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劉瑜、熊培雲、許知遠聯袂主編——“理想國譯叢”（MIRROR）繫列之一（008）——保持開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豐富性與復雜性。本書有許知遠專文導讀，揭開“沉默的記憶”。

1.《耳語者》是一部揭示斯大林時代普通蘇聯人家庭生活的口述歷史。它**次深入探索了斯大林強權體制之下，普通人窒息的生存狀態和扭曲的內心世界。沉默，背叛，堅守，妥協，抑或曲意迎合? 在一個全面控制的時代，是否應該讓內心的道德、不安的聲音**沉睡？

2.《耳語者》所講述的斯大林時代蘇聯的每一個瘋狂、悲慘、殘暴、荒謬的事件背後，深藏著一顆顆顫抖、麻木、兇殘、勇敢、堅毅、悔恨的心靈。歷史的荒誕、不可思議，讓人脊背發冷。

3.《衛報》《泰晤士報》《觀察家》《每日電訊》等媒體同時**的“年度圖書”。《時代》、《紐約時報》、《經濟學人》、《莫斯科時報》、《波士頓環球報》、《新政治家》等**各大媒體鼎力**。

斯大林時代(1924-1953)既是一個全面控制時代 的開端，也是它的高潮時刻。經過改造的蘇維埃人， 既恐懼政治權力，又對它無比崇拜。他們幾乎每個人 都成了“耳語者”——或藏身於角落竊竊私語、互訴 衷腸，或暗中迎合，成為向當局告密的舉報人。許多 關於蘇聯的歷史著作都聚焦於恐怖的外在現像——古 拉格、逮捕、判刑、囚禁甚至殺害，卻幾乎沒有人關 注普通的蘇聯人過著一種怎樣的私人生活，他們的真 實想法和感受是什麼。 英國著名蘇俄史學者、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教授 奧蘭多·費吉斯編著的這本《耳語者》所關注的正是 最為廣泛的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和內在心靈，是第一部 深入探索斯大林時期個人和家庭生活的口述歷史著作 。盡管在書中幾乎每一頁都能感受到斯大林的存在， 但是《耳語者》並不講述斯大林本人，講的是，斯大 林主義如何滲入普通人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響他們 的價值觀和人際關繫。本書也並不試圖解說恐怖的起 源，或描述古拉格的興衰；隻想解釋警察國家如何在 蘇維埃社會扎根，讓數百萬普通百姓卷入恐怖制度， 或是沉默旁觀者，或為積極合作者。正如俄羅斯歷史 學家米哈伊爾·格夫特所說，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 和持久遺產，既不在於國家結構，也不在於領袖崇拜 ，而在於“潛入我們內心的斯大林主義”。 而對於這一切，我們絕不陌生。 斯大林時代（1924—1953）既是一個全面控制時代的開端，也是它的高潮時刻。經過改造的蘇維埃人，既恐懼政治權力，又對它無比崇拜。他們幾乎每個人都成了“耳語者”——或藏身於角落竊竊私語、互訴衷腸，或暗中迎合，成為向當局告密的舉報人。許多關於蘇聯的歷史著作都聚焦於恐怖的外在現像——古拉格、逮捕、判刑、囚禁甚至殺害，卻幾乎沒有人關注普通的蘇聯人過著一種怎樣的私人生活，他們的真實想法和感受是什麼。 《耳語者》所關注的正是最為廣泛的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和內在心靈，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時期個人和家庭生活的口述歷史著作。盡管在書中幾乎每一頁都能感受到斯大林的存在，但是《耳語者》並不講述斯大林本人，講的是，斯大林主義如何滲入普通人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響他們的價值觀和人際關繫。本書也並不試圖解說恐怖的起源，或描述古拉格的興衰；隻想解釋警察國家如何在蘇維埃社會扎根，讓數百萬普通百姓卷入恐怖制度，或是沉默旁觀者，或為積極合作者。正如俄羅斯歷史學家米哈伊爾·格夫特所說，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遺產，既不在於國家結構，也不在於領袖崇拜，而在於“潛入我們內心的斯大林主義”。 而對於這一切，我們絕不陌生。

導讀：沉默的記憶/ 許知遠
家族樹
斯大林時期蘇聯相關地圖
引言
第一章：1917 年的孩子(1917—1928)
第二章：大轉變(1928—1932)
第三章：對幸福的追求(1932—1936)
第四章：大恐怖(1937—1938)
第五章：大恐怖的餘波(1938—1941)
第六章：“等著我吧”(1941—1945)
第七章：普通的斯大林主義者(1945—1953)
第八章：歸來(1953—1956)
第九章：記憶(1956—2006)
後記及致謝
注釋
資料來源
譯名對照表
【導讀：沉默的記憶】/ 許知遠
【家族樹】
【斯大林時期蘇聯相關地圖】
【引言】
第一章：1917 年的孩子（1917—1928）
第二章：大轉變（1928—1932）
第三章：對幸福的追求（1932—1936）
第四章：大恐怖（1937—1938）
第五章：大恐怖的餘波（1938—1941）
第六章：“等著我吧”（1941—1945）
第七章：普通的斯大林主義者（1945—1953）
第八章：歸來（1953—1956）
第九章：記憶（1956—2006）
【後記及致謝】
【注釋】
【資料來源】
【譯名對照表】

【引言】/ 奧蘭多·費吉斯 安東尼娜·戈洛溫娜8歲時，與母親和兩個弟弟一起，流放到遙遠的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父親在俄羅斯北部的農莊集體化運動中，作為“富農”被捕，被送去勞改營3年，家裡的財產、農具、牲畜都歸了集體農莊。母親僅得一小時時間來準備長途旅行的行裝，戈洛溫一家世代居住的房舍被拆，剩下的家人作鳥獸散。安東尼娜的哥哥姐姐、祖父母、叔叔姨媽以及表親們，四下逃竄，試圖躲過此劫。但到*後，多數仍然被抓，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或被遣送去古拉格勞改營，其中多人從此銷聲匿跡。
安東尼娜先在“特殊定居地”待了3年。那是一個伐木營地，沿河設置了5座木結構營房，安置了1000名“富農”和他們的家人。**個鼕天，大雪壓垮其中的兩座營房，流亡者不得不在凍土上挖穴而居。大雪切斷交通，沒有糧食補給，人們隻得依靠隨身從家鄉帶來的干糧。多人死於饑餓、嚴寒、傷寒，尸體多得無法全部掩埋，隻好凍成一垛，等到春天冰化，再投入河中。
1934年12月，安東尼娜和家人自流放地返回，與父親重聚，遷入佩斯托沃鎮的一個單間房，該鎮聚居了大批前“富農”和他們的家人。她承受的創傷在心靈中留下深深的痕跡，其中*深的即是她的“富農”出身。在一個處處講階級成分的社會裡，安東尼娜屬於“階級敵人”，不配獲得高等教育及其他就業機會，在斯大林時代不時席卷全國的恐怖浪潮中，很容易遭到迫害和逮捕。這種自卑感積累形成了她所謂的“恐懼感”——“我們是富農，政府可以生殺予奪，沒有任何權利，隻能在默默無言中忍受”。她在學校裡受到其他孩子的欺負，都不敢自衛。有一次，教師找安東尼娜的碴，在全班同學面前說她“那種人”就是“人民公敵，窮酸的富農！遭到驅逐也是罪有應得。我希望你們都在那裡死*”！安東尼娜深深感到不公和憤慨，真想呼喊出來，以示抗議，但*深沉的恐懼卻逼迫她緘默不語。
這種恐懼滲透於安東尼娜的一生，克服它的**方法是全身心地融入蘇維埃社會。安東尼娜是一名聰明的女子，性格堅強。她下定決心克服自己出身的包袱，努力學習，冀望有**能在社會中獲得平等認可。盡管遭遇歧視，但她學習成績**，信心益增，甚至加入了共青團。共青團領導看重她的主動積極和能力，對她的“富農”出身視而不見。到18歲時，安東尼娜作出一個關乎自己命運的大膽舉措：她決定向組織隱瞞自己的出身——這帶有極大的風險——甚至偽造有關文件，以便就讀醫學院。她在列寧格勒的生理研究所工作了40年，從沒與朋友或同事談及自己的家史。她現在聲稱，之所以成為共產黨員（直到該黨在1991年遭到取締），不是因為相信它的意識形態，而是想轉移他人的猜疑，以保護自己的家庭。她也許認為，入黨將有助於自己的職業生涯。
安東尼娜對她的先後兩任丈夫都隱瞞了自己的過去，而她與他們同居的時間都超過了20年。她與**位丈夫格奧爾基·茲納緬斯基是終生朋友，卻很少談及各自的家史。1987年，格奧爾基的姨媽來訪時說漏了嘴，安東尼娜方纔獲悉，他的父親原是遭布爾什維克處決的沙皇海軍軍官。這麼多年來，安東尼娜竟茫然不知，這位與自己結婚的男人竟和自己一樣，青少年時期也是在勞改營和“特殊定居地”度過的。
安東尼娜的第二任丈夫是愛沙尼亞人，名叫鮑裡斯·約翰遜，也來自“人民公敵”家庭，其父親和祖父1937年被捕，她也一無所知。她自己從不向他透露自身的經歷，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其時，由於戈爾巴喬夫的開放政策，以及媒體對斯大林鎮壓的公開批評，他們受到鼓勵，方纔啟齒。另外，安東尼娜和格奧爾基也借機袒露了互相隱瞞40多年的秘密，但仍擔心共產黨的反擊，便商定不讓當教師的女兒奧莉加知道。他們認為，如果斯大林主義者卷土重來，蒙在鼓裡反而能給奧莉加提供某種保護。直到1990年代中期，安東尼娜纔逐漸衝破恐懼，鼓起勇氣，將自己的“富農”出身告訴女兒。
《耳語者》揭示了很多被刻意隱瞞的家史，像戈洛溫娜家一樣，**次將斯大林暴政下普通蘇維埃公民的內心世界公之於眾。很多書籍描述了恐怖的外表——逮捕、審判、古拉格的奴役和屠殺——但《耳語者》**詳盡探討了它對個人和家庭刻骨銘心的影響。在斯大林的統治下，蘇維埃人民如何過私人生活？他們真實的思想和感受是什麼？*大多數城市人口寄居在共用公寓，一家乃至多家合用狹小的住所，隔牆都能聽到相互的交談，究竟能有怎樣的私人生活？當**通過立法、監督、思想控制來橫加干涉，幾乎無遠弗屆，私人生活到底還有何意義？ 像安東尼娜一樣，數以百萬計的人因親屬受到鎮壓而生活在不間斷的恐懼之中。他們如何應付這種不安全？一方面，自然感受到蘇維埃制度的不公和異化；另一方面，又要設法從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定位。他們如何獲得平衡？為了補救他們的“歷史污點”，為了變成社會中的平等成員，他們又作出了何種調整？安東尼娜在反思自己經歷時說，她從沒真正相信黨和它的意識形態，但作為蘇維埃專業人士，仍為自己的身份感到驕傲。這意味著，作為一名醫生，她接受了該制度的基本目標和原則。也許，她在過著雙重生活：公共生活中，她遵循蘇維埃的規範；私人生活中，她又受制於基督徒農民的價值觀。體驗這種雙重生活的，有許多蘇維埃人士。當然，另外還有不少“富農”孩子，*不用說還有貴族或資產階級出身的孩子，與自己的過去**決裂，在思想和感情上全心全意投入蘇維埃制度。
《耳語者》的主要舞臺是家庭道德領域，探討各式家庭如何應對蘇維埃政權的壓力。如果學校、共青團等機構向年輕一代灌輸的蘇維埃新道德和共同目標，與自己的價值觀發生衝突，家長如何保存自己的傳統和信念？又如何傳給下一代？恐怖制度下的生活，對私人之間的親密造成何種影響？當丈夫、妻子、父母突然變成“人民公敵”而被捕時，家人會作出何種反應？作為忠誠的蘇維埃公民，他們如何處理胸中的郁結，是信任自己所愛的人呢，還是相信自己所害怕的政府？在斯大林統治下的道德真空中，情感還有多大能耐？生存的策略是什麼？沉默，謊言，友誼，背叛，抑或塑造數百萬人生的道義上的妥協和遷就？ 沒受斯大林恐怖影響的家庭甚少，按保守的估計，從斯大林接掌黨權的1928年到這名獨裁者去世的1953年，約有2500萬人受到蘇維埃政權的迫害。1953年終告結束的，如果不是他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中所開發的制度，至少也是其本身的恐怖統治。這2500萬人——遭行刑隊處決的人、古拉格政治犯、流放至“特殊定居地”的“富農”、遭到強制奴役和驅逐的少數民族——約占了總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蘇維埃總人口估計是2億，換言之，平均每1.5戶家庭即有1人。這個數字並不包括死於饑荒或戰爭的。除了死去或遭受奴役的數百萬人，還有數千萬斯大林統治下的受害者親屬，他們的人生遭受了驚心動魄的摧殘，至今仍在吞食這苦澀的社會惡果。古拉格所造成的多年分離，使家庭難以重聚，使親情和友情一去不復返，人們再也無法返回“正常的生活”。
斯大林統治的持續惡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個沉默而順從的民族，像安東尼娜一樣，學會了緘口不談自己的過去——同樣的，有人甚至欺瞞自己*私密的親友。孩子受到教誨，千萬小心，以免禍從口出，不要將家裡事講與外人，在外看到什麼，也不要提供自己的判斷或批評。“我們孩子必須學會聽和講的規矩。”一名成長於20世紀30年代的布爾什維克中層官員的女兒如此回憶： 如果偷聽到大人的耳語，或是背著我們的悄悄話，我們都很清楚，*不能轉述給任何外人。甚至讓大人知道我們已聽到他們的悄悄話，都會有麻煩。有時，大人脫口說了什麼，然後告訴我們“隔牆有耳”，或“小心你的舌頭”，或其他表述，我們馬上就懂，他們剛剛說的，本是我們不應聽到的。
另一名女子——其父親被捕於1936年，記得： 我們從小就學會了閉嘴。“舌頭會給你帶來麻煩”——這是大人一直叮囑我們孩子的，我們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發表意見。媽媽常說，兩人之中必有一名舉報人。我們害怕鄰居，特別是警察……即使在**，我看到警察仍會怕得發抖。
在一個被認為口太松就會被捕的社會中，家庭抱成一團以圖生存。他們學會過雙重生活，掩飾自己有悖於蘇維埃規範的信息、意見、宗教信仰、家庭價值、傳統和私人生活模式。他們設法避開危險的鄰居耳目，有時甚至是自己的孩子，於是就學會了耳語。
俄羅斯語言中有兩個詞代表“耳語者”——**是指怕人偷聽而竊竊低語的人（shepchushchii），第二是指暗地裡向當局彙報的舉報人（sheptun）。個中的區別起源於斯大林年代，其時，整個蘇維埃社會全由耳語者們組成，或是**種，或是第二種。
《耳語者》並不講述斯大林，但與他的政治直接相關，在每一頁當中，可感受到他的存在。它講的是，斯大林主義如何融入人們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響他們的價值觀和人際關繫。本書並不試圖解說恐怖的起源，或描述古拉格的興衰；隻想解釋警察**如何在蘇維埃社會扎根，讓數百萬普通老百姓卷入這恐怖制度，或是沉默旁觀者，或是合作參與者。如俄羅斯歷史學家米哈伊爾·格夫特所敘述的，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遺產，既不在於**結構，也不在於**崇拜，而在於“潛入我們內心的斯大林主義”。
歷史學家在透析斯大林主義的內心世界這一課題上姍姍來遲，直到*近，大多數研究仍與公共領域有關，譬如政治、意識形態、“蘇維埃群眾”的集體經驗。個人——如真有出現——主要是向當局提出申述的人士（已變成公眾人士，不再是私下或家裡的個人）。普通老百姓的私人領域，基本上是秘而不宣的，其主要原因是來源匱乏。在前蘇維埃和黨的檔案中，大多數的個人收藏屬於政治、科學、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收藏中的文件是主人精心挑選後捐贈給**的，大多涉及這些人的公眾生活。在為本書做調查的初期，我們曾瀏覽數千份個人收藏，但其中披露家庭或私人生活的，實在是寥若晨星。 出版於蘇聯的回憶錄，或在1991年前業已公開的蘇維埃檔案，一般並不披露作者的私人感受，但也有例外，特別是1985年之後在開放政策時期出版的文字。發表在西方的回憶錄，不管是來自蘇聯流亡知識分子，還是斯大林鎮壓的幸存者，都存有同樣的缺陷。它們被廣泛認作“沉默者”的“真實聲音”，讓我們了解普通公民是如何應對斯大林恐怖的。在冷戰高峰期的1980年代初，斯大林政權在西方的形像，主要以這些知識分子的幸存敘述為主，特別是葉夫根尼婭·金茲伯格和娜傑日達·曼德爾施塔姆。她們提供了**手資料，以證明個人精神是反抗蘇維埃暴政的內在力量。這種道德視野——在1991年的“民主”勝利中獲得了兌現和像征——對蘇維埃政權倒塌後的回憶錄具有廣泛的影響力。它也深深打動了歷史學家，使他們在1991年之後，比以前*傾向於強調人民對斯大林獨裁的反抗。對許多幸存者來說，尤其是矢志於自由和個人主義的知識分子，這些回憶錄確實揭示了真相。但是，它們無法為千百萬普通老百姓代言。不少斯大林政權的受害者，並不同樣心懷這種內心的自由或異議。恰恰相反，他們默默接受和內化了該制度的基本價值，盡可能順從它的公共規則，甚至在犯罪過程中淪作為虎作倀的幫手。
出現在檔案中的日記呈各種形式（作家日記、工作日記、文學年鋻、剪貼簿、每日紀事，等等），初看似乎很有價值。但相對來說，出自斯大林時代的日記，如果不願作牽強附會的解釋，其中袒露出作家真心感受和意見的，僅有極少一部分。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很少人甘冒書寫私人日記的風險。一旦被捕——幾乎可在任何時間，發生在任何人身上——*先沒收的就是日記，如果含有可解釋為“反蘇維埃”的想法或情緒，便可成為罪證（作家米哈伊爾·普裡謝維恩以細小潦草的字跡來記日記，即使用放大鏡也難以辨認，為的就是預防被捕後自己思想的暴露）。就整體而言，在蘇維埃時期出版的日記，其作者都小心翼翼，字斟句酌。1991年之後，湧現出越來越多的日記——包括蘇維埃社會中下層人士的——或來自前蘇維埃檔案，或歸功於人們的自發募集，例如莫斯科人民檔案（TsDNA）。但總的來說，斯大林時代的日記，其數量仍然太少（尚未公開的前克格勃檔案中可能還有），無法就普通公民的內心世界得出結論。研究私人生活的歷史學家還需要面對“蘇維埃語”（Soviet-speak）的問題，很多日記千篇一律，所表達的思想都循規蹈矩。如果不知道寫日記的動機（恐懼、信仰、風氣），便很難解讀這些日記。
近幾年來，部分歷史學家將注意力投向“蘇維埃主觀性”（Soviet subjectivity），研讀文學和私人的文本（主要是日記），強調正統意識形態對公民內心世界的主宰程度。他們認為，要偏離蘇維埃政治的公共話語，僅作自身的思考和感受，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如果產生了非分的想法或情緒，很可能被當做“自身危機”，而接受自覺自願的剔除。蘇維埃的價值和理念已滲透人的內心，這的確是《耳語者》中眾多研究對像的特征。其中僅有極少數人，以自我改進的方式來認同斯大林制度，成為這些歷史學家所謂的“蘇維埃主觀性”的代表。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人們意識中的舊價值和舊信仰，或被中止，或受壓抑，被本書反映出的蘇維埃心態所取代。人們接受這種心態，並不是出於“成為蘇維埃人”的渴望，而是出於羞恥和恐懼。就是在這種意義上，安東尼娜決心努力攻讀，成為社會中的平等人——以此來克服自己作為“富農”子女的自卑感（即她所經歷的“恐懼感”）。對大多數人來說，包括許多斯大林政權的受害者，融入蘇維埃制度是生存的出路，也是掩埋疑慮和恐懼的必要途徑。如果大聲說出，生活便會變得難以為繼；相信和參與蘇維埃的活動，使他們的痛苦獲得意義；如果沒有崇高的目標，他們可能會走投無路，陷入*望。在此借用另一位“富農”孩子的話——“相信斯大林的正義……使我們*容易接受處罰，並帶走我們的恐懼”。他本人作為“人民公敵”被流放多年，然而，終其一生卻是一名心悅誠服的斯大林主義者。
與口述歷史相比，這種心態在斯大林時代的日記和信件中較少出現——其內容一般得遵循蘇維埃的規則和禮貌，承認恐懼是*不容許的。研究斯大林政權的歷史學家，愈益轉向口述歷史的研究手法。與任何受制於記憶誤差的其他學科一樣，口述歷史也有其方法上的缺陷。在學會了耳語的俄羅斯，對蘇維埃歷史的追憶又充斥著編造的神話和意識形態，這些缺陷因此變得格外麻煩。數百萬人曾因出言不慎而遭告發，鋃鐺下獄。許多有此經歷的老年人，看到手持麥克風（與克格勃掛鉤的設備）的研究人員，馬上變得格外謹慎。這些幸存者出於恐懼、羞恥、禁欲主義，壓抑和遏制自己的痛苦回憶。很多人無法反思過去的生活，因為他們已習慣於逃避令人尷尬的問題，包括做出怎樣的道德選擇，來界定自己在蘇維埃制度中的成功。其他人則不願承認自己的所作所為，往往以事後諸葛的動機和信仰，作出各種各樣的辯解。盡管有這些挑戰，在很多方面又恰恰因為如此，處理得當的口述歷史，可為專門研究私人生活的歷史學家提供巨大的好處。這意味著要對照家庭和公共檔案的書面記錄，盡可能嚴格地核查受訪者的證據。
《耳語者》引述的數百份家庭檔案（信件、日記、私人文件、回憶錄、照片、實物），迄今都被斯大林恐怖時期的幸存者藏匿在俄羅斯各地的秘密抽屜中或床墊下。我們在每戶人家仔細采訪年齡*長的成員，隻有他們方能解說這些私人文件，並將之與基本上諱莫如深的家史掛上鉤。與本書相關的口述歷史項目，側重於家庭和個人的內心世界，明顯不同於以往的口述歷史，後者主要是社會學的，比較關注恐怖時期的外部細節和古拉格的經歷。這些資料組成了一份特殊檔案，是斯大林時代私人生活的*大文件彙集之一。
《耳語者》所講述的這些家庭，代表了蘇維埃社會相當廣泛的橫截面。他們具有各式社會背景，來自俄羅斯各地的城市、集鎮、村莊，既有遭受迫害的，也有參與鎮壓的。他們或在內務人民委員會任職，或是古拉格管理人員。另外還有未受影響的家庭，但從統計學的角度看，其數量極少。
《耳語者》憑借這些材料，圖解了整整一代人的故事。他們生於革命初期，主要在1917年到1925年之間，其經歷隨蘇維埃制度的軌跡波動而變遷。到了後面的章節，本書又為他們的後裔提供發言機會。為了理解該制度的遺毒，多代跟蹤的方式很重要。在四分之三個世紀中，蘇維埃制度對家庭的道德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尚無其他的極權制度對其臣民的私人生活造成如此深遠的衝擊——包括共產主義東方（經常與斯大林政權相比的納粹獨裁統治僅持續12年）。本書的與眾不同之處，還在於以長遠眼光來看待斯大林現像。有關這一題材的現有歷史敘述，主要集中於20世紀30年代——仿佛隻要弄清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就可把握斯大林政權的本質。但大恐怖隻是斯大林統治時期中*為兇殘的一段（它占了1917至1955年政治處決案件中的85％），隻是一繫列浪潮般湧來的迫害之一（1918—1921、1928—1931、1934—1935、1937—1938、1943—1946、1948—1953），每一次都吞噬許多人的性命。古拉格勞改營和“特殊定居地”人口數量的**並不在1938年，而在1953年。斯大林死後幾十年，數百萬人仍身受其漫長暴政的遺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