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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翼謀先生在東南大學教授歷史課，日夜趕抄書；竺可楨先生在東南大學教地理課，終日翻山越嶺。
校中流傳故事日：竺先生跑斷腿，柳先生抄斷手。
20世紀20年代，吳梅執教東南大學，唐圭璋從吳梅學。春秋佳日，星期有暇，師生常同遊南京名勝古跡，每到一處，則作詞譜曲。學生也常到吳先生家習唱，玉笛悠揚，晚霞輝映，師生唱和，其樂融融。唐圭璋說：我們都學會了吹笛唱曲，對詞曲源流及其關繫也都有了*深切的體會與了解。
語言學家羅常培年輕時學過速記，一分鐘能記 140個字。在國會兩院速記議員們的講話，議員們操各省方言和藍青官話，這就迫使羅認真學習方言。
廖季平以善變名，一生治今文經學，六變其說。
廖說：“為學須善變。十年一大變，三年一小變，每變愈上。若三年不變已而庸纔，十年不變*為棄纔矣。若苦心經營，力求上進，固不能不變也。” 梁啟超在東南大學，其門人羅時實等問：“國粹將亡，奈何？”梁反詰：“何以國粹將亡？”對日： “先生不見**讀經之人之少乎？”梁勃然拍案說： “從古就是這麼少。” 鄧之誠上課，不帶講稿，隻帶筆記本，但他在上課前不見客、不理事，一人靜坐半小時到一小時，凝神靜氣。既上課，口若懸河，一瀉不止，遇到引用史書的，隨講隨寫，拿粉筆於黑板上用端正楷書一大段一大段寫出，既快又準確，很少出錯。如果有學生課後去他家問問題，那就*受鄧歡迎，蓋可以因材施教也。
20世紀30年代，唐蘭在北京大學講授古文字學，為古文字研究設了六條戒律：戒硬充內行；戒廢棄根本；戒任意猜測；戒苟且浮躁；戒偏守固執；戒駁雜糾纏。
北師大國文繫高步瀛先生編選的《唐宋詩舉要》《唐宋文舉要》等書，資料豐富，考訂詳贍，引用材料，著重**手；對舊注訛誤，時有訂正。據說他講課，也很重事實、重證據，考證詳實**，為同儕所敬服。學生對他所注釋的詩文，極為珍視，得其一篇，出校教學，可免翻檢參考之勞。
陳垣講課，不是死板地念講義，而是根據所講課程的內容，隨時加入具體的事例，無論是史學常識、寫文章的方法、研究中應該注意的問題，甚至文章用字、行書方法、寫字規格等，都好像隨感式地提出來。至於所記述的近代名人軼事和他們有關學術的言論，尤能引人人勝。李湘說：聽他的課“必須時時專心諦聽，稍縱即逝，……絲毫不能怠忽”。
據說，西南聯大*受歡迎的全校性的必修課程有兩門，一門是馮友蘭教授開設的倫理學，一門是中文繫開設的“大一國文”。“大一國文”包括“範文閱讀”與“作文”兩部分，計6個學分。先後教過“範文閱讀”的有朱自清、楊振聲、瀋從文、王力、陳夢家、聞一多、羅常培、浦江清、羅庸等教授，均為第 **的學者。
1942年，當時的***授予湯用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一書以*高學術獎，湯很不高興，對同事說：“多少年來都是我給學生打分數，我的書要誰來評獎。” 顧頡剛對後學，經常是“你這篇文章好，我給你發表”。陳垣先生教學生是：“你不要胡亂寫啊，小時候亂作，老了要後悔的。不能亂寫文章啊！” 抗戰時期，熊十力先生住在重慶北碚，陸軍少將徐復觀前去拜謁，請教讀什麼書，熊教他讀王船山的《讀通鋻論》，徐答以早讀過了，熊說他並沒有讀懂，應當再讀。徐讀完後又去。問有什麼心得？徐說了許多不同意之處。熊竟然怒罵：“你這個東西，怎麼會讀得進書！……這樣讀書，就是讀了百部干部，你會受到書的什麼益處，讀書要先看出它的好處，再批評它的壞處……譬如《讀通鋻論》，某一段多麼有意義，又如某一段，理解如何深刻；你記得嗎？你懂嗎？你這樣讀書，真太沒出息！”徐被他罵得目瞪口獃，卻驚奇他原來書讀到這樣熟！原來讀書要讀出每一部的意義！徐認為這一罵對於自己是起死回生的一罵，啟發他決心敲叩學問之門的勇氣。
數學家華羅庚在西南聯大講課時，不止一次說過：“高水平的教師總能把復雜的東西講簡單，把難的東西講容易。反之，如果把簡單的東西講復雜了，把容易的東西講難了，那就是低水平的表現。” 劉文典精研《莊子》，自視甚高，嘗言“普天下真正懂莊子的隻有兩個半人，一個是莊子本人，一個是劉文典，半個天下人共分之”。20世紀20～30年代劉文典在清華做教授，一次他從《太平御覽》找到一處可以校訂《莊子》的資料，喜極而自得，特意在清華宅邸設宴請諸好友。
唐振常稱黃藥眠先生是“近乎爐火純青的溫柔敦厚的君子”。1945年，唐振常在報紙寫文諷刺一位唐以為並無學術的人應邀去美國講學。數日後黃藥眠與唐振常相遇於一個晚會，黃對唐說：這種文章不應該寫，近乎人身攻擊。如以為材料可用，以後留作寫小說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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