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軍事_撒旦篇章(二戰德軍竊聽實錄)

永遠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1945年3月22日，**7傘兵團團長馬丁·菲特爾與第27戰鬥航空聯隊的飛行員安東·沃爾芬進行了一場關於納粹主義的對話。兩個人同於幾天前被俘，一個是在柯森滕，一個是在萊茵貝格。對於他們來說，戰爭無論從時間上還是從實力上來說都已經結束了：菲特爾：“不管人們對納粹主義怎麼想，阿道夫·希特勒都是元首，迄今為止，他給予了德國人民很多、太多東西。至少人們又能為自己的民族感到驕傲了。這一點人們不該忘記。” 沃爾芬：“不該。人們也無法抹殺這一切。” 菲特爾：“但我也相信，他會是德意志帝國的掘墓人。” 沃爾芬：“掘墓人，對。” 菲特爾：“就是他。毫無疑問。” 這是一段**值得玩味的對話：元首——在很多份竊聽記錄中阿道夫· 希特勒都是被這樣稱呼的——在這兩位對話者的眼中“給予了德國人民…太多東西”，這是一件不應該“忘記”和“抹殺”的歷史事實。但這一論斷又與兩人隨後一致認同的觀點形成了奇怪的矛盾，因為他們相信希特勒也是“ 德意志帝國的掘墓人”。這兩種顯然自相矛盾的看法能夠相互並存嗎？還是這兩名士兵不過在瘋言瘋語？他們顯然是正常的。這段簡短的對話隻是表明了我們到底應該如何理解“對元首的信任”這一概念：這段對話發生在1945 年3月，此時德國的失敗已成定局。自1943年起，希特勒的軍事能力就頻頻遭到質疑。不過，雖然獲勝的信念越來越低，但令人驚訝的是，人們一直保持著對元首的信任和崇拜。正如上文的例子所表明的，即使是“第三帝國” 可能面臨的覆滅結局也不能使之動搖。這種現像看起來很難理解，但如果我們從以下幾點因素出發進行分析，問題就不言自明了：首先是希特勒在對外和對內政策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由於這些成功，希特勒被塑造為一個天賜的救世者的形像。他廢除了凡爾賽條約加諸在德國身上的桎梏，從而令（非猶太裔的）德國人重新樹立起對祖國和民族的“自豪感”。
1936年3月7日，在“掌權”三年以後，希特勒在國會發表講話，聲稱他的政府要讓德國在短時間內重拾“尊嚴”，“重新樹立起一種信念，並克服 *大的經濟困境，*終造就全新的文化的飛躍。”在3月29日的選舉中，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獲得了98.9%的選票。雖然這*非一場民主的選舉，但正如伊安·凱爾紹所說，它能夠明顯地表現出，當時大部分德國人都支持他們的元首。據至今仍健在的那個時代的見證人們回憶，“第三帝國”時期裡所謂的和平年代是一段“幸福”並且“美好”的時光，而人們也確實能夠切實感受到很多壯觀的偉業，他們將其歸功於他們的元首：“在執掌權柄四年後，”凱爾紹寫道，“大多數觀望者都認為希特勒政權無論在**還是在國外的表現都**穩定、強勢並且成功。希特勒個人的地位不容侵犯。*初通過宣傳塑造起來的偉大公民及天纔**的形像在大部分民眾的心目中已經與他們的情感和願景水乳交融。**的復興和德國在外交政策上取得的勝利無不歸功於希特勒的“天賦”，這使得他成為歐洲*受歡迎的**元首。… …*主要的是，即使是其批評者們也不得不承認，希特勒重塑了德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德國擺脫了一戰的恥辱，重新振興，再次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事實證明，用強硬的政策進行自衛是一種成功的策略。” 菲特爾在對話中恰好表現出這一點：第三帝國衰亡的命運雖然令人惋惜，但在他的眼中，這並不能影響阿道夫·希特勒身為德國人自我認知的核心形像，而這恰恰是由於他與納粹主義和其他的精英**有所不同。菲特爾在這裡提到的是捍衛“第三帝國”的大眾的情感——即那些非猶太裔德國人對納粹政策的看法和他們對其所投入的感受。而對元首傾注的信任直到戰爭中都依然令人覺得無悔。
菲特爾和沃爾芬並不是**將元首的功績與戰爭的失利和德國的崩潰分開看的人。黨衛軍旅長庫爾特·邁耶爾的看法也和他們如出一轍：邁耶爾：“我個人認為，由於各種原因，元首差不多從1941到1942年鼕天開始就不是特別清醒。他的情緒太歇斯底裡。但我還是得說，元首在德國崩潰以後曾創造了不可思議的奇跡。即便是現在整個帝國再次面臨崩潰，他也仍然在極大程度上喚醒了德國。是他使德國人再次成為自信的民族。” 至少到1942年，即俄國之戰的**個鼕天以後，這種情感的投入看起來仍有意義：政府名義上和實際上所獲得的成功令人感受到的民族自豪正是大眾情感與精力投入所帶來的巨大收益——正如作家W·G·塞巴爾特對大眾的描述，“1942年8月，當第六軍的前鋒到達伏爾加河時，很多人此時都夢想著戰後在靜靜的頓河邊的櫻桃園中獲得屬於自己的領地以及如何在那裡安身 ”。正是這種情感——夢想在納粹政治的領導下獲得*好的境遇——解釋了，為什麼繫統信任和對元首的信任能夠伴隨著納粹體繫的產生持續地增長。
這種對自我判斷充滿希冀的信仰體現在元首和納粹政策上，它的影響非常廣泛，甚至連*初對這些政策持保留和批評態度的人也逐漸被其同化。這種自我信念導致的心理是，對自己的信任可能賦予了錯誤的元首和體繫的質疑無異於直接意味著自我價值的貶斥：因此，直到戰勝的希望破滅，對元首的信任卻依然得以保留。我們在阿道夫·希特勒自身不斷膨脹的自信中也能看到相同的辯證原則。伴隨著越來越多的成功經驗，他顯然也越發堅信，自己是受“天意”的揀選及指派，來使德國變為**大國的，而這也是自然和種族恆久法則早已注定的事實。如凱爾紹所說，當希特勒逐漸變成了“其自身價值神話的犧牲品”，“他的人民”則在對元首和自身的信任中上投資了過多的情感，以至於——如在股市中一般——當價值下跌的時候他們再也難以抽身而退。對元首希特勒的崇敬*終壓倒了種種批評之聲，變為一種救世者的神話，同樣，民眾們也相信他和他的人民團體是無所不能的。
因此，士兵們在竊聽記錄中所表現出的對元首的信任直至戰爭結束還依然超過了他們的繫統信任。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和菲特爾與沃爾芬一樣，將元首與**區分開來。有人認為，**，特別是戰爭中的很多決定都是在希特勒背後做出的，有悖於他良好的初衷。正是這種看法使大家在繫統越來越腐敗，戰爭面臨失敗的威脅下依然保持著對元首的信任。即使是在戰後，這種看法也還**普遍。時隔三代人的現今，我們幾乎難以解釋，為什麼這個歷史人物散發了如此大的魅力，以至於直到21世紀的**，元首地堡中的任何一件瑣事還都會被渲染為重要的歷史事件。而那些**看來圍繞在元首身邊的戲劇性的人物——希姆萊、戈林、戈培爾、萊伊、鮑曼——在當時士兵的眼裡的角色分配就已經如戰後歷史所認同的一樣：希姆萊形像丑惡，他和其領導的黨衛軍為繫統和戰爭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戈林，也常被成為“赫爾曼”，是可信可靠且忠貞的行動者，可惜他並沒有給希特勒帶來多大的影響；戈培爾被不同的人稱為“充滿幻想的政治家”或“一個廢物”，人們相信他的智商；萊伊則被視為混跡政府中的低能、偽善又墮落的投機者。在竊聽實錄中，鮑曼的形像是元首前身具有洞察力，但同時又充滿危險的守門人，大家對這一形像的看法一直延續到戰後。
人們對這種角色分配的看法與1944年開始通過對德國人進行采訪而進行的心理戰所得出的結論相仿：這些戰後對納粹**領導層中重要人物典型形像的描述並非在戰爭失敗後纔形成的，它們在上世紀40年代時就已經完成了。我們在閱讀竊聽實錄時發現，在二戰結束前與結束後這兩個不同時期裡，人們的偏見卻驚人地如出一轍。P176-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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