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增訂本)》編著者王明珂。
震撼海峽兩岸學界的經典著作
梁文道、劉蘇裡、岱峻、羅新**
究竟什麼是“中國人”？為什麼我們自稱“炎黃子孫”？“華夏民族”是如何形成的？
16年後全新修訂，新增5萬餘字，重新詮釋“華夏理論”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增訂本)》編著 者王明珂。 身為“中華民族”的我們，是否曾想過，何以我 們稱為“中國人”？“華夏民族”之形成所由何來？ 究竟什麼是中國人？——這問題不僅困擾許多研究中 國的學者，也困擾許多居於中國認同邊緣的人，《華 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增訂本）即嘗試解 答此一問題。作者認為，由線性的歷史溯源，以及對 所謂“典型中國人”的研究，都難以解答這個問題。 因此作者從一個新的角度——中國人族群邊緣的形成 、維持與變遷——來了解中國人的本質。《華夏邊緣 》（增訂本）說明，在特定的資源競爭與分配環境中 ，華夏（中國人）邊緣如何形成與變遷，華夏如何借 歷史記憶與失憶來凝聚、擴張，以及華夏邊緣人群如 何借歷史記憶與失憶來成為華夏或非華夏。 以中國人為例，作者借著歷史、考古與人類學資 料，探討與人類族群認同相關的資源競爭與分配關繫 ，社會歷史記憶與失憶的過程，典範與邊緣觀點爭論 中的社會本質，以及歷史的現實意義等問題。作者希 望《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增訂本)》能幫助 我們思考自身的認同問題（為何我們要宣稱自己是中 國人），以及思考當前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認同問題。

序論一 什麼是中國人
序論二 “什麼是中國人”再思考
**部分 邊緣與內涵
第一章 當代社會人類學族群理論
第二章 記憶、歷史與族群本質
第三章 民族史研究的邊緣理論
第二部分 華夏生態邊界的形成
第四章 青海河湟地區遊牧社會的形成
第五章 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遊牧社會的形成
第六章 西遼河地區遊牧社會的形成
第三部分 華夏族群邊緣的形成與擴張
第七章 華夏邊緣的形成：周人族源傳說
第八章 華夏對西周的記憶與失憶
第九章 邊緣人群華夏化歷程：吳太伯的故事
第十章 華夏邊緣的漂移：誰是羌人
第十一章 漢人的形成：漢代華夏對四方異族的多元意像
第四部分 華夏邊緣的延續與變遷
第十二章 近代華夏邊緣再造
第十三章 近代華夏邊緣再造的微觀過程
第十四章 一個華夏邊緣的延續與變遷
結 語 資源競爭、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第十二章 近代華夏邊緣再造 在清中葉以來西力東漸之影響下，近代中國發生 了所謂“千古未有之大變局”，此變局之一便是華夏 邊緣再造，及因此產生的新的中國與中華民族。無可 否認，由中原帝國到民國締造，除了許多內部體制的 改變與國民概念之建立外，*大的變化便在傳統中原 帝國的邊緣。這變化是，舊帝國的邊藩、屬部、部落 與土司之民，以及由於漢化及土著化所造成的廣大漢 與非漢區分模糊的人群，在經由一番學術調查研究、 分類與政治安排後，被識別而成為一個個少數民族。
如此，傳統華夏邊緣之“蠻夷”成為了“少數民族” ，與今為“漢族”的華夏共同構成中華民族。這便是 我所稱的近代“華夏邊緣再造”。
近代華夏邊緣再造，與當時西方傳來的“民族主 義”（nationalism）概念有相當深的關聯。民族主 義下的“民族”概念與包括“民族學”在內的近代社 會科學，造就近代許多“民族”及相關的民族**— —這是一個**性的民族化與國族化潮流。當時的民 族學（ethnology）包含語言學、考古學與體質學， 主要在於探索人類民族的起源、分化及遷移過程，釐 清各民族的文化特質，以及其在人類文明演化史中的 地位。也就是說，民族學一方面以人群之體質、文化 、語言特征作為民族分類標準，並以此進行人群遷移 與文化傳播的歷史溯源（傳播論觀點）；另一方面建 立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譜繫，衡量一民族在此譜繫中 的位置（演化論觀點）。
歐洲民族主義與此民族學的興起有密切關聯。體 質學與體質測量被用來建立、維護一個個純種民族。
配合考古學、語言學與民族學研究，由核心到邊緣的 民族或文化傳播過程，或由野蠻蒙昧到文明的進化過 程被建構出來。許多學術研究與學術爭論或強調本民 族的優越，或詮釋邊遠人群的落後，以合理化殖民統 治。因此這種民族學也是“經世致用”之學，經世致 用的基礎是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Darwinism）。
社會達爾文主義將生物學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法 則運用到人類社會的演化中。民族（或國族）被視為 一個個生物體，演化程度高的民族被認為有掌握運用 **資源的權力。生物的棲地（habitat）概念被轉 移為國族之生態區理想，這也是後來希特勒之“生存 空間”（lebensraum）的思想來源。歐美列強由19世 紀末起，便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支持下，藉此民族學 探勘、調查與研究各地物產民情，作為殖民施政及經 濟文化侵略的藍圖。
在此時代背景下，接受“民族主義”與相關“民 族”概念洗禮的晚清中國知識分子，憂心西方列強勢 力在中國及其周邊地區的擴張，極力呼吁民族團結及 喚醒國魂。在早期革命派人士排滿興漢之民族意識下 ，這個國族曾指的是傳統“中國”概念中受四方蠻夷 包圍的“漢族”，也就是華夏；在較能包容滿族的立 憲派知識分子心目中，此國族則包含滿、蒙等族。後 來在歐美列強積極營謀其在西藏、蒙古、東北與西南 邊區利益的情況下，合“華夏”（核心）與“四裔蠻 夷”（邊緣）而為“中華民族”的國族概念，逐漸成 為晚清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國族藍圖。在此國 族藍圖下，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書寫國族歷史（ 或民族史），一方面重新認識及描述國族邊緣人群， 也就是過去的華夏邊緣人群。這兩者都需借重西方的 民族學與其他學科之助，因而由此產生的知識深受西 方學術新知的影響。在歷史方面，劉師培所著的《中 國民族志》與蔣智由的《中國人種考》，代表這些早 期中國國族建構之著作。在這兩本著作中，劉師培之 作發表於1905年，代表以“漢族”為主的國族歷史建 構。出版於1929年的蔣智由《中國人種考》，則已將 滿、蒙、回、藏皆視為黃帝子孫了。同時在這兩本著 作中，我們皆可見著作者以音韻、體質、民族特質等 來比附穿鑿其說之痕。
在民族**概念進入中國並被實踐而造成政治現 實的過程中，一些與之相呼應的學科如民族學、語言 學、考古學、體質學等也隨西方勢力進入中國。安特 生（J。G。Andersson）的甘肅彩陶文化研究，魏登 瑞（J。F。Weidenreich）的北京人研究，以及1928 —1937年中國考古學者的安陽發掘，都經常被用來論 證中華民族之形成與其起源問題。在此時代，許多個 人與機構都曾以學術貢獻於國族及其邊緣建構，在此 我無法一一詳述。以下我隻以由近代國民政府創立， 代表當時***、典範學術的“歷史語言研究所”（ 簡稱史語所）之研究為例，說明學術與華夏邊緣再造 之關繫。
“歷史語言研究所”與華夏邊緣再造 “歷史語言研究所”在1928年成立於中山大學。
這是中國新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裡程碑。然而在那時 代，它也無可避免地在國族主義下滋長，並貢獻於中 國國族建構。主要緣由是，當時流入中國的新學術， 如語言學、體質學、民族學、考古學與歷史學，多少 皆與“民族”概念聲氣相通。中國近代新史學的開創 者梁啟超曾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揭示歷史研 究的要旨，如說明“中國民族成立發展之跡”、“歷 **曾活動於中國境內者幾何族”、“中國民族所產 文化以何為基本”，等等。顯然，梁氏心目中之歷史 研究主要便是“民族史”，這說明了“歷史”在國族 建構中的重要性。中國民族學研究先驅黃文山在其《 民族學與中國民族研究》一文中，也曾說明民族學研 究的對像為“我國社會演進之階段，古文化之原型， 民族遷徙之路線”。不僅如此，他認為一切社會科學 ，如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考古學之發展，皆是 為了解答這些問題。由此皆可知那一時代的人文社會 科學與國族主義之關繫。
如前所述，在“民族”概念下，一民族被認為是 有共同語言、體質（血統）、文化而在歷史中延續的 人群。語言學、體質學、民族學被用來考察民族之範 疇與民族間的區分，歷史學則被用來追溯“過去”， 以說明此民族範疇與區分的由來。歷史語言研究所成 立之初的三個主要分支部門——歷史、語言、考古（ 與民族學），也反映了此旨趣。歷史、語言、考古與 民族學，在中國國族建構中不隻是塑造、凝聚國族而 已，它們還被用來探索國族內部的各民族區分。當時 學術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便是，透過調查語言、體質 、文化之異同，來探求中國國族中究竟有多少“民族 ”，各民族間的區分界線何在，並由考古與歷史學來 說明導致這些民族之存在與區分的歷史過程。
歷史語言研究所創立者傅斯年先生之名言“上窮 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代表了該所成立之 初一種新的研究精神，也就是對所謂“新材料”、“ 新方法”的重視。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究竟這些早期 研究者在找些什麼？往何處找？以何種“新方法”尋 找？是什麼力量驅使他們從事這些“尋找”？我們由 傅斯年在1928年所寫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一文中可見一斑。他在該文中寫道：“我們*要注 意的是求新材料，**步想沿京漢路……第二步是洛 陽一帶”；“廣州的四方是*富於語言學和人類學的 材料的”。於是，一些人員被派遣到華北，在“歷史 學”所建立的“過去”架構下，以“考古學”尋找中 國民族與文明的源頭。後來他們締造了聞名世界的安 陽殷墟發掘，並對龍山文化、彩陶文化、北京人等考 古普遍知識的產生有相當貢獻。另一組人員被派至中 國西南與南部，以“語言學”與“民族學”尋找國族 邊緣。後來他們所得語言、文化和體質材料，也有助 於“中華民族”與“中國少數民族”的建構與識別。
可以說在國族主義下，當時許多學者都在從事兩種探 索——國族的“起源”與“邊緣”。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新方法”並非用於所有 田野，“新材料”也非得之於所有的地方。往何處找 ，以何種“新方法”尋找，是有區分的。歷史學與考 古學主要被用在中原地區，以找尋國族與國族內各民 族之“起源”；民族學和語言學則多被用在南方，來 尋找國族與各民族之“邊緣”。也就是說，當時中國 知識分子心中的國族核心與邊緣觀念，使得他們以選 擇性的“新方法”、“新材料”來建構描述國族所需 的語言、歷史、考古與民族文化知識。
至於“尋找”的動力，我們由李濟《中國文明的 開始》一書中可略見端倪。在本書**講之始，他寫 道：“四十多年以前，我初入中學讀書，當我知道自 己生於一個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國度裡時，常覺歡欣 莫似。”接著，他提及20世紀初中國啟蒙運動者對中 國古史要求“拿證據來”的懷疑之風。他說：“這種 找尋證據的運動對傳統的治學方法，無疑的是一種打 擊……近代中國考古學就是在這一種環境之下產生的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為中國“五千年悠久歷史” 找尋證據，的確是近代中國考古學者“尋找過去”的 基本動力。李濟因此提出，近代中國考古學家之工作 主要回答兩類問題：“其一是有關中華民族的源始及 其形成，其二是有關中國文化的性質及其成長。”如 此*可見國族主義如何為當時的學術探索提供動力與 方向。李濟的體質學亦如此。體質人類學者王道還在 研究李濟的人類學研究志向與特色時曾指出：“李濟 一生的學術，可以用民族史三字概括，體質人類學隻 不過是治民族史的工具。” *後，歷史語言研究所之**歷史、考古與民族 學者之學術名作，如傅斯年之《夷夏東西說》，芮逸 夫的《中國民族的構成》，以及李濟的《中國文明的 開始》，由某一角度來說，多少都反映著“科學的研 究方法”與國族主義之結合。這些著作也強化了中國 國族內涵與其內部區分。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 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後亟呼：“我們要科學的東方 學之正統在中國！”此也強烈反映藉“科學方法”以 實踐國族認同之旨趣。
華夏邊緣之爭奪 當時“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者之使命，不隻是 建立中國自身的新學術傳統，以凝聚國族及刻畫國族 邊緣，*面對著西方與日本學者在中國從事之“學術 調查研究”中所包藏的政治與資源野心，特別是對中 國周邊地區。民族主義盛行並傳播於**的時代，也 是一個“邊疆”爭奪的時代，過去模糊的舊帝國“邊 疆”，在資源爭奪中逐漸被各個民族與國族之明確“ 邊界”切割、劃分。在20世紀上半葉，法國、英國許 多調查者走入中國西南邊疆，在此他們常宣稱“發現 ”當地非漢族群為“以色列人的後裔”或“印歐民族 ”。如20世紀20年代初，英籍傳教士陶倫士 （ThomasTorrance）在岷江上遊地區傳播基督教。他 將本地羌民宗教視為一神教，又認為如此高等之宗教 必然來自西方，所以羌民應是古以色列人的後裔。在 這樣的文化偏見與宗教進化論之下，一切羌民文化在 他眼中都成了以色列文化之遺留。雖然這些學者未必 有政治野心，但如此文化中心主義下的歷史文化想像 ，常催動擴張主義者的政治企圖。
此時日本許多調查者也走入滿、蒙，並宣稱日本 大和民族與這些北亞遊牧人群有密切的民族文化關聯 。多少受到這些學術研究影響，20世紀20至30年代， 日本提出“滿、蒙在中國歷**非支那領土”之論。
傅斯年等學者乃急促寫成並出版《東北史綱》一書， 辯證“滿洲”乃中國之東北，自古以來一直為中國的 一部分。
警覺到西人與日人對中國邊疆研究背後的政治興 趣，中國知識分子也積極在國族邊疆地區進行民族學 調查工作。此時，東北有凌純聲，東南有何聯奎、徐 益裳、黃文山，臺灣有林惠祥；*多學者在西南地區 作民族調查，如丁文江、丁骕、楊成志、凌純聲、芮 逸夫、費孝通、徐益裳、龐新民、胡鋻民、莊學本等 。他們對西方民族學所知深淺不一，在他們的著作中 或混雜著明清以來漢人士大夫之邊疆遊歷書寫，或應 用清代乾嘉之學的聲韻、訓詁。無論如何，一種新的 民族志寫作逐漸產生。其主要關懷首先是歷史淵源， 特別是邊疆民族與漢族的歷史族源關繫。借著歷史地 理學、古地名與族名的聲韻訓詁，以及考古文化與當 代少數民族文化間的關聯或相似因素，學者建立起各 少數民族與漢族間的長遠歷史和血緣、文化關聯。這 是以“歷史”來根基化（primordializing）民族情 感。
其次，民族分類。學者由語言、文化、體質所顯 示的民族繫統分類，來強調中華民族分中有合、合中 有分的特性。這是以語言、體質、文化分類來繫統化 民族。
第三，文化與風俗描述。學者描述邊疆少數民族 的經濟生態、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社會組織，等等 。這是在中華民族中分別各少數民族的文化特性，以 典範化各個民族，並區別何者較為進步或落後。
*後，在新的民族志書寫中，學者也表現了其民 族主義下的現實關懷。他們或仍承襲清代安邊、治邊 之策論書寫，或討論如何以漢文明造一五族混合之新 民族（同化論），或論述民族平等，以及如何扶持“ 弱小、落後”民族之發展。
總之，近代以來的中國民族學傳統在其初始階段 常與國族建構脫不了關聯——從歷史根源來根基化民 族，由語言文化分類來區分並繫統化民族，以文化風 俗描述來典範化各個民族，並由現代化程度來分別漢 族與少數民族。甚至可以說，在“民族”概念下找尋 及研究“典範的民族文化與歷史”，此一學術活動也 創造了典範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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