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唐浩明評點曾國藩奏折

輕授**之權咸豐十一年十月中旬，以慈禧、恭親王為首的新的中央領導班子作出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即由曾氏節制兩江三省及浙江省軍務，四省巡撫、提督、總兵以下各級文武官員均歸曾氏調遣。曾氏身為兩江總督，兩江所轄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文武理歸節制。浙江省與福建省合在一起，上面還有閩浙總督，其衙門設在福州市。按常例，浙江省的軍務由閩浙總督節制。朝廷將浙江從閩浙體繫中分出來，交由曾氏節制，這是一個特例。東南戰場，主要就是這四個省份。現在都交給曾氏，也就意味著朝廷已將整個東南戰場交給曾氏了。東南這四省既是當前的主戰場，又是朝廷財賦的主要供應地，其每年所提供給中央的銀錢幾為全國之半。故當時的野史常有曾氏為半壁河山之主的說法。無論對於中央政府來說，還是對於東南戰事來說，這都是一個意義非同尋常的舉措。之所以有此舉措出臺，顯然是因為中央政府換了老板的緣故。目前中央政府的格局是慈安、慈禧、恭親王三駕馬車。慈禧雖然精明強干，熱中權力，但在兩宮中她的地位偏低，且她對外部情勢尚不十分了解，故而她一人專權的時候還沒成熟。慈安一向性格柔懦，對政治與權力興趣不十分濃烈。因而，在對國事的處置上，這三駕馬車中掌管方向盤的此刻還是恭親王。據史載，恭親王無論在器局見識上，還是在辦事能力上都比咸豐要高一籌。他顯然不像咸豐那樣對曾氏及其湘軍集團又用又疑，而是較為大方地予以使用，讓曾氏感覺到朝廷對他的全盤相信。無疑，新班子的這個決定是對的。因為，當時浙江省的軍情已**與江蘇南部的軍情連成一氣，把浙江軍務交由曾氏節制，將*有利於江南戰場的統一籌劃統一指揮，從而推進江南戰局的發展，早日結束江南戰事。這個結果的*大得利者自然是朝廷，是皇家。出於對曾氏的成見，多年來，咸豐對曾氏不是那麼**相信的，咸豐的這種態度無疑給曾氏及其湘軍集團帶來過濃重的心理陰影。新班子-上臺，便作出這樣一個少見的特別決定，很可能也與消除曾氏對中央的隔閡，換取他對新主全心全意的效忠有關繫。然而，老於世故的曾氏自有他的考慮。出於他的考慮，他請求朝廷收回節制四省的成命，將浙江軍務交給左宗棠去督辦。他的考慮，在折子上明寫的是三點：一是他的能力欠缺：“自顧非材，實難勝任。”二是沒有這個必要：“大局所繫，必應統籌，臣本未敢稍涉推諉，不必有節制浙省之名而後盡心於浙事也。”三是左宗棠可以擔負這個重任：“左宗棠前在湖南撫臣駱秉章幕中贊助軍謀，兼顧數省，其纔實可獨當一面。” 除開這三點原因外，筆者以為至少還有兩點，是他心裡所想到的，而不宜在奏折上寫明。一、作為史官出身，曾氏對前代史冊中那些因過大的權力而招致不測之禍的記載，深懷恐懼之心。曾氏的這種心思在許多時候都流露出來。他說過：“古來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載一郭汾陽外，恆有多少風波，多少災難，談何容易!”他又說過：“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少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他還說過：“自古高位重權，蓋無日不在憂患之中，其成敗禍福，則天也。”復出之後的曾氏，其為人處世有一個很大的轉變，那便是胡林翼所指出的“謹慎之過”——謹慎過了頭。既深知權大的負面影響，又過於謹慎，這就勢必導致曾氏在超出常規的權力面前的臨履之感。他的不兼統浙江的想法，就不**是出於矯情。二、眼下浙江軍務的督辦者左宗棠，是曾氏所熟知的一個人物。左的為人，也正如胡林翼所說的“纔高而偏激之過”。左是大材，但自視甚高，性情偏激。這種人隻能在人之上而不能處人之下。左曾經表示願意在曾氏帳下自領一軍，曾氏認為沒有這個必要。其內心深處便是擔心左不好領導。果然，左後來奉旨組建楚軍，其營制就**與曾氏所制定的營制不同。可見，左是不願意居曾氏之下的。現在，朝廷要曾氏來節制左，難保今後不發生不愉快的事，故而不如早推辭為好。這道奏折中，曾氏為懇請收回成命時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在朝廷不必輕假**之權。”筆者相信，這句話對當時的當國者會有很大的震動性。**之權，不宜輕易授予。這句話的背後應該潛伏著這樣的臺詞：否則，將有可能導致**之變。這的確是真心實意且目光高遠地為朝廷著想的話。怪不得新班子在接到這道奏折後，回復了一段帶有感**彩的朱批：“曾國藩奉節制江浙等四省軍務瀝陳懇辭**，謙卑遜順，具見悃忱真摯，有古大臣之風，深堪嘉尚。惟左宗棠業已降旨，令其督辦浙江軍務，並準其自行奏事。江浙軍情本屬相關一氣，凡該大臣思慮所到，諒無不協力同心，相資為理。節制一事，該大臣其毋再固辭。” 但曾氏在接到這道上諭後，還是呈遞了一份《再辭節制四省軍務折》。這道奏折的重點便在闡述上次所說的“在朝廷不必輕假**之權”：“至於節制四省之名，仍懇聖恩收回成命。臣非因浙事既已決裂預存諉過之意，倘左宗棠辦理毫無囂成效，臣當分任其咎。所以不願制四省、再三瀆陳者，實因大亂未平，用兵至十餘省之多，諸道出師，將帥聯翩，臣一人權位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機括甚微，關繫甚大。” 曾氏可能覺得上次奏折中隻是提到一句，而沒有將此層意思說清楚，讓朝廷明白這是他懇辭的一個*重要理由，故不惜再次瀆請。作為一個熟諳前史善於思索的政治家，曾氏對“權力”二字的分量及配置是研究頗深的。他在大權在握尤其是在湘軍大功告成之後，對這些問題思考得*多*深透。歷史證明，這場戰爭所帶給晚清政局*大的後遺癥便是曾氏所擔心的“外重內輕”，*後愛新覺羅政權便喪失在這個“外重內輕”中。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往後的有關評點中再來細說。顯然，曾氏的這段闡說引起了當政者的高度重視，也贏得了他們對曾氏的政治信任。曾氏很快收到回答：“茲據該大臣奏稱：接奉恩諭，再陳下情，現在諸道出師，將帥聯翩，權位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懇恩仍收回成命等語。具見謙卑遜順，慮遠思深，得古大臣之體。在曾國藩遠避權勢，自應如此存心，方不至起驕矜之漸。而**優待重臣，假以事權，從前本有實例。曾國藩曉暢戎機，公忠體國，中外咸知。當此江浙軍務喫緊生民塗炭，我兩宮皇太後孜孜求治，南望增憂，若非曾國藩之悃忱真摯，亦豈能輕假事權?所有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巡撫提督以下，仍悉歸曾國藩節制。該大臣務當以軍情為重，力圖攻剿，以拯生民於水火之中，毋許再行固辭。**用人行政，自有權衡，各路統帥諒不敢妄行矜詡，希假事權，以瑣瀆陳奏，上煩朝廷裁抑也。將此宣示中外知之。” 這段上諭，頗有點君臣推心置腹的模樣。*後幾句話*是警告他人不得援為成例，效法學樣，意謂這是朝廷對曾氏一人的格外倚重。曾氏與中央政府，此刻似乎已到了肝膽相照、水乳交融的境地。當然，這隻能是短暫的。P.17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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