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人文精神的桃花源(精)/錢文忠集

王元化先生，號清園，祖籍湖北江陵。1920年11 月30日生於湖北武昌一個信仰基督教的知識分子家庭。父王芳荃先生，字維周(1880-一1975)，少時家貧，由教會資助人上海聖約翰大學，為該校首屆畢業生。1906年，維周先生與桂月華結婚，並於是年東渡日本，在東京志誠學校教授英語。1911年，進清華留美學堂教授英語。兩年後，赴美留學，獲芝加哥大學教育學碩士學位。1915年，仍回清華任教，並任注冊部主任。學生中有梁思成、聞一多、陳植等。維周先生畢生在教育界工作，先後任東北大學、北方交通大學教授。武昌起義，先生曾以教授之尊自願到戰地救治傷兵，獲代總統黎元洪的嘉獎。大革命期間也參加了反軍閥的進步活動。
清園先生受母親及母繫親屬影響較深。先生母繫親屬幾乎都是當時的新知識分子。外祖父桂美鵬先生，字摶九，是沙市聖公會首任中國會長，負責長江一帶的傳教工作。1885年，創建沙市**所分班授課的新式學校，即美鵬學堂(現改為新沙路小學)。摶九先生舊學湛深，同時又對西方存在著朦矓的向往，希望中國走西方富強之路。老先生雖然在先生出生前即已逝世，但是先生聽母親講述得*多的就是外祖父，因此留下了深刻的印像。外祖母江太夫人性情慈祥，在先生幼年時，經常帶先生聽戲，先生對京劇的愛好即植根於此。母親桂月華(1887—1986)，年輕時曾從一位北歐傳教士學醫，後入上海聖瑪麗女校。通英語，對文學有濃厚興趣，記憶力極好，能背誦古代詩詞及清代閨閣詩人所作彈詞，經常吟唱彈詞哄先生入睡。
國學也有根柢，常助維周先生潤色中文函牘。舅舅桂質庭、四姨桂質良，先後均以**名考取清華留美學堂，赴美攻讀。這樣的情況恐怕是***的了。桂質庭獲耶魯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生前是武漢大學教授。桂質良獲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後嫁聞一多堂哥一傳，在聖約翰大學教授醫學，同時自行開業。與清園先生*親近的三姨母桂德華也曾留學英國及歐洲其他地方，酷愛文學，後任聖約翰大學教授，講授外國文學。
先生未滿周歲即隨母親由武昌至北京和父親團聚，全家定居清華園南院，與王國維、趙元任、陳寅恪為鄰。清華**的四大建築均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落成，先生在清華園中度過了十分快樂的童年，與趙元任先生女公子如蘭、熊秉明等相友善。羅家倫接管清華大學後，維周先生與羅牾，憤而辭職，轉赴東北大學任教。雖然全家在此時已經搬出清華園，先生卻仍然寄居在清華西院六姨母家，就讀於清華附小成志小學。1929年後離開清華，回城中父母家，入孔德小學、育英小學。五年級時患病在家休養，維周先生為購石印本七十回《金批水滸傳》，繫先生**閱讀中國古典小說。1940年，先生撰寫《金批<水滸傳>辯正》，當道源於此。1932年，先生讀初一，**接觸魯迅作品《孔乙己》、《故鄉》。同年，全家為避日寇難逃至湖北武昌華中大學舅父桂質庭先生家，遇見韋卓民先生，從韋先生讀《大學》、《中庸》。幾十年後，先生*與韋先生頻繁通信，討論黑格爾學說，1981 年，先生撰《記韋卓民》，記此事甚詳。回北平後，先生在上學途中經常見到日寇在東交民巷練兵場附近耀武揚威，後竟荷*實彈到領館區域外打靶，甚至開坦克上街。先生目睹祖國蒙難，心中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種子。1935年，先生時僅十五，就參加了“一二· 九”學生運動，並於次年加入共產黨的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讀育英中學高一時，受同學推舉主編校刊，在其上發表文章，談意大利侵犯埃塞俄比亞、日貨走私，因此和復興社學生以及他們所勾結的校方展開鬥爭。“七七”事變發生後，全家逃離北平。先生眼病未愈，由家人扶掖上車，明明知道日寇要抓知識分子，許多人因此不敢帶鋼筆、書籍，甚至眼鏡等標明身份的物件，先生卻仍然冒著很大風險，偷偷將自己畫的魯迅像和兩冊《海上述林》攜帶上路。
輾轉到達上海後，先生參加了平津流亡同學會，承擔了聯繫文藝界的工作。不久，考入大夏大學經濟專業。至此，先生已經違背了父母的願望。維周先生一直逐月為清園先生存錢，作為他將來留學學習理工科的費用。先生卻走上了一條荊棘密布的危險道路。
不過，在上海期間，家裡依然延請了周班侯先生教授先生英語，授以丁尼生、柯勒律治詩文；延請任銘善先生授國學，授《說文解字》、《莊子》、《世說新語》。任先生對先生影響甚大，先生寫文章之注重文氣就是受到任先生指點的緣故。同時，先生也開始了文藝創作，發表小說及文藝理論論文。同年，先生認識了一生榮辱與共、時在暨南大學攻讀英國文學的師母張可。師母出自蘇州名門，祖父張一鵬先生、伯祖父張一□先生都曾任北洋政府要職。
1938年初，先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隸屬江蘇省委的文委領導下工作。當時沙文漢為省委宣傳部長，孫冶方為文委書記，顧準為文委副書記。先生後來曾多次深情地說過，自己是在文委的哺育培養下成長起來的。的確，孫冶方、顧準與先生精神上的淵源是顯而易見的。同年，先生發表了《論抗戰文藝的新啟蒙意義》。這篇文章似乎尚未受到研究先生學術思想的學者的注意。文章認為新啟蒙“並非五四啟蒙運動的簡單再現”，它的中心內容為“一、民主的愛國主義，二、反獨裁的自由主義”，並且指出新啟蒙運動之所以提出“理性這口號”，“實是它必須抑制無謂的感情衝動，反對任何籠統的幻想，纔能達到認識現實的道路”。據先生五十年後撰寫的《論傳統與反傳統——為“五四”精神一辯》，新啟蒙是一些進步理論工作者在抗戰爆發前夕，**存亡關頭提出來的， “可是後來得到通知不要再用‘新啟蒙’口號，這次出現不久的啟蒙運動也就夭折了”。但是，這三個字在半個世紀後的1988年再次成為先生主編的，影響極大謗亦隨之的雜志的名稱，**不是一種巧合，是符合先生思想發展的脈絡的。1939年，先生隨團赴皖南慰問新四軍。回上海後，調至文學黨小組，在孤島期間開展的文藝通訊運動中負責組織工作。同年3月，編輯出版了《抗戰文藝論集》。10月，發表長文《魯迅與尼采》，戴平萬指出了此文的不足，但是仍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作者“還是一位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他以這樣的年齡，而能有這麼嚴正的精神來治學，真是可敬”。稱作者對魯迅思想的分析“**正確”。
1940年，先生發表了長文《現實主義論》和《金批< 水滸傳>辯正》。後者經修訂收入《清園論學集》，是先生自己比較滿意的一篇文字。文章解釋了金聖嘆憎惡水泊梁山，卻又大捧特捧《水滸傳》這一矛盾，指出金的真意乃是“如此書，吾即欲禁汝不見，亦豈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舊所批釋，脫然授之於手也”。金聖嘆所采取的辦法有兩個：一，“把這本有生命有內容的書籍，縮小在文法的範圍裡”；二，“誣蔑宋江來替朝廷辯護”。文章固然帶有相當濃厚的特定環境下的時代政治色彩，但是，思考角度的新穎獨特、推演論證的嚴密細致、文筆風格的老練犀利，都是讓人心折的，而當時先生還是一位未滿二十足歲的青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明確表達了先生畢生堅持的兩個重要意見，一是強烈反對“造謠中傷，曲筆構陷”，金聖嘆這麼做，自然引起先生 “很大的反感”；二是反對“流氓習氣”，因而在承認李逵“誠然可愛”的同時，批評他“亂掄板斧，不分官民排頭砍去”的蠻干行為，以為“這種粗魯角色是很容易上當和被利用的”。先生一貫反對“流民文化”，可謂淵源有自。也就是在這一年，先生的文藝思想開始了比較重大的變化，在讀了《海上述林》介紹恩格斯關於現實主義的理論後，認識到了藏原惟人從蘇聯拉普派傳來的所謂社會價值與藝術價值二元論的偏頗。這種說法來源於對普列漢諾夫藝術作品中含有“社會等價物”的觀點的闡釋和發揮，先生在四十年後的1980年撰文表示了自己的懷疑，即這種理論“ 可能是從馬克思《資本論》關於商品價值與使用價值二重性這種觀點套用出來的”。先生之反對所謂真實性強傾向性差的說法，應該溯源於此。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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