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承和發展孔子學說，主張通過施行仁政統**下，認為仁政的核心是保民。
孟子生活在戰國中期，他所處的時代，社會動蕩，思想活躍，各種學術思想激烈交鋒。孟子在與道家、墨家和法家的激烈交鋒中，維護了儒家的理論，確立了自己在儒學中的地位，成為僅次於孔子的正宗大儒。隨著儒家地位的不斷提高，繼孔子“至聖”之後，孟子被人尊為“亞聖”，受到了歷代的重視。這本由柳宗林、桑艷軍主編的《孟子智慧/讀國學長智慧》是按篇為序，各選取了《孟子》中有代表性的文字，配以注釋和評點

《孟子智慧/讀國學長智慧》由柳宗林、桑艷軍 主編。 孟子（約公元前372年～約公元前289年），名軻 ，字子輿，戰國時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 的代表人物，孔子之孫孔伋的再傳弟子，與孔子並稱 。孟子及其門人著有《孟子》一書，共7篇。孟子學 說的出發點為性善論，提出“仁政”“王道”，主張 德治。南宋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 《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直到清朝末期，“四 書”一直是科舉必考內容。

做有浩然之氣的“大丈夫”
梁惠王上
梁惠王下
公孫丑上
公孫丑下
滕文公上
滕文公下
離婁上
離婁下
萬章上
萬章下
告子上
告子下
盡心上
盡心下

梁惠王上 【原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裡而來，亦 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日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日‘何以利吾國’？大夫日‘何以利吾家’？士庶 人日‘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 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 ，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日仁義而已矣，何必日利 ！” 【譯文】 孟子去拜見梁惠王。梁惠王說：“老人家！您不 遠千裡而來，將有什麼高見，可以使我國謀得很多利 益吧？” 孟子回答說：“大王！您為什麼一開口就講利益 呢？隻要講仁義就行了。大王您說‘怎樣纔有利於我 的**’？大夫說‘怎樣纔有利於我的封地’？士人 和百姓說‘怎樣纔有利於我自己’？這樣，全國上上 下下互相追逐私利，**就危險了。在擁有1萬輛兵 車的**裡，作亂殺死國君的，一定是擁有1000輛兵 車的大夫；在擁有1000輛兵車的**裡，作亂殺死國 君的，一定是擁有100輛兵車的大夫。按說，在1萬輛 兵車的**裡，大夫擁有1000輛兵車；在1000輛兵車 的**裡，大夫擁有1000輛兵車，家業也不算少。假 若不考慮公義而把私利放在*前面，結果是必把國君 的家產全部奪為己有並且永遠得不到滿足。所以，我 主張要講仁義。從來沒有講仁的人遺棄其父母的；從 來沒有講義的人，不尊重其國君。大王您隻要講仁義 就行了，何必一定要講利呢？” 【解讀】 孟子於公元前320年從騰國到了魏國，當時已年 過五旬。第二年，梁惠王病逝，其子梁襄王即位。因 見梁襄王不像個國君，他又離開魏國回到齊國。
孟子生活在戰國中期，當時正是諸侯國篡奪兼並 、戰火連年不斷的苦難時代。此前，韓國、趙國、魏 國三家分晉國，田氏篡齊國，齊國和晉國霸業尊王的 傳統價值觀已行不通，列國不再維護大一統，而走向 “交征利”的戰國時代。當時，不論**、個人，一 切活動都落腳在現實功利的衡量上。所以，整個時代 是兵家、縱橫家與遊士俠客大行其道的時代。孟子立 身於世，對抗時代狂潮，旨在宣傳儒家的仁義思想， 重建價值觀念，試圖扭轉整個時代的風氣。所以，他 對梁惠王開宗明義即強調義利之別，把功利實效引向 仁義價值，把軍國霸道引向仁政王道。這也是要把這 一章安排在全書之首的原因所在。
這種以功利作為衡量價值標準的時代風氣，在孟 子會見梁惠王時就被梁惠王一語道破。他說：“老人 家，您不遠千裡而來，會給我們魏國謀得很多利益吧 ？”梁惠王的想法代表了整個時代的價值觀，所以孟 子對梁惠王的問話並不感到奇怪，立即回答說：“大 王您為什麼一定要講利呢？隻要講仁義就行了。”接 著，孟子就為梁惠王分析了隻講利的危害及嚴重後果 ：隻講利，人我之間就會形成利害關繫的衝突與對立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這並不是危言聳聽， 歷史事實證明了這話的正確性：“萬乘之國，弒其君 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所以，治國不能言利而當講仁義，仁心發用，就 不會有人遺棄他的親人；相信道義，就不會有人不敬 重君王；隻有講仁義，纔能上下相安。
孟子大聲宣稱“何必日利”，有“仁義而已矣” 。這一呼聲，代表了時代的良知，也表明他把握住了 歷史前進的方向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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