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立對話2：未來十年，中國會*好嗎》是一部有關過去10年(主要為2005-2010年)**外重大熱點事件和話題的采訪合集。
書中的采訪對像既有各國政要，也有世界知名的經濟學家、巨頭企業的**。書中涉及的**和地區有：中國、美國、日本、俄羅斯、英國、德國、澳大利亞、韓國、中國香港等，它們是當今世界*具影響力的力量和*活躍的經濟體。這種**媒體與政治經濟領域的**人士的**對話，對讀者而言，是難得的思想盛宴，是了解世界發展趨勢、培養**經濟大局觀和掌控個人財富的難得的指導書。對於廣大的新聞從業人員和學生而言，本書也可以作為一本提升寫作能力的範本書。

舒立，是現任財經新傳媒總編輯，《新世紀》周刊總編輯，《中國改 革》雜志執行總編輯，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胡舒立繼2010年初出版的《舒立觀察》一書後的又一部作品，前者的內容 重點關注國內，本書重點關注國際和世界對中國的看法。 《舒立對話》收集了舒立最近10年尤其是2008年以來，與全球34位財 經專家和權威人士的重要對話，它們不僅具有代表性，且有一定影響力。 全書通過一問一答的方式進行整理編排，形式上簡單直觀，且又能真實地 再現采訪現場，讓讀者閱讀時有種身臨其境的感覺。《舒立對話》的內容 涉及世界金融危機、中國經濟、日本經濟，以及對中國特色經濟的發展和 思考。全書在評點時局經濟熱點，縱論天下經融事件時，采訪者與被采訪 者雙方的機敏與睿智也同時躍然紙上，錯綜復雜的國際經濟局勢往往在看 似不經意的對話中也變得豁然開朗。 通過閱讀《舒立對話》，我們能夠深刻地體會到舒立團隊一直以來在 經濟領域的追尋與探索，以及作為媒體人和財經專業人纔的職業精神和情 懷。她的采訪看似溫柔、有親和力，其實卻很尖銳，且相當具有殺傷力， 當然這也是她的魅力所在。她的采訪，常常是理性中夾雜著感性，讓讀者 感覺她不是單純的在以記者的身份或經濟學專家的身份去記錄與被采訪者 的對話，而是在作為朋友去聆聽他們的訴說，不管她自己對被采訪者持有 何種看法，但她總能站在客觀公正的角度進行公平的對待。從這些對話中 我們可以讀出舒立的堅定立場，豐富的財經專業知識，以及卓越的經濟洞 察力。

**輯 宏觀政策的進退之策
轉變增長方式與轉變政府職能
——與吳敬璉、高尚全、江平、許小年四人談
宏觀政策的進退兩難
——專訪建設銀行董事長郭樹清
重慶“新經濟政策”
——專訪重慶市市長黃奇帆
“十二五”規劃改革重點
——專訪**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彭森
談金融改革原動力
——專訪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郭樹清
如何完善國有金融企業的績效評價
——專訪財政部金融司司長孫曉霞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來真的”
——專訪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第二輯 社會公正與財富再分配
反腐新規則
——專訪*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王振川
依法治國的前景和方向
——與法學家馬懷德、張恆山、江平、陳光中四人談
農村土地改革的新思路
——專訪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
未來醫改的五項重點措施
——專訪衛生部部長陳竺
診治中國“灰色收入”
——與學者趙人偉、王小魯、鄭也夫、劉彬四人談
第三輯 圈錢不應當是中國特色
莊家呂梁之一
——披露中科創業股價跳水內幕
莊家呂梁之二
——披露中科創業股價跳水內幕
莊家呂梁之三
——披露中科創業股價跳水內幕
反洗錢是維護**利益的需要
——專訪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項俊波
如何完善證券監管體繫
——專訪證監會稽查一局局長陳舜
第四輯 國企艱難變革
避免*壞的結果
——專訪國資委企業分配局局長熊志軍
冷靜看待鋼鐵業重組
——專訪江蘇沙鋼創辦人瀋文榮
河北鋼鐵是如何煉成的
——專訪河北鋼鐵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王義芳
新東航下一步
——專訪東方航空集團總經理東航股份董事長劉紹勇
海外資源收購的中間道路
——專訪中海油集團總經理傅成玉
中化要往上遊去
——專訪中化集團黨組成員、副總裁韓根生
中信再出發
——專訪中信集團董事長孔丹
第五輯 銀行改革之路
國有銀行改革中期報告之一
——專訪中國工商銀行行長楊凱生
國有銀行改革中期報告之二
——專訪交通銀行董事長蔣超良
國有銀行改革中期報告之三
——專訪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常振明
國有銀行改革中期報告之四
——專訪中國銀行行長李禮輝
中行進與退
——專訪中國銀行董事長肖鋼
工行應變
——專訪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姜建清
項俊波談農行
——專訪中國農業銀行行長項俊波
詳解進出口銀行之路
——專訪進出口銀行董事長、行長李若谷
第六輯 激蕩中的民營資本
王志東沉沒上篇：去職風波
——專訪前新浪CEO王志東
王志東沉沒下篇：英雄沉浮
——專訪前新浪CEO王志東
投資如相玉
——專訪聯想控股弘毅投資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柳傳志
能適應自己的新角色嗎
——專訪阿裡巴巴集團董事局**馬雲
收購悍馬有各種預案
——專訪騰中重工CEO楊毅
不**的市場經濟無時無刻不在妨礙競爭
——專訪搜狐CEO張朝陽
國美不姓“黃”
——專訪國美董事局**陳曉

國有企業、國有銀行、**財政“三位一體”的體制，現在難以為繼 了。政府的角色應當轉換為創造市場環境的主體，企業和個人纔是創造財 富的主體，這樣，財富的源泉纔能充分湧流出來。
主持人語： 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開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制 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由是，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引人注目地成 為“十一五”時期的戰略重點；而為了轉變增長方式，進一步轉變政府職 能、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大的作用，也成為改革的方向。
轉變增長方式和轉變政府職能的話題，並非始於**。然而，多年懸 而未決之後，當前的形勢似乎已把中國推到非解決這個問題不可的位置。
要解決這個問題，政府必須自我改革，整個社會亦需共同參與；說中國經 濟的長期健康發展與此息息相關，當不為過。
為了梳理問題，澄清困惑，展望前景，我刊編輯部近日邀請了**經 濟學界和法學界的四位專家展開面對面的討論。他們是：國務院發展研究 中心研究員吳敬璉、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中國政法大學 終身教授江平、中歐**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
從他們各自意見的切磋砥礪之中，或許可以窺見轉變增長方式和轉變 政府職能問題的關鍵所在。
無法回避的問題 主持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轉變政府職能，現在已經被提升到** 發展的戰略重點的高度。這個問題是從何而來，又怎樣發展到**這個位 置的？ 吳敬璉：轉變增長方式是20世紀60年代後期蘇聯*先提出的，可是直 到蘇聯解體，他們的增長方式始終沒有轉變過來。中國經濟學界也早在那 時就已經引進這個概念，但政府隻是在改革開放以後纔逐漸意識到問題的 重要性。
轉變增長方式問題首先是在制定“九五”計劃(1996—2000年)時由國 家計委提出來的。中央在作出“九五”建議的時候認真考慮了這個問題， 提出實現“兩個根本轉變”，即經濟體制轉變和增長方式轉變的任務，並 且指出實現經濟體制轉變是實現增長方式轉變的關鍵。這個理念是很** 的。由於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以後，宏觀經濟改革取得不錯的成效 ，“兩個轉變”在“九五”計劃期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十五”計劃提出了以結構調整和結構優化為主線。按理說，這與增 長方式轉變是一個路子。問題在於，產業結構由誰來調整和向什麼方向調 整：是*多地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還是一切由政府來指揮和操辦。如 果按前一方向，經濟結構就能夠向優化的方向走，實現經濟學所謂“帕雷 托改進”；如果按後一種辦法去做，實際上是改革開倒車。由於舊體制的 遺產，如各級政府繼續掌握很大的資源配置權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嚴 重扭曲等沒有得到清除，有些地方在執行中實際上變成了由各級政府官員 按照自己的意願去調整結構，大搞“形像工程”和“政績工程”，這就引 發了一繫列問題。
高尚全：對這個問題首先要有清晰的理論認識。什麼是“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按照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提法，是“市場在**宏觀調控下對資 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裡有幾個問題需要深入研究：一是宏觀調控是 資源配置的前提條件，還是市場經濟的重要內容？二是資源配置的主體是 政府還是市場？是政府**型的還是***型的市場經濟？三是誰代表 **進行宏觀調控？國務院當然代表**，但地方政府也自稱代表**， 大家都來代表**進行宏觀調控，行不行？ 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下創造財富的主體是企業和個人。在計劃經濟年 代，政府是創造財富和投資的主體，通過**財政把納稅人的錢收起來， 然後在各行各業投資；老百姓則把錢存進銀行，銀行就把這些錢大部分貸 給國有企業。企業借錢的時候就沒有還的打算，認為無非是從**的一個 口袋進到另一個口袋裡。
許小年：為什麼蘇聯提出要轉變增長模式卻解決不了？為什麼我們提 了這麼多年也解決不了？因為現有的增長模式有一個**堅實的基礎，即 政府**資源配置。隻要政府仍然**資源配置，增長模式就不可能轉換 。
政府配置資源的目標函數不是效率，一定是別的指標，例如速度、規 模、市政形像等。這就決定了政府配置資源不可能，也不應該是追求效率 *大化的。政府的功能主要是實現社會目標，而不是贏利。因此，隻要政 府配置資源，就會追求速度、規模，具有很強的規模擴張衝動，從源頭上 就忽視效益。隻有民間辦企業、建工程，纔會追求效率的*大化。
解決增長模式轉變的問題，政府要逐步退出經濟；要弱化政府配置資 源的功能，讓市場和民間發揮*大的作用。蘇聯沒有做經濟體制的根本改 革，所以不可能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中國改革進行了20多年，有了 很好的開端，下一個課題是政府如何從資源配置的領域中退出來，這是實 現增長模式轉變的*重要的前提。
主持人：中國目前的政府和市場之間具體處於一種什麼樣的關繫？這 種關繫朝什麼方向發展，纔有利於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進步？ 吳敬璉：現在各級政府在土地、信貸等資源配置中仍然有過大的權力 ，這是改革還不夠**的結果。例如，由於銀行改革沒有到位，各級政府 實際上對銀行信貸發放仍然有很大的影響力。許多地方的做法是，由領導 班子開“辦公會議”決定項目，要銀行給予支持。又例如，“十五”計劃 時期各級政府掌握了一項新的重要資源——土地的批租權力。加上與政治 周期重合，有些地方急於出“形像”、出“政績”，於是投資項目紛紛上 馬，大量投入土地、資本等資源來實現改善“形像”和增加產值的目標， 很快就造成了2003—2004年的經濟過熱。這使“十一五”不能不重提增長 方式的轉變問題。
許小年：盡管中國有了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模樣，但目前市場 能夠發揮較大作用的僅僅是產品和服務市場，三大要素(土地、勞動力、資 本)的配置還是由政府**。土地的一級市場幾乎由政府壟斷。勞動力，特 別是職業經理人的配置方面，國有企業的高層主管大多數由政府指定，而 不是在市場上選聘。資本市場過去有股票發行的配額制，現在有核準制； 企業發債還是要政府批額度；上市公司主體仍然是國有企業；政府對資本 市場有很大的影響。
有數據表明，銀行信貸資金中，國有企業拿走50%以上；就投資而言， 全國固定資產總投資來自政府、國有企業以及國有控股企業的也在50%以上 。除了直接控制的資源，政府還通過價格管制，包括存貸款利率、彙率、 股市的市盈率，間接進行資金配置。所以從總體上看，中國經濟要素配置 的市場化程度還很低，需要進一步的改革。
要繼續深化改革，特別是要素市場的改革，政府不僅要退出產品市場 ，也要逐步退出要素市場，讓市場根據效益原則在要素配置上發揮*大的 作用。政府退出還意味著解除價格管制，讓價格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現 在的增長方式的基礎是什麼？廉價的能源、原材料和資金。價格管制的結 果是人為扭曲資源的真實成本，助長了浪費資源的傾向。
高尚全：政府的主要職能是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良好市場環境的創造 者、人民權利的維護者。政府職能的本質是服務。因此，建設服務型政府 是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標。
建設服務型政府，首先是要為老百姓提供公共產品、搞好公共服務。
現階段存在著的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的 矛盾。因為人均GDP到了1000美元的時候，大家對於公共產品的需求會快速 全面地增長；但政府熱心於私人產品而非公共產品，導致公共產品提供嚴 重不足。為了適應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政府必須擴大和強化公共服 務職能，把主要精力和財力集中到發展社會事業和擴大公共產品的供給上 來，切實解決好民生問題。O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