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今我來思(王得後雜文自選集)(精)

雅量也許是專業養成的癖性，我喜歡讀回憶錄。可讀來讀去，對回憶錄卻很不信任起來，回憶別人，當然是名人，借光自照得刺眼。周憶自己，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前的對話比整理的錄音還清楚，並且用引號標示，以見真實，實在令人生疑。有時回憶同一個人的同一件事，幾個當事人卻各有不同的記憶，也令人詫異。久而久之，逐漸省悟到：或情隨時遷，或記性有限，或借題發揮，都可以使回憶錄帶上主觀色彩。有時辦一件事，參與全過程的人未必盡同，其間的枝枝節節，交涉磋商，往往人各有異，回憶起來，以為這就是全體，於是打起官司來了。至於趨炎附勢，故意造假的回憶，名之日“錄”，隻好聊作中國文體之一格而已。
這回讀到《梁漱溟問答錄》，單單往昔的對話不作一字直接引語，隻間接轉述，就十分喜人；而凡有所引，都是有案可稽的文字，可信的程度在我心中一下子就提高了。加上其人其事在歷**的轟動效應，幾十年後的**餘響不*，我破例開了個夜車，一口氣將它讀完纔歇。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值得研究的，似乎是那個“雅量”問題。在《問答錄》之前，我們聽到和看到一種說法，是“在梁漱溟看來，點頭承認他是正確的，這就叫有‘雅量’，不承認他是正確的，那就叫沒有‘雅量’”。梁先生也是人，即使是聖人，也不等於真理的化身，他的話怎麼會句句是真理，一定要人點頭稱是呢？這樣強加於人，是霸氣，與“雅量”毫不相干。如今梁先生在《問答錄》中說話了，他說的“雅量”是“等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都說清楚之後”，人能點頭，承認他“原來沒有惡意”。有無 “惡意”，屬誅心之論，新名詞叫審查動機；是否“ 正確”，屬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有科學的標準。這兩者是不同層次不同角度的問題，混淆不得。如果就事論事，對於這“雅量”的兩種說法，孰真孰假，這時候就需要證人了。古人教訓說，“偏信則暗，兼聽則明”。其實，兼聽固然比偏信好，倘不調查研究，倘無人證物證，單是兼聽，有時也還不能使人明白。我真希望當日恭逢盛會而今仍然健在的前輩，有相應的回憶錄——誠實的證詞問世，免得子孫後代“可憐無補費精神”地去考證，去猜測，去推論。不過，也可以拋開具體的是非曲直，從“雅量”來認識一種時代氛圍。批判梁先生用筆杆子殺人，緣出於他在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常委會擴大會議上的一次發言。就常識而言，既日政治協商，至少要承認兩個前提：一、協商的是**的政治問題；二、事實上存在各種利益群體，對政治存在各種歧見，為了求得共同認識，共同綱領，這纔需要協商。倘若各方隻有一個思想，一樣見解，一種聲音，已經一致，就無須協商了。既然如此，必得仁者說仁，智者言智，彼此說心裡話，說真話，肝膽相照，纔有實際意義，纔能產生力量。而歷史的發展又已經證明，一時協商一致的認識，作出的協議，並不一定正確。由後來反觀當日的協商，被否定，被看作錯誤的意見，也許倒是正確的哩。真理需要實踐檢驗，也可以檢驗。真理產生於實踐之後，而不在它之前。協商的過程隻可能孕育著真理，隻是在尋求真理，而不能判定真理。倘在協商的過程之中就以正確與否追究發言者的責任，甚至重到可怕的罪責，所用的尺子不過是先驗的觀念，強者的邏輯罷了，而與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利益未必符合。哲人有言，“嚇成的戰線，作不得戰”。這種追究恰與協商的本義相悖，有百害而無一利了。
梁先生已經作古，中國也大有進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種會議上的發言和表決，不受法律追究”已經莊嚴地載入我們的憲法。人民的代表尚且如此，人民本人還不如選派出去的代表麼？不過，梁先生如此要求“雅量”，似乎也是一種積習。在人民看來，彼此都是**的主人，何“雅量 ”之有哉？世上決無自己向自己要求什麼的怪事。倘有，當是人格已經分裂，或者有點像阿Q打自己的嘴巴：“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別一個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別個一般”的老中國人的心理了。
可惜梁先生作古了，不能向他請教，也不能請求他恕我唐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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