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古都大同/中國古都繫列叢書

大同地多藪澤，利有魚龜，山水可開惠民之渠，森林可供殿宇之材。
從遠古至元代，即從公元前4000多年至公元14世紀中葉，大同地區的植被都**好，河流縱橫，湖澤相間，山青水碧，草豐林茂，禽獸出沒。本來大同地區是一片浩瀚湖水，地質學上稱為大同湖，後來，隨著地殼的升降運動與火山噴發，大同湖悄然消失，桑干河等河流逐漸露出地表，而廣袤的原始森林都沉入地下，炭化為煤田，而大同盆地逐漸形成，盆地四周的高山丘陵，俱為參天古木所覆蓋。直至800多年前，雖有人類對自然的局部開發，但因**者是遊牧民族，如匈奴、烏桓、鮮卑、突厥、沙陀、契丹、女真、蒙古等，他們注重水草長勢，有著強烈的思維定勢，農業墾殖隻占次要地位。例如北魏平城時期，前後從各地向平城移民近十次，八九十萬人，而且所蓋宮城平城宮必然耗費大量木材，但從郦道元成於太和年間 (477—499)的水文地理學著作《水經注》看，大同地區的生態環境依然良好。以桑干河為例，其上源渾源(今恢河)發於山側，沿波歷澗，東北流出山，左會桑干水之洪源七輪(今神頭泉)，亂流枝水南分，有桑干枝津“長津委浪，通結兩湖，東湖西浦，淵潭相接，水至清深，晨鳧夕雁，泛濫其上，黛甲素鱗，潛躍其下，俯仰池潭，意深魚鳥，所寡惟良木耳，俗謂之南池”(《水經注·漯水》)。漯水又東北經白狼堆南，阜上有故宮廟之樓榭基址，北魏皇帝往往秋獵於此，放鷹馳犬，射獵狐兔。漯水又東北，吸引崞川水(今渾河)、如渾水(今御河)、武州川水(今十裡河)等，至道人縣( 今陽高古城村)，有平湖潭而不流。雁門水(今稱西洋河)，發源於雁門山( 今稱雲門山)，東南流屈而東北，積而為潭，或稱為雁門水潭，或謂是漢代參合陂，斜長而不方，東北二十餘裡，寬十五裡，蒹葮叢生。可見直至北魏時期末，大同地方生態良好之狀。北魏朝廷又在平城京畿廣修苑囿，人工開鑿湖池，例如鹿野苑，“南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十裡，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為三溝，分流宮城內外。又穿鴻雁池”(李延壽：《北史》卷一《魏本紀》)。據考證，鴻雁池即今御河之東文鶯湖，迄今仍為大同市一大景觀。至於將如渾水用人工渠引入京城，已敘不贅。魏統治者還修了東魚池、西魚池、石池、靈泉池、天淵池等，廣植卉木。魏統治者大修宮殿，所需木料必然數量巨大，例如拓跋珪“欲廣宮室，規度平城四方數十裡，將模邺、洛、長安之制，運材數百萬根” ，見於《魏書·莫含傳》。估計這些木材，大部分出於平城京畿。平城地方多森林，有以下事例為證：明元帝永興四年(412)七月己卯，“大獼於石會山”，石會山即今大同城東北采涼山，隻有禽獸眾多，方可供皇家大規模秋獵。永興五年七月又“田於善無川”，即在今右玉境中狩獵。文成帝太安三年(457)正月壬戌“畋於崞山”，夏五月庚申“畋於松山”，太安四年六月丙申，復畋於松山。崞山即今渾源城西之橫山，松山當亦在京畿之內，且以滿山松樹而得名。獻文帝天安二年(467)春二月癸未，“田於西山，親射虎豹”。西山即今大同西北雷公山及迤西之地，當時尚有虎豹，其森林之茂可知。北魏之後，直至元末，大同之生態環境一直很好，雲岡之西，既有大的養馬場，又有一塊巨大的森林草地，稱為雲中甸。遼道宗壽昌五年(1099)秋巡幸西京，遂在雲中甸坐鼕打圍(狩獵)，遼國的政治活動包括對宋外交當年鼕天都在雲中甸行宮進行，這段事跡見於《藕香拾零》一書所收之《曾公遺錄》。大同後來生態環境的變壞是由於明代二百多年的兵燹戰火造成的，特別是明統治者制定的沿邊燒荒政策，即沿長城一線放火燒荒不使林木可隱藏敵人，造成了無數的童山禿嶺。直至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建設雁門關外生態文化區，纔**恢復生態元氣，使雁北地方再次成為草豐林茂之鄉。第七節利國人脈雁門雲中，舊俗剛毅，裡多壯士，任俠尚氣，可為天子之爪牙，執干戈而衛社稷。自古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史記·趙世家》說：“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同書《貨殖列傳》說：“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忮，好氣，任俠為奸，不事農商。”可以推斷戰國時代作為趙國北部邊陲的大同地區，其風俗的主要特征是人民群眾尚武和任俠。尚武是戰爭環境造成的，而任俠則是社會矛盾造成的，在弱肉強食的條件下，人民群眾特別是弱勢群體希望有人保護自己，於是俠客應運而生，急人之難，保護弱者。但任俠之風發展下去，一方面經常觸犯統治階級的利益，為統治者所不容，被指斥為盜賊；另一方面也確實出現一些橫行鄉裡、殺人越貨的惡霸，人民群眾反受其害。總之，這種尚武任俠之風，一直延續到漢代，班固《漢書·地理志》說：“鐘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慎忮，好氣為奸，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為它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徙(按移民)，其民鄙樸，少禮文，好射獵。雁門亦同俗，於天文別屬燕。”這段記載準確地反映了從春秋戰國至兩漢時大同地區的風俗習尚，其後魏晉兩朝，該風俗習尚並無大的變化。這種風俗習尚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這些任俠之徒，隻要引導得當，就能強烈渴望持劍從戎，為國立功。這也是大同王氣得以形成並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如曹植《白馬篇》所說，這些“幽並遊俠兒”有著極高的武藝：“宿昔秉良弓，桔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而一旦**邊境有危急，外敵人侵，他們就會響應朝廷號召，立即自備鞍馬投軍入伍，所謂“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而此時他們都很年輕，“少小去鄉邑”，卻已“揚聲沙漠垂(按：通“陲”)”了。當“羽檄從北來”時，他們已經“厲馬登高堤”，長驅直入敵陣，棄身於鋒刃之端，“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北魏平城時期，大同地區是京畿，由於統治者大量移民，形成“胡漢雜糅，五方共處 ”的局面，風俗習尚自然不能整齊劃一。由於拓跋鮮卑是尚武的民族，很快就與平城地區尚武精神濃厚的漢族風尚協調起來了，尚武的風氣也*加濃厚。《魏書》中所收的“代人”將領，如樓伏連、丘堆、娥清、劉尼、奚眷、來大千、周幾、周觀等，皆以軍功拜爵封侯，就連婦女也武藝驚人，據考證《木蘭詩》中的木蘭這位巾幗英雄就是大同西武州塞人。作為首善之區，任俠之風必然受到法律的制約，逐漸收斂，人民轉而重視農商，這正是北魏統治者的引導促成的。道武帝拓跋珪是少數民族出身，馬背上長大的，但親自“勸課農耕，量校收人”，“親耕籍田，率先百姓”；明元帝拓跋嗣大力鼓勵發展農工商業。這些帝王的提倡，改變了大同地方任俠不事農商的習氣。自此以後，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尚武和重農一直延續下來。《隋書·地理志》說：“雁門、馬邑、定襄……皆接連邊郡” ，“人性勁悍，習於戎馬”。而《遼史·地理志》也說：“並州北有代朔 ……其民執干戈奮武衛，風氣剛勁，自古為用武之地。”可見此風一直傳至遼金。明朝時大同為九邊重鎮，防御外敵入侵的任務*加繁重，大同人民或奮戰於疆場，或犧牲於鋒鏑，或苦於徭役，或累於賦稅，貢獻是巨大的。
“燕雲列代帝王都，卻寇威夷詡霸圖”(《吳宓日記》)，大同的江山形勝孕育王氣，是有史可鋻的。P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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