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無所畏與無所謂

詩人加能吏的仕途悲劇自古以來，人如果作詩作得比較好，成了詩人，那麼在做官方面，就差點意思。
古來為人稱道的清官能吏，比如狄公狄仁傑、包公包拯、施公施綸、彭公彭鵬之類，沒有一個是詩人。
反過來，建安七子，孔融詩作得好，做太守的時候，“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可有賊來攻城，隻能城破而奔；另一位詩壇高手陳琳，為袁紹起草討伐曹操檄文，罵人罵得連曹操的“頭風”都不藥而愈，但真正做事，卻百無一能；接下來，竹林七賢如此，詩與酒都很聞名，但卻沒聽說有什麼政績；南朝大小謝，唐朝的李、杜，都差不多。
詩人和能吏，看來很難兼而得之。不過，大千世界，例外總會有，清朝的袁枚，就是一個。
袁枚是清朝鼎盛時期數一數二的大纔子，12歲中秀纔，廣西巡撫命其作《銅鼓賦》，提筆立就。二十出頭就登科及第，點了翰林。時人說他“ 身長鶴立，廣顙豐下，齒若編貝，聲若洪鐘”，一翩翩佳公子也。據說當年袁枚點了翰林之後，回鄉娶媳婦，有好事者繪圖記其事，圖上的袁枚，年少玉貌，身披紅鬥篷，胯下騎白馬，從者數人。這樣的少年進士，如果放在唐朝，照例是要被推為五路探花使，遍訪長安名花，飽享艷福的。
然而，少年得志的袁枚（古之少年，即今之青年），很快就踫上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挫折。按規矩，進士點翰林，除了三鼎甲之外，一般人都屬於翰林庶吉士，即見習翰林，一年後大考，如果合格則轉為翰林編修，不合格則分發六部做主事，再差的則放到地方做知縣。纔高八鬥的袁枚，居然被放下去，做了知縣。
做了七品芝麻官的袁枚，並沒有天天飲酒賦詩，荒廢政事，反倒得了能吏之名，前後做了幾個縣的縣令，每到一處，很快就會把前任的積案清理干淨。袁枚斷案如神的故事，在民間到處流傳，被老百姓編成歌謠傳唱。時人說他可以引經折獄，有儒者之風，其實他的訣竅無非是每到一地，依靠當地鄉紳鄉老，調查清楚有多少不良分子，然後張榜公布，許其三年不犯榜上除名，這麼一來，犯事的自然少，加上“依靠群眾”，耳目眾多，有外面來流竄作案者，多半逃不掉。平時百姓的爭執，他倒是經常引經據典，三下五除二，調解開了，其中很多典故，其實就是蒙人，蒙人蒙到兩家不吵架，不打官司，也是積德。因此，周圍的縣，老百姓有了難解之事，也會來找他排解。
按清朝的規矩，翰林是士林金字塔的**，凡是做過翰林者，即使外放做縣令，也是老虎班，上司照例高看一眼，升職排班，一律優先，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升官的。可是，既能作詩，也能做事的袁枚，身列老虎班，卻總也升不上去，不僅升不上去，而且知縣從大縣富縣，做到了窮縣小縣，從江蘇做到陝西去也。十年官場蹭蹬，少年袁枚變成了中年袁枚，人到中年，百事看得開，於是辭官不做，在金陵附近買了塊地，據說此地當年謝安待過，人稱謝公墩，修了一座隨園。從此袁枚在園子裡飲酒作詩，做起了職業詩人，當然也是名士。各個朝代的慣例，做了名士，仕途也就甭想了。
做了職業詩人兼名士的袁枚，詩作得好，當時連高麗琉球都高價求之。除了作詩之外，他還有兩件事特別有名。一件是關於美食的，袁枚著有《隨園食單》，記載了許多當時美食佳肴的做法。當時的隨園，種菜養雞養鴨還養豬和兔子，養法與眾不同，加上他自己就是廚子中的高手，率領眾多高廚，做出來的菜肴，自是別具一格。當時的隨園，經常高朋滿座，有次開筵，客人居然達500人。各處達官貴人、詩人名流，隻要路經金陵，沒有不去隨園的。第二件是為人風趣，善解人意。到隨園的人，除了可以飽口福，還可以飽耳福，隨園老人（袁枚）的詼諧風趣，無人可及。《清史稿》說他，“……詼諧麩蕩，人人意滿。後生少年一言之美，稱之不容口”。一個朋友死了，他把朋友欠他的五千金債券，一把火燒了，而且還拿出錢來幫助朋友的後人。
善於美食美言的袁枚，也會掙錢，否則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銀子哪裡來。袁枚的官運不佳，但文名遠揚，四方貴人和富人，求他給死去的爹娘寫墓志銘的，不知幾幾。求人例有高報酬，看在錢的份上，袁枚有求必應，來者不拒，你要什麼，我寫什麼，反正*後胡亂寫的，他都不收進自己的集子，隻當是掙錢的買賣。
第二樁掙錢的買賣，是收弟子。中國是詩之國，雖說清朝詩有點衰，但喜歡作詩的人還是很多，加之袁枚不僅能詩，而且善繪，一手文人畫，也很出名。因此，四方慕名而來拜在門下者，相望於道。袁枚不僅收男弟子，還收了十三個女弟子，既教詩，也教畫。這種事，在那個時代，很為人所詬病，男女授受不親，但袁枚是名士，是有大纔而棄官不做的名士，這種人，歷朝歷代都會有所優容，因此，罵歸罵，皇帝卻沒有問罪。
袁枚是乾隆四年的進士，一生都生活在乾隆這個“聖主”的影子裡。
按說，這樣一個既能作詩，又為能吏的少年纔俊，理應得到賞識，可是，恰是皇帝本人不喜歡這位纔華橫溢的詩人加能吏。按清朝的慣例，全國進士出身的官員，皇帝都要親自考查，*何況是做過翰林的。袁枚太聰明，太有纔情，也太能干，稍微有點愛纔之心的上司，都不能不喜歡他。但是，乾隆是“英主”，是自恃詩纔和學問比所有臣子都強的十全老人，他不可能容忍一個纔情和天分都比他高的全纔，這樣的全纔，即便冒出來了，也不能讓他升上來。相比來說，皇帝寧可用庸材，因為庸材方可以顯示出皇帝的高明，如果有纔，也得含蓄一點，在皇帝面前裝點傻，纔可以過得去。少年得志的袁枚，自然不可能像六十歲纔發跡的瀋德潛那樣深藏不露，揚己露纔，在所難免，因此，仕途失意是必然的，皇帝沒有找個茬子把他殺掉，已經算是很有雅量了。
文人之舌文人的口舌是惹禍的根苗，也是謀生的工具。眾多三家村學究、私塾的教書先生，無日不賴此為自家換取衣食。就是那些混到廟堂之上的士大夫，無論晉升還是保級，舌頭都是離不了的。在遊說得官的年代，張儀在被人暴打一頓之後，醒過來說的**句話就是：我的舌頭還在嗎？後來得官之途改道了，從**變成考試，但做官的人，還是得會說話。
做官首先要建言，對政務提出建議和看法。建言可以通過文字的方式，但開會的時候，總要說話，面對面的對話顯然*要緊些；其次是拍馬，拍馬也一樣可以有文字的形式，但直接拍、當面拍，立竿見影；其三是“ 忽悠”，讓別人相信你、同意你的看法。這非得直接而且當面纔會有效。
不過，但凡說話，就有風險。拍馬屁也有拍到馬腿上的時候，某些出身草莽、居心叵測的皇帝，比如朱溫和朱元璋，還經常設套引誘臣子來拍馬，然後安個欺君的罪名殺了。比如朱溫就曾經跟臣子說：柳木做車軸好。臣子馬上附和道：當然好。朱溫大怒：你們玩兒我，柳木怎麼能做車軸，車軸必須用棗木做！於是附和的倒霉鬼就真的變了鬼。
至於建言和忽悠，危險就*大，尤其是面對君主的時候，伴君如伴虎，不知道什麼時候踫了龍須，龍顏大怒，自己喫飯的家伙就沒了。所以，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鏞說，做官要多磕頭，少說話。少說話也還是得說話，為了防止說錯，唐朝的蘇味道告訴你要“模稜”，含含糊糊，藏頭縮尾，到處留下活扣，見機行事，看風轉舵。
*惹禍的舌頭，是跟領導過不去的那種。上司說東他偏說西，上司說西瓜好，他偏說南瓜也不錯。中國文人因為管不住舌頭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獄的，不知有多少，但是不吸取教訓的仍然比比皆是。這樣的人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自己覺得皇帝做得不對，給皇帝提意見的，學名叫諍諫；一種是自說白話，發**奇異可怪之論，不僅皇帝聽了不順耳，連一般人都接受不了。**種比較常見，在明朝之前，朝廷裡設有專門的官員，專職干這個。但別的官員如果想要說點什麼，在理論上也是可以的。
這種事情，平常往往不顯山不露水的，隻有在**時期，或者趕上了** 之人，動靜就特別大。比如東漢後半段，外戚、宦官換著專權，把官爵拿出來當街叫賣，於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了，前赴後繼地出來說話，太學生們也跟著起哄，鬧**，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動用專政工具，打的打，殺的殺，抄的抄，趕的趕。明朝中葉以後，宦官再一次專權，這一次*厲害，干脆做了“立皇帝”，士大夫又嚷了起來，結社集會，不依不饒。當然朝廷也*有辦法，干脆扒了褲子當廷打屁股，一直打到稀爛，斷了氣。
然而，真正令統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頭，是那種雖然未必就具體的朝政說三道四，但是卻對統治的意識形態不敬的，所謂，“得罪名教”者。
東漢的王充，非孔刺孟，由於當時法網不嚴，讓他滑了過去。接下來孔融仗著自己是聖人之後，混說什麼“父子之間有什麼親情道義，當爹的制造孩子，當初無非是出於情欲，而子之於母，就像瓶子裡面盛東西，東西出來了就兩不相干”。結果被曹操辦了，連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一並提前見乃祖去也。明朝的李贄，讀了幾本佛經，就說《論語》、《孟子》無非是聖人門下的懵懂弟子胡亂記的筆記，有頭無尾，殘缺不全。*令人不堪的是，雖然歷代都儒表法裡，行申（不害）、韓（非）之政，但卻不能說破，偏這個李贄，公開說申、韓的好話，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於是，李贄以古稀之年，被捉將官裡去，斷送了老頭皮。清朝文字獄*盛，但* 大多數無非是皇帝自己神經過敏，白日見鬼，隻有呂留良、曾靜案，纔是真的“大逆不道”，呂留良在講學中高揚民族大義，鼓吹反清，雖然未必得罪名教，但在華夷之辨上，戳痛了雍正皇帝，於是已經死掉的呂留良被挫骨揚灰，呂氏一族滿門抄斬。
看來，文人*大的禍患，在於有一個不合時宜而且又能說出點名堂的舌頭。
P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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