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歷史的面孔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轉眼我已人過三十。“風去入世多，日月擲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 *近幾年我一直有一種生命的緊迫感。常常覺得自己是虛擲光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我是1994年發表第一篇文章的，到**已整整十七年了。回顧我的“十七年文學”，大致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從文學到學問。剛出道那會兒我走的也是純文學的路子，清一色的傳統散文。但是不久，大約是在我第二本散文集《紅塵心語》出版之後，我就開始思考一個問題：難道我一輩子就寫這種小散文，我怎樣纔能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那段時間我甚是苦悶。後來，我無意中看到作家韓石山的一個演講—— 《一個寫作者的一生該怎樣安排》。韓先生說，一個作家的一生應該是“青春作賦、中年治學、晚年修志”。
韓先生這話就像閃電劃過夜空一樣，一下子將我驚醒。
從那時起，我就明白，我應該向學問靠近，而不僅僅是當一名散文作家。十幾年後，我和韓先生坐在一起說起這段往事，他說，你當年的選擇是正確的，你現在的路子也是對的。韓先生建議我研究胡適。
在那之後，我的興趣便逐漸從文學轉向學問。我開始大量購買並閱讀學術書籍。傳統文化、古籍藏書、思想史、學術史、歷史、哲學、社會學、西方經典、教育學、學人隨筆甚至包括佛學、性學等閑書、雜書。十幾年來，我不斷地買書、讀書。光是讀書筆記就記了幾十本。加上平時的剪報、資料等，整整裝了一鐵皮櫃子。
功夫雖然下了一點，但由於我天資不足，一無家學，二無師承，沒有接受過任何繫統的學術訓練。*要命之處在於，我在學問上一直是“用情不專”，一會是新儒家、一會是學術史，一會是隱士、一會是藏書，東一榔頭西一棒槌，到頭來一無所成。
古人言：人貴自知，各安其命。我深知自己永遠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學者。我生性散淡、不喜拘束，打心裡討厭學術的那些條條框框。但我又不甘心做一名單純的散文作家。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學者化的作家”。
我的想法是盡可能地在我的散文創作中融入學問的色彩。我不知道我的這條路能否行得通？但我一直是這樣做的。坦率地講，這十幾年來，我過得很苦。無一日不在讀書。十幾年來我身邊的朋友一個個或升官、或發財，唯獨我書生傻氣，皺紋輻射眼角，憂郁凝結眉梢。
*早對我將學問引入散文這種寫法給予關注的人是李星先生。李星先生是**的文學評論家、茅盾文學獎評委，一生閱稿無數，練就了一副“火眼金睛”。
他說，我的散文創作走的是知識型散文寫作的路子、文化散文的寫作路子，是學理性散文。他在肯定我方向正確的同時，也毫不客氣地指出我學養的不足、理論的欠缺以及人生感悟的某些幼稚。他告誡我要多讀書，讀那些真正有思想性的東西。後來，隨著文章的不斷發表，有評論家開始稱我的散文是“學者散文”。
有段時間我忽然對中國傳統文化很感興趣，買了不少這方面的書。閱讀中我有一個發現：對中國傳統文化理解*深、*透徹、*到位的居然是民國時期的一批學人，特別是號稱“當代新儒家”的那批人，像熊十力、梁漱溟、馬一浮、張君．劢、馮友蘭、錢穆、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包括後來的餘英時、杜維明等。
於是我找來這些人的傳記、文集。我將閱讀重點放在他們的生平經歷、精神風貌以及立身行事的特立獨行等方面，而不大去糾纏他們學術思想的深度。我知道以我目前的知識儲備，我還啃不動他們那體大思精的學問體繫。但即便是這樣生吞活剝，收獲還是很大的。
201O年9月，**學者、國學大家劉夢溪先生做客終南大講堂。我同劉先生談起自己對傳統文化的一些看法，劉先生連說我學問好。我哪有什麼學問？我隻不過是讀了一點書而已。
我在學問上是典型的“二道販子”，通常的做法是讀了某本書或某篇文章之後，被書中的某個材料或觀點所吸引，於是稍稍發揮一下就熱蒸現賣。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講，我的這些文章壓根就不是什麼學術散文，連學術小品都稱不上。我的文章缺乏嚴謹，情感有餘、理性不足。加之我又特別討厭學術文章動不動要注明來源出處，一篇文章三注兩注，括號滿篇，怎麼看都別扭，而且給人一種掉書袋的學究氣。但我在寫作過程中又不可能不加以引用，所以在此我首先要感謝那些被我引用過的各類材料的主人，希望他們原諒我的侵犯和冒失。感謝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專家、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閻慶生先生對我的提攜與幫助，感謝閻老師在百忙之中審讀書稿。我還要感謝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的胡選宏先生，他不僅是這本書的策劃者、催生者，而且給予了具體而實際的指導，他的敬業精神著實叫我感動。
胡適先生說過一句話：一個人三十歲以前做學問應當受鼓勵，三十歲以後做學問是本分。如今，我已虛歲三十五。那麼，就讓我本本分分地做一點學問吧。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史飛翔 2011年9月於終南山太乙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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