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在歷史邊上的瞭望

寫下這個題目，不覺有辱斯文，因為廣義地說，儒生即傳統社會的知識分子，而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知識分子就是社會良心之所繫。因此，即使他們“仕”而成“癮”，那也多半是因心繫廟堂或心憂天下所致，於情於理似皆不必苛求。但一想到**的知識分子雖已退處社會的邊緣，而“官癮”卻絲毫不減，就覺得把儒生的做官情結拿來解剖一下，或許不無裨益。
被儒生尊為聖賢的孔子*早提出“學而優則仕”的觀點，此後便被讀書人奉為圭臬。做官必從讀書始，讀書一心為做官。到了唐朝，國泰民安，出了很多大詩人，寫了很多好詩。可除了賈島等幾個痴痴地琢磨是“僧推月下門”還是“僧敲月下門”之外，大部分是把寫詩當作進入官場的敲門磚的。被詩壇視為“鬼纔”的李賀就發出過“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的慨嘆。被尊為“詩仙”的李白，其官癮也大得很。李白寫詩隻是業餘愛好，心之所繫首在長安。他的《與韓荊州書》讀來就肉麻，“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其實，識韓荊州就是為封萬戶侯，因為“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以詩纔自負的李白既想做官又不願意考科舉，一級一級往上爬，所以就夢想走捷徑，希望憑著自己幾首小詩而一舉成名天下知。但他畢竟是詩人，對官場的認識也太少，於是他走的以詩“干謁”當道、謀取進身的仕途之路比考科舉還要漫長。見召進京時已是42歲，過了人生“不惑”的年齡。可是他居然“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這份高興勁就如得了糖果的小孩，真是雖到不惑之年而“惑”心不去。被尊為“詩聖”的杜甫，因為出身於書香仕宦之家，自小就立志要“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曾兩次參加科舉考試，都鎩羽而歸。無奈之下，他也以詩干謁權門，並在長安蹭蹬十年之久，纔謀到一個縣尉的低級差使，覺得很沒面子，便沒去赴任。
當然，古之儒生那麼多，自然也有身在官場而能從官場中超脫出來的，蘇東坡即算一例。他雖然也有官癮，因為如果隻寫幾句 “大江東去”的詞，而沒有官俸，朝雲就不能安心侍候他了。但他雖入官場卻又深知自己“滿肚皮不合時宜”，於是對個人升降並不特別在意，寵辱不驚。隻可惜，大多數的傳統儒生不能達到這一步，所以一生總是為官癮所困，及至醒悟，已為時晚矣。正如袁宏道所雲： “少時望官如望仙，朝冰暮熱，想不知有無限光景，一朝到手，滋味乃反儉於書生。至於勞苦折辱，不啻百千倍之，奈何不令人催撞息機也，譬如嬰兒見蠟糖人，啼哭不已，及一下口，唯恐唾之不盡。” 至於那些把“勞苦折辱”當享受的官迷們就又如清道光年間的宰相曹振庸所形容的：“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在朦矓，議也毋庸，駁也毋庸。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贊襄要和衷，好也彌逢，歹也彌逢。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流芳後世*無窮，不謚文忠，便謚文恭。”這當然隻有一副奴纔相，而沒有半點小孩嚼蠟的感覺，當然所謂的良心也早就被狗喫了。
梁啟超曾形像地刻畫了晚清士人擠向北京官場獨木橋的盛況： “居城廂內外旅館者恆數十萬，其十之八九皆為求官來也。而其住各會館及寄食於親友家者，數且相當京師既若是矣，各省也莫不然。
大抵以全國計之，其現在日費精神以謀得官者，恐不下數百萬人。
問其皇皇求官之故，為作官榮耶？為作官樂耶？皆不然，蓋大率皆舍作官外*無道以得衣食。質言之，則凡以謀生而已。”這真是說得很到位，讀書為了做官，而之所以要一門心思做官又是為了謀生。
讀書人除了讀書、做官外，實在沒有其他的技能可以找到謀生的出路，這纔是真正的可悲又可嘆。
既然以做官為謀生之手段，這“官”做得如何？是“清官”還是“貪官”？就難以預料了。這些人恐怕早把聖賢教導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丟到爪哇國去了。因此，袁宏道又說，這些人是“貪欲無厭人也。但有一分利可趁，便作牛亦得，作馬亦得，作雞犬亦得，*為污下，*為可厭”；至於那些覺得做官有無窮滋味的奴纔就*是覺得“愈勞愈佚，愈苦愈甜，愈啖愈不盡，不窮其味不止。若奪其官，便如奪嬰兒手中雞子，啼哭隨之矣”。
**的知識分子雖然也還有很多做著官的和很多想做官的，但這做官的情結畢竟在日趨淡化。究其原因，一是因為如今的讀書人已從社會的中心退到社會的邊緣；二是因為社會的進步，謀生的渠道多了，發財的渠道也多了，大家不必再擠官場獨木橋了。所以，吾輩遭逢**，實在比古之儒生要榮幸得多。因此，假若你做不了官，亦不必特別在意，而應當心境恬然，美滋滋地享受眼下多彩的人生！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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