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山大往事(增訂版)

近世以來，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侵入，中國傳統的文物制度受到西方文明的直面挑戰，西方侵略者挾其堅船利*滲入到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領域。在這一過程中，非正義的侵略者同時往往又是代表新的生產力和歷史前進方向的進步者，中國人一面以不折不撓的精神抵抗侵略者，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為了強國富民而向西方不斷學習，不斷進步。這是一個二律背反的矛盾，這是一個痛苦尤烈的過程。
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成為晚清以來中國人處理中西關繫的基本思維模式，任何一種新事物在中國的出現，幾乎都要經過一番敵對——觀望——審視 ——接受的過程。1902年即已成立的山西大學堂，* 初分設中學專齋和西學專齋，就是此種歷史現像的顯例，亦真可謂中西合璧，好事多磨。
中國近代*早的一批新式學校（時稱學堂）大多由西方教會勢力創辦。世紀之交的義和團運動給朝野上下以極大震動，京師淪陷，皇室出逃，清政府不得不實施“新政”，以求“振作”。繼戊戌期間命省城書院一律改設大學堂後，1901年9月清政府再次重申此令，新任山西巡撫岑春煊以“方今士習浮囂，危言日出，全賴昌明正學，救弊扶顛”為念，遵旨將原設省城的令德堂書院和晉陽書院撤銷，於1902年5月8日成立山西大學堂。首任督辦姚文棟，總教習高燮增， **谷如墉。
另一方面，當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又將兵鋒指向山西，長城嶺、娘子關先後失守之後，時任山西巡撫岑春煊急電上海道臺，希望時任上海廣學會總辦、“ 曾在晉省多年”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來晉負責解決晉省教案與商務問題。1901年5月，李提摩太由滬抵京，並向主持議和的全權大臣李鴻章遞交《上李傅相辦理山西教案章程》七條，其中第三條提出：共罰全省銀五十萬兩，每年交出銀五萬兩，以十年為止。但此罰款不歸西人，亦不歸教民，專為開導晉人知識，設立學堂，教導有用之學，使官紳庶子學習，不再受迷惑，選中、西有學問者各一人總管其事。
李鴻章對此表示贊同，並將開辦大學堂、延聘教習、安排課程、管理經費諸事交由李提摩太全權負責。同時，電告山西巡撫岑春煊遵照辦理。由於娘子關一帶局勢尚未平靜，李提摩太未能直接到並商談，便轉道返回上海。7月初，耶穌教各教會推出教士葉守真、敦崇禮、文阿德等8人為代表，前來太原商討辦理山西教案善後事宜。岑春煊以山西民窮財盡為由，對付銀50萬兩開辦大學堂事表示異議。後經李提摩太 “疊次催促，函電往返”，岑春煊遂於9月派洋務局候補知縣周之驤赴滬商談。
周之驤與李提摩太的面談並不順利。周之驤對開辦大學堂事宜提出四個條件：晉省所出50萬兩銀不稱罰款；西教師在校內不得宣傳耶穌教；學堂不得與教會發生關繫；西教師不得干預學校行政。李提摩太則堅持西人應主持校務，並以東南各省教會學校並無此等限制堅持己見，談判曾一度陷於僵局。11月，經一再磋商，周之驤將與李提摩太商定的合同草案八條電呈山西巡撫岑春煊。其主要內容是：山西籌銀50萬兩，分期交付李提摩太，開辦中西大學堂。十年以內，學堂課程及延聘教習、考選學生，均由李主持；十年期滿，學堂房屋及一切書籍儀器，概交晉省，並不估價；學堂延請總管及大教習中、西各一人；學堂即名中西大學堂；此中西大學堂與晉省大學堂並京師各省大學堂～樣看待，學生也一樣錄用。岑春煊認為，合同中有關訂課程、聘教習、選學生等項，“均由彼主政，未免侵我教育主權”一再電飭周之驤極力磋磨，李提摩太則“持之甚堅”。考慮到辛丑和議甫定，時局尚未大定，山西又是義和團運動期間“教案極巨” 之省份，若談判決裂，恐致將來為難，岑春煊與山西宮紳多次籌商，*後“委曲求全，固與議定”。
1902年4月底，李提摩太及敦崇禮夫婦、新常富等被聘用的中西大學堂中外教習一行數人，由上海到達太原，準備中西大學堂開學事宜。不料，山西巡撫岑春煊遵照朝廷諭旨，已將晉陽書院與令德堂書院合並成立山西大學堂。李提摩太等人對此感到十分意外，甚至抱怨山西當局“保守”“狡猾”。新常富在其回憶錄中寫道：“在太原已經有一個中國的高等學府（進行國學教育），*狡猾的是，現在他們競想采取 **個措施，試圖把我們的學校拉進他們的學府裡去，歸它管轄，目的當然是把我們所搞的一切給刺拉掉。這對於我們的建校任務可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
”李提摩太仍然堅持己見，建議兩校合並辦理：一部專教中學，由華人負責；一部專教西學，由他自己主持，並將其擬改合同底稿提交巡撫考慮。
P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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