進行一番譏諷、挖苦。當侯霸知道這一情況後，自然要對嚴子陵施行報復手段了。P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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