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重建家園(我的退思錄)

我自己在整個抗震過程中一直處於焦慮不安之中，我感到了自己的無力，甚至因此有愧疚之感。在這許許多多的人都投入救災行動中時，我特別感到了思想的無力；但我又不能放棄思想，這可能是我**能夠做的，而且是應該做的。而因為思考，又帶來了新的焦慮。昨天，我在報上看到了一篇《北京志願者說》，說他“好害怕一件事情發生”：當“災難過去 ”，“大家都回復正常作息”，會不會就忘記了這些受難的孩子呢？“我害怕他們已經被拋棄過一次了，他們不能承受再被忽略拋棄一次的二度傷害！”(2008年5月21日《北京青年報》) 我也有這樣的恐懼，即災難過去“以後”的恐懼。災難畢竟是一個非常態的狀況，人們*終還要回到常態之中；我的憂慮正在於，回到原來固有的生活裡，我們會不會故態復萌，又恢復了那個自私的、頹廢的自我，那種冷漠的、互不信任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繫，那樣一種僵硬的、官僚化的、非人性、反人道的權力運作？……我相信這*不是杞人憂天，因為我們體制的弊端依然存在，我們國民性的弱點依然存在。
這裡，我想特別談談國民性的問題。是的，這一次抗災，讓我們看到了中國國民性極其可貴的一面。這個民族有著一種難得的生命的堅韌力量。平時，看起來惰性很強，但凡有一條退路，就*不思變革和前進，寧願妥協，遷就，得過且過；但一旦到了危難時刻，就能突然爆發出一種自救的力量，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或者叫“*路逢生”。這就是我們這個世界上*古老的民族，經歷了一次次民族危亡，而又始終不亡不倒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個基本原因。這一次抗災就是這樣的民族精神的大爆發，是一次民族自救。但起之也速，退之也快，這一次抗災，並不能自然地將我們的民族惰性消除，而這樣的惰性發作起來，又會將我們**，以及我們自己置於一個不死不活的狀態。我常說，中國人可以共患難，卻難以同富貴；別看現在全民同心同德，日子太平了，又會是窩裡鬥。然後再等待下一次危難中的爆發，再來團結自救。正是這樣的循環，使我們這個民族，既不會垮，總在前進，但又極其緩慢，令人心焦，我們也就永遠在“*望與希望”的交織之中煎熬。
現在，我要提出的問題是，我們有沒有可能打破這樣的循環，能不能把這次災難的“**態”中爆發出來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變成一種穩固的社會與精神的“常態”？我以為，這就需要做兩方面的工作。首先是要作理念的提升，即把在抗災中從人的生命本能中爆發出來的人性美、人情美，提升為一種新的價值觀，新的倫理觀，同時對我們原有的價值觀、倫理觀進行反思。但僅有理念還不行，必須要有制度的保證。也就是說，我們還需要將抗災中所展現的政府和人民的新關繫，提升為一種新的治國理念，並進行一繫列的制度建設。同時也必須正視這次救災所暴露的制度缺陷，為我們正在進行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四大改革提供新的推動力。這就是這十多天來，我一直在緊張地思考，並且想在**和年輕的朋友們一起討論的問題—— 這首先是我們這些幸存者的責任。大家不要忘了，我們這裡所說的抗災中所爆發出的所有美好的東西，都是以數萬人的死亡和數十萬人的受傷為代價的，這是浸透了死難者的鮮血的。如果我們不珍惜，不把它轉化為精神資源，將其遺忘，甚至當作自我炫耀的資本，那就是犯罪。
我還想強調的是，這樣的討論，也是我們“當今之中國”所急需的。
記得我今年4月27日在北大110周年民間紀念會上，就討論過這樣的“當今之中國*需要什麼”的問題。我提出了一個分析：當今中國，已經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進入小康社會，這是一個來之不易的巨大的成績；但也就同時面臨著這樣一個擺脫了貧困、開始富裕了的中國，將向何處發展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當今之中國，正走在十字路口。我認為，在這樣的轉折關頭，需要提出“四大重建”、即“制度重建”、“文化重建”、“價值重建”(它是文化重建的核心)、“生活重建”。當時，我提出這個問題，許多同學都覺得過於宏觀，並不能產生共鳴。但是，現在，經過這次地震的洗禮，我們再回過頭來討論這四大重建，就有了血肉的內容：在我看來，我們要將災難轉化為育人、治國的精神資源，其核心就是一個“價值重建”與“制度重建”的問題。
下面，我就按照這樣的思路，來展開我的討論。這是名副其實的拋磚引玉：我十分真誠和迫切地希望和年輕的朋友一起來思考和討論；我以為，這是*初的激動過去以後，我們*應該做的工作。而且我所提出的一己之見，是不成熟的，有些問題我自己也沒有**想清楚，沒有把握，需要討論，歡迎質疑，我所期待的是一個集體的智慧，共同來思考和解決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我想從三個方面來討論。
這次抗災．*為響亮，*激動人心，也*具有凝聚力的口號，大概就是“人的生命重於一切”。這裡，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生命至上”的理念，強調的是人的生命價值的至高性與普世性。
所謂“至高性”，就是認定人的生命的價值具有**性，它高於一切價值，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一切與之相違背的價值，都應該受到質疑。而我們這裡，長期以來，卻奉行著“為了某個崇高的目的，可以無條件地犧牲人的生命”的理念，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觀念。當然。人可以為了自己的信仰而獻出自己的生命，這次抗災中就有這樣的犧牲，獻身者應該為我們所崇敬。但是，這必須是發自內心的自主選擇，其內在動因正是自我精神發展和完善的需要。這和外力的強制侵害與剝奪是不能混為一談的。而且即使是這樣，也應該盡量地減少，不能輕言，*不能鼓勵犧牲。我們必須將傷害人特別是無辜的平民的生命的外加的戰爭，和對人實行肉體摧殘與精神迫害的獨裁專制，同時置於審判臺上，就是這個道理，這是一個不能讓步的底線。所謂“為了崇高的目的”的“犧牲論”我們之所以不能接受，還因為這樣的“犧牲論”的背後，常常隱藏著巨大的欺騙，因為所謂“崇高的目的”的解釋者、宣揚者是那些自命“真理的掌握者，壟斷者”的政客，或某個利益集團的代表；所謂“為崇高目的”而“犧牲”，其實是為這些政客、代表賣命。這樣的教訓實在是太多了。年輕人對那些動不動就鼓動你們去犧牲的蠱惑，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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