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軍事_時代鏡像中的性別之思

法律探討如何終結強奸迷思：評《南方**》記者涉嫌強奸女實習生案《南方**》記者成某涉嫌強奸女實習生，日前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在司法機關*終結論出來之前，不宜給成某貼上 “強奸犯”的標簽，但整個事件引發的討論，再次將 “什麼是強奸”的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
在成某的行為“是否構成強奸”的問題上，一些 “非強奸論”者的依據無非是各種常見謬誤的堆砌：她沒有拼命抵抗，沒有痛哭，還收了錢，所以就是“ 自願”的。
換句話說，如果要證明她是“不願意”的，就一定要有明顯的身體外傷，要痛不欲生，*好還如“烈女”般以死抵抗。很多**的強奸法曾經也有類似規定：犯罪人使用了暴力，受害人也應當“盡其所能” 地反抗。
隨著時間流逝，隨著人們對身體自主權、對自由意志的日益強調，這些法律規定已經被認為是過時的、不公平的，暴力與反抗逐漸不再成為強奸罪的構成條件。 “未經同意的**”——這纔是強奸罪的核心。
那麼，怎麼判斷對方是否同意？英美法繫學者關於強奸罪中同意的認定主要有三種模式。即否定模式、肯定模式和協商模式。
1．肯定模式假定被害人同意**，如果被害人沒有說“不” ，也沒有其他證據表明被害人不同意，那麼，被害人同意**。
2．否定模式假定被害人不同意**，除非被害人說“同意” ，或用身體語言表示同意，否則被害人不同意**。
3．協商模式要求在**以前，行為人必須與他／她的伙伴進行商討。
聽起來一個比一個要求嚴格，*後一種模式—— 必須要協商？對於這一點，那些認為“女人說不要就是要”的人肯定理解無能吧。
可是，就算是有著明確要求的各種“同意”模式，也遭到了質疑：因為這些模式都沒**傳統自由主義法學的理論假設，即每個人都是自治與理性的道德行為者，能夠自由且負責任地支配自己的權利（包括身體）。
在質疑者們看來，這個假設過於籠統，不能涵蓋具體情形下的人的各種差別處境。比如在兩性共處、對峙的時刻，女性未必如假設中說的那樣，可能擁有與男性一樣的、自由且負責地支配自己身體的權利。
有形或無形地彌散於生活世界中的強制力，**可能使女性做出違背自己意願的行為，甚至為了避免使自己陷入*惡劣的境遇而“主動”予以配合。
例如：一方體力上占壓倒性優勢——我怕他打我。因為情境中存在讓其無法反抗的恐怖力量。
（當事女生描述：“我跟這麼一個男的在房間裡，我不敢激烈反抗，怕他打我。”）一方擁有某種足以影響自己未來發展的勢力，不論這是真的勢力，還是給對方制造的印像。
（當事女生描述： “我就很怕他報復。他是很有背景的人。”）一方擁有文化上*多的優越性——如果事情曝光，社會指責的是受害方。
（這點在事情公開後鋪天蓋地的質疑聲中已經有了充分的體現。）體力懸殊、權力操控、文化偏袒等，都有可能被意圖強奸者利用來滿足個人私欲。
此案被害人做出的反應，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同意，而是被迫的屈從，即行為上雖無明顯抵抗，但性行為是不符合她意願的，她反感、排斥、厭惡這個男人對她所做的一切。
一旦考慮到女性的差異性經驗，旨在保護性自治權的法律便會將強奸認定的重點放在被害人是否同意上。至於是否有暴力、脅迫，是否有反抗，都已不在法律考慮範圍之內。
*後回到性行為本身上。
一個對性愉悅有追求的人一定會同意：性行為是細節極為重要的高度敏感的身體交流行為，性愉悅（而非單方面的快感）的達成，有賴於雙方對性行為各個環節及其意義的無止境的交流與理解。
因此，當一方向另一方發出性邀請時，一個首要的職責就是，必須了解對方為何願意發生性行為，而且這個“了解”應當是建立在尊重的基礎上，充分溝通、反復確證，一旦對方有任何猶豫或抵觸，都應及時停止。
沒有經過充分的交流和了解達成意向，就不能視為對方已經“同意”。這並不是在重復上述“協商” 模式，這是對發起性邀請一方的強制義務。不履行這個義務的，將有可能承擔法律上的責任。在成某一案中，從成某搶身份證到讓當事女生收錢、喫避孕藥，這一繫列行為都不足以證明性行為是基於對方的同意發生的。
當強奸法從*初的旨在保護男性權利（強奸被認為是一個男人對另一個男人所擁有財物的侵犯）的法律逐漸演變為性自治權的保護法，這既是女性逐漸被視為“人”、逐漸擁有與男性平等法律地位的表現，也是人類性道德不斷發展、完滿的表現。判斷強奸重在看當事人是否“同意”、在“什麼纔是同意”的問題上充分考慮雙方的關繫形態、在注重保護性自由的同時堅決防範權力的濫用，則是現代各國強奸法的普遍發展趨勢。
（橙雨傘．2016年7月3日）（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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