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傳記_已知與未知(美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回憶錄)

2001年5月，我和**總統在總統辦公室談話，說起珍珠港事件前夕，美國在國防上的投資在美國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跌到了*低點，並一直保持至今。總統在競選中傳遞出來的關於軍事需求的信息和如今他統治下的白宮所核準的實際情況出現了偏差。我已經建議在前一年克林頓時期的國防預算基礎上增加350億美元。如若不是**總統已經向我表明他的另一些計劃，如增加聯邦政府對教育的補助和減稅是他的主要優選計劃，我還會要求*多。
我早知道國防部的資源已經捉襟見肘，但是直到我到五角大樓上任，我終於有機會實地調研時，纔發現事情實際上有多糟。造船資金不足就是一例。在裡根時代美國就一直在計劃打造一支600艘艦船的海軍。歷經喬治·赫伯特·沃克·**和克林頓兩屆政府，我們達到了315艘，然後開始減少。軍用飛機年老失修，有些飛機即將停飛，而必要的*新換代步伐卻沒有跟上。薪水沒有競爭力。軍隊中不斷攀升的衛生保健費用給預算帶來了*大的壓力。而且這還沒有算上總統的轉型計劃需要的成本。關於這種近似預算緊縮的做法及其對軍隊和他們的家庭造成的影響，我警告過**：“這不會是令人愉快的。” 我敦促總統建議白宮行政管理和預算局把**安全和國防列為優先事項。我擔心行政管理和預算局不會批準國防部需要的增加額，在行政管理和預算局甚至有建議說我們應該裁減軍隊人數。
雖然當時人們普遍感覺世界局勢總體來說風平浪靜，但是我仍然提醒總統應該注意情報界的報告：伊朗在尋求化學、生物和核**；朝鮮在積極尋求*遠程的彈道導彈和核**；中國軍力也在增強。國防可不應放在**事務之後。
總統耐心地聽我說完，但我很快就發現自己沒有說服總統。**批準給國防部的預算增加了180億美元，隻是我建議的數字的一半。我很失望，但其他人很憤怒。有些保守派稱**的國防開支是“不充分的、不計後果的”，催促我辭職以示抗議。
到了夏末，我還是沒有得到足夠的力量去執行總統的計劃。不僅僅是我們沒有得到所需的資金，而且他任命的很多文職人員還沒有得到美國參議院的確認。就在那年八月，白宮辦公廳主任安迪·卡德給我們傳來了*壞的消息：由於經濟的萎靡，國會預算局修正後的預測顯示赤字比預計的還要高。卡德說，國防部得到的資金很可能會比總統之前批準的*低。
不出所料，我的計劃在五角大樓內部遇到了阻力，惰性占據了上風。華盛頓又開始了*喜歡的夏日消遣：揣測內閣大改組。“國會山有傳言（無疑是誹謗拉姆斯菲爾德的人發起的，這方面有大量可用的資源）說他可能很快就會離去。”《華盛頓郵報》一位專欄作家這樣寫道。批評的聲音集中在我對美國軍隊轉型的計劃上。文章說一場由誰接替我的“競賽”已經展開。
我**清楚地知道，在五角大樓內刻意傳遞一種緊迫感和嚴肅性有多重要。那一刻，如果說有任何跡像表明我在背離總統的承諾以及我相信確實必要的改革，那也是注定要這樣做的。於是我提高了賭注。我向五角大樓和華盛頓中根深蒂固的勢力直接發表了講話。
“**的主題，”我開始說，“是關於會給美國安全帶來威脅、嚴重威脅的敵人。” 這個敵人是世界上*後幾個計劃經濟堡壘之一。
命令式的五年計劃在其中占統治地位。它試圖從一個首都向不同時區、大洲、大洋甚至向*遠處發號施令。通過殘酷無情的整齊劃一，扼殺了自由思想並且壓制了新思路。它破壞了美國的國防，將軍隊中軍人的生命置於險境。也許這個敵人聽上去很像前蘇聯，但是那個敵人已經不存在了：我們**的敵人*狡猾也 *加難以和解。你也許在想我描述的是世界上*後幾個衰弱的獨裁者之一。但是同樣，他們已經時日無多，在力量和規模上已經不是眼下這個敵人的對手。這個敵人離家*近，它就是五角大樓的官僚主義。不是某個人，而是這個流程。不是平民百姓，而是體制。
不是穿著**的軍人，而是我們過於頻繁地強加於他們的思想和行動的統一性。
我表示，在五角大樓，一個時代的稀缺資源因不斷攀升的威脅而耗盡，錢卻消失在重復的職責和臃腫的官僚機構中。這不是因為貪婪，而是因為僵化。扼殺創新的不是居心不良的壞蛋，而是機構的惰性。
對我講話的反應是禮貌的。我知道聽眾中有一些人贊同我，其他人卻不是。“拉姆斯菲爾德向官僚主義宣戰。”一些頭版新聞這樣報道。這說法很公正。
發表完這番演說之後，我很擔心，不過不是為了我能當多長時間的國防部長。我的計劃是隻要我有用，就會以總統的意志為目標，為其服務，沒用的時候 **也不多待。但我很擔心，在挑戰降臨到美國時國防部卻沒有做好應對準備。我**確信一件事，那就是挑戰一定會來，而且源頭很可能出乎我們的意料。
“*明確、*重要的轉型，就是要從兩極世界的冷戰轉型，去適應另一種戰爭。冷戰中，威脅看得見而且可預知，而新的戰爭中，威脅的來源可能有很多，其中多數難以預測，甚至有很多我們**都無法知道。
”我警告說。這**是2001年9月10日。
第二天早晨我抵達五角大樓，腦海中還回想著25 年前**任國防部長時的情景，那時我不得不去說服那些質疑者，國防預算確實需要*多投資。現在我發現自己又要去說服那些不情願的國會議員同意增加投資。在與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九名成員的早餐中，他們多數表示支持我的努力，但是懷疑我們是否能夠獲得足夠的投票。共和黨人害怕支持大幅增加國防預算會使他們在政治上變得脆弱。［i］ “在今後的某一個時刻，”我說，“世界某處發生的一件事將足以震驚美國人民，它將提醒美國人民及他們在華盛頓的代表，保有強大的國防對於我們是何等重要。”這不是我*初的原話，因為之前我曾經說過太多次，每次都大同小異。事實上，幾個月之前，我給自己口授了一張備忘錄，寫明了下次在國會作證時要提交的內容。“我可不希望再發生珍珠港那樣的事件，然後坐在專門問題小組面前進行事後檢討，去追究到底是誰之責，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有哪些事情沒有做以及為什麼，”我寫道，“我們誰也不願意被迫回到這裡再體會一次那種痛苦的經歷。” 我有時說，現在**令人驚訝的事情是我們在意外發生時仍然會喫驚。1962年，哈佛經濟學家托馬斯 ·謝林給一本有關珍珠港事件的書寫序，其中**地表達了人們的想法。“我們都在忙於思考一些‘明顯的’日軍行動，而忽略了日本實際做出的選擇，沒有采取防御措施，”他寫道，“我們計劃時有一種傾向，那就是把不熟悉與不大可能混為一談。”我被他的這段話深深打動，我上任的**個月就給**總統發了一份，當然也給很多國會議員發過。我的目的是想讓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能夠就意外的主題召開聽證會。
那年9月的早晨，當我與國會議員的早餐就要結束的時候，海軍中將埃德蒙·詹巴斯蒂亞尼遞給我一張字條：一架飛機撞上了紐約世界貿易中心雙子大廈中的一座。我當時覺得，這應該是一次不幸的意外。
我與國會議員們說了再見，他們返回了國會山，逃過了幾分鐘之後在五角大樓上演的震撼一幕。
回到我的辦公室，詹巴斯蒂亞尼打開了電視，看到雙子大廈的一座正在燃燒。我把電視設成了靜音，但會不時瞥上一眼。我收到丹尼·沃森的情報簡報，她是我忠實的情報官，她每天給我的簡報與每天早晨提供給總統的類似。沃森是一名出色的情報專家：事無巨細，願意向分析家同事提出問題。我們在審閱著世界各地的威脅報告，9月11日看上去就是普普通通的**。坐在椅子上，我們可以聽見飛機飛越大樓，飛向華盛頓**機場跑道時的聲音；飛機沿著波托馬克河的飛行路線距我辦公室的窗戶僅數百英尺。飛機經常在五角大樓東側附近起飛和降落。
我在聽取簡報，過了沒幾分鐘，電視上的場景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世界貿易中心另一個塔樓爆出了一個大火球，第二架飛機把塔樓的上層摧毀了。在兩次撞機之間的這17分鐘之內，世界的歷史改寫了。
我目瞪口獃地看著這一切。世界貿易中心的雙子大廈，美國經濟實力的像征，就這樣淹沒在煙塵和火焰之中。在被撞樓層之上有數百人陷於困境。火勢越來越猛，樓內充滿了令人窒息的煙霧。高層有些人寧願跳樓身亡，也不想坐等被烈火吞噬。多年來恐怖分子一直針對美國和西方**采取著厚顏無恥的行動，終於升級為這次災難，而且是通過電視屏幕向世界播出。但這還不是*後的一擊。
我還在五角大樓的辦公室，關注著紐約遭襲的新聞，就在這時我感到了建築的晃動。震顫持續了僅僅幾秒鐘，我知道隻有真正的龐然大物纔能使幾十萬噸的水泥顫動。我們工作用的小圓木桌，也是威廉·特庫姆塞·謝爾曼將軍用過的木桌在顫抖。謝爾曼是一位極富傳奇色彩的聯邦軍將領，曾一路向南攻，在內戰中力挽狂瀾。他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戰爭就是地獄。”現在，地獄降臨五角大樓。P23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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