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書迄今誕生90年，尚具有巨大影響力的近代史專著，與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三足鼎立，是中國近代史的開山之作。 鐵嘴李敖罵遍民國政壇權要、名流雅士，唯獨不罵蔣廷黻，非但不批，還備極推崇。 本書新增四萬餘字蔣廷黻史學專論，使用進口輕型紙張，閱讀時可以平攤展開，充分享受閱讀帶來的幸福感。\"

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從洋務運動到百日維新，從曾國藩到康有為，從李鴻章到孫中山，本書將近百年的演變和人物娓娓道來，沒有枯燥的考據，沒有史料的堆砌，卻盡顯國家前途、民族命運和社會發展趨勢。 　　本書以中國的近代化為線索，認為“中國人能否近代化將關繫國家興亡”，主要闡述了面對“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近代人所做的自強努力及其失敗的原因，進而提出“近代化國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經濟，並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國民，半新半舊是不中用的。” 　　本書構建的史學框架和斷代史體繫，曾引領了近代史研究的風潮，為後來的研究者所推崇，被稱為近代中國史研究的開山之作。

\"蔣廷黻（1895—1965） 著名歷史學家、外交家。1911年隻身赴美求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1923年回國任南開大學第一任歷史繫主任，與梁啟超一起成為南開大學史學的奠基者。1925年調入清華大學任歷史繫主任之職。1935年棄學從政，1965年病逝於紐約。 蔣廷黻先生研究歷史反對“治史書而非史學”的傳統方法，采用“重綜合、重分析、重整體把握”的新史學方法，並將其引入當時尚屬荒漠的近代史領域，從而取得了極大的成就，被稱作“拓荒者”“開山的人”“近代史尚無第二人”。\"

\"總論
第一章　剿夷與撫夷
1. 英國請中國訂立邦交
2. 英國人做鴉片買賣
3. 東西對打
4. 民族喪失二十年的光陰
5. 不平等條約開始
6. 剿夷派又抬頭
7. 剿夷派崩潰
第二章　洪秀全與曾國藩
1. 舊社會走循環套
2. 洪秀全企圖建新朝
3. 曾國藩刷新舊社會
4. 洪秀全失敗
第三章　自強及其失敗
1. 內外合作以求自強
2. 步步向前進
3. 前進遇著阻礙
4. 士大夫輕舉妄動
5. 中日初次決戰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復興
1. 李鴻章引狼入室
2. 康有為輔助光緒變法
3. 頑固勢力總動員
4. 孫**提民族復興方案
5. 民族掃除復興的障礙
6. 軍閥割據十五年
7. 貫徹**的遺教
附錄一　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
1. 中西方關繫發生變化
2. 歐洲人的蠶食
3. 葡萄牙設法通商
4. 國外殖民勢力*替
5. 康熙帝的外交
6. 外交策略不進反退
7. 馬戛爾尼來華
8. 英國輸入鴉片
9. 鴉片戰爭前後
10.“撫夷”的難題
11.“剿夷”外交的代價
12. 俄羅斯侵吞國土
13. 自強運動的興起與失敗
14. 尾言
附錄二　琦善與鴉片戰爭
1. 引言
2. 琦善與鴉片戰爭的軍事關繫
3. 琦善與鴉片戰爭的外交關繫 \"

\"總論 中華民族到了十九世紀就到了一個特殊時期。在此以前，華族雖與外族久已有了關繫，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較低的民族。縱使他們入主中原，他們不過利用華族一時的內亂而把政權暫時奪過去。到了十九世紀，這個局勢就大不同了，因為在這個時候到東亞來的英、美、法諸國*非匈奴、鮮卑、蒙古、倭寇、清人可比。原來人類的發展可分兩個世界，一個是東方的亞洲，一個是西方的歐美。兩個世界雖然在十九世紀以前曾有過關繫，但是那種關繫是時有時無的，而且是可有可無的。在東方這個世界裡，中國是**，是老大哥，我們以大哥自居，他國連日本在內，也承認我們的優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紀，來和我們找麻煩的不是我們東方世界裡的小弟們，是那個素不相識而且文化根本互異的西方世界。嘉慶、道光年間的中國人當然不認識那個西方世界。直到現在，我們還不敢說我們**了解西洋的文明。不過有幾點我們是可以斷定的：**，中華民族的本質可以與世界上***的民族相比，中國人的聰明不在任何別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國的物產雖不及俄、美兩國的豐厚，然總在一般**水平線之上；第三，秦始皇的廢封建為郡縣及漢、唐兩朝的偉大帝國，足證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是故論人論地，中國本可大有作為。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我民族何以遇著**的難關呢？**，是因為我們的科學不及人。人與人的競爭，民族與民族的競爭，*足以決勝負的，莫過於知識的高低。科學的知識與非科學的知識比賽，好像汽車與人力車的比賽。
在嘉慶、道光年間，西洋的科學基礎已經打好了，而我們的祖先還在那裡做八股文，講陰陽五行。第二，西洋已於十八世紀中葉起始用機器生財打仗，而我們的工業、農業、運輸、軍事，仍保存唐、宋以來的模樣。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國的春秋時代，文藝復興以後的局面很像我們的戰國時代。在列強爭雄的生活中，西洋人養成了熱烈的愛國心，深刻的民族觀念。我們則死守著家族觀念和家鄉觀念。所以在十九世紀初年，西洋的**雖小，然團結有如鐵石之固；我們的**雖大，然如一盤散沙，毫無力量。總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紀，西方的世界已經具備了所謂的近代文化，而東方的世界則仍滯留於中古，我們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隻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的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世界上，一切**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並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個例子，日本原有土地不過相當中國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幾乎全是隋、唐以來自中國學去的。近四十年以來，日本居然能在**上做一個頭等的**，就是因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們還可以把俄國做個例子。俄國在十五世紀、十六世紀、十七世紀也是個落伍的**，所以那時在西洋的大舞臺上，幾乎沒有俄國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紀末年，正當我們的康熙年間，俄國幸而出了一個大彼得，他以專制皇帝的**，變名改姓，微服到西歐去學造船，學煉鋼。後來他又請了許多西歐的技術家到俄國去，幫助他搞維新。那時許多的俄國人反對他，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國粹黨。他不顧一切，奮鬥到底，甚至遷都到一個偏僻的、但是濱海的涅瓦河旁，因為他想靠就容易與近代文化發源地的西歐往來。俄國的近代化基礎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羅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就連斯大林也很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運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富強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紀初年，土耳其帝國的土地跨歐、亞、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戰的。但是在十九世紀百年之內，別國的科學、機械和民族主義有一日千裡的長進，土耳其則隻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歐洲列強的宰割。到了一八七八年以後，土耳其也有少數青年覺悟了非維新不可，但是他們遇著極大的阻力。**，土耳其的國王，如中國的清朝一樣，並無改革的誠意。第二，因為官場的腐敗，創造新事業的經費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費了。**沒有受到新事業的益處，人民增加了許多的苛捐雜稅，似乎**愈改革就愈弱愈窮。關於這一點，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國的近代史。第三，社會的守舊勢力太大，以致有一個人提倡維新，就有十個人反對。總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紀末年的維新是三心二意的，不**的，無整個計劃的。其結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戰中的慘敗，**幾致於滅亡。土耳其人經過那次大國難以後一致團結起來，擁護民族**凱末爾，於是始得復興。凱末爾一心一意為**服務，不知有他。他認識了時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國非**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學工業，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為土耳其的舊文字太難，兒童費在文字上的時間和腦力太多，能費在實學上的必致減少。現在土耳其立國的基礎算打穩了。
日本、俄國、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說的那個樣子。這三國接受了近代的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於是復興了，富強了。現在我們要研究我們的近代史。我們要注意帝國主義如何壓迫我們。我們要仔細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我們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我們如果能找出中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於抗戰建國就*能有所貢獻了。
第一章 剿夷與撫夷 1. 英國請中國訂立邦交 在十九世紀以前，中西沒有邦交。西洋沒有派遣駐華的使節，我們也沒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國去。此中的緣故是很復雜的。**，中西相隔很遠，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國來的船隻都是帆船。那時沒有蘇伊士運河，中西的交通須繞非洲頂南的好望角，從倫敦到廣州頂快需三個月。因此商業也不大。西洋人從中國買的貨物不外絲茶及別的**品。我們的經濟是自給自足的，用不著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時我們的**貿易總有很大的出超。在這種情形之下，邦交原來可以不必有的。
還有一個緣故，那就是中國不承認別國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國來，我們總把他們當做琉球人、高麗人看待。他們不來，我們不勉強他們。他們如來，必尊中國為上國並以藩屬自居。這個體統問題、儀式問題就成為邦交的大阻礙，“天朝”是*不肯通融的。中國那時不感覺有聯絡外邦的必要，並且外夷豈不是蠻貊之邦，不知禮義廉恥，與他們往來有什麼好處呢？他們貪利而來，天朝施恩給他們，許他們做買賣，借以羈縻與撫綏而已。假若他們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時中國不知道有外交，隻知道“剿夷與撫夷”。政治家分派別，不過是因為有些主張剿，有些主張撫。
那時的通商制度也特別，西洋的商人都限於廣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時候，西洋人曾到過漳州、泉州、福州、廈門、寧波、定海各處。後來一則因為事實的不方便，二則因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謂一口通商制度。在廣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兩季是買賣季，他們可以住在廣州的十三行，買賣完了，他們必須到澳門去過鼕。十三行是中國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與外國人做買賣的。十三行的行總是十三行的**，也是政府的交涉員。所有廣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總傳給外商，外商上給官吏的呈文也由行總轉遞。外商到廣州照法令不能坐轎，事實上官吏很通融。他們在十三行住的時候，照法令不能隨便出遊，逢八（也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領導到河南的“花地”去遊一次。他們不能帶軍器進廣州。“夷婦”也不許進去，以防“盤踞之漸”。頂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買中國書，不得學中文。**個耶穌教傳教士馬禮遜博士的中文教師，每次去授課的時候，身旁必須隨帶一隻鞋子和一瓶毒藥，鞋子表示他是去買鞋子的，而不是去教書的，毒藥是預備萬一官府查出，可以自盡。
那時中國的海關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關稅則原來很輕，平均不過百分之四，清政府並不看重那筆海關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規極其繁重，大概連正稅要收貨價的百分之二十。中國法令規定稅則應該公開，事實上，官吏*守秘密，以便隨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納稅都經過一種講價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煩。
中國那時對於法權並不看重。在中國境內，外國人與外國人的民刑案件，中國官吏不願過問，那就是說，自動地放棄境內的法權。譬如乾隆十九年（1755年），一個法國人在廣州殺了一個英國人，廣州的府縣*初勸他們自己調解，後因英國堅決要求，官廳始理問。中國人與外國人的民事案件總是由雙方設法和解，因為雙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國人殺了外國人，官廳*不偏袒，總是殺人者抵死，所以外國人很滿意。隻有外國人殺中國人的案子麻煩，中國人要求外人交兇抵死，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後則拒*交兇，拒*接受中國官廳的審理，因為他們覺得中國刑罰太重，審判手續太不高明。
外國人*初對於我們的通商制度雖不滿意，然而覺得既是中國的定章，隻好容忍。到了十八世紀末年（乾隆末年，嘉慶初年），外國人的態度就慢慢地變了。這時中國的海外貿易大部分在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手裡。在廣州的外國人之中，英國已占領了**地位。英國此時的工業革命已經起始，昔日的手工業都慢慢地變為機械制造。海外市場在英國的國計民生上**比**緊要，中國對通商的限制，英國認為*不利於英國的商業發展。同時英國在印度已戰勝了法國，印度半島全入了英國的掌握。以後再往亞東發展也就*容易了，因為有了印度作為發展的根據地。
當時歐洲人把乾隆皇帝作為一個模範的開明君主看。英國人以為在華通商所遇著的困難都是廣州地方官吏做出來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願意改革。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正是乾隆帝滿八十歲的那年，如果英國趁機派使來賀壽，那就能得到一個交涉和促進中、英友誼的機會。廣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虛榮心，竭力慫恿英國派使祝壽。於是英國乃派馬戛爾尼（Lord Macartney）為全權特使於一七九二年來華。
馬戛爾尼使節的預備是很費苦心的。特使乘坐頭等兵船，並帶衛隊。送乾隆的禮物都是英國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國知道英國是個富強而且文明的**。英政府給馬戛爾尼的訓令要他竭力遷就中國的禮俗，唯必須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幾個：**，英國願派全權大使常駐北京，如中國願派大使到倫敦去，英廷必以*優之禮款待之。第二，英國希望中國加開通商口岸。第三，英國希望中國有固定的、公開的海關稅則。第四，英國希望中國給他一個小島，可以供英國商人居住及貯貨，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門一樣。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興迎接英國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當做一個藩屬的貢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禮。馬戛爾尼*初不答應，後來有條件地答應。他的條件是：將來中國派使到倫敦去的時候，也必須向英王行跪拜禮；或是中國派員向他所帶來的英王的畫像行跪拜答禮。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國不接受他的條件，也就拒*行跪拜禮。乾隆帝很不快樂，接見以後，就要他離京回國。至於馬戛爾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國都拒*了。那次英國和平的交涉要算**失敗了。
十八世紀末年和十九世紀初年，歐洲正鬧法蘭西革命和拿破侖戰爭，英國無暇顧及遠東商業的發展。等到戰事完了，英國遂第二次派使節來華，其目的大致與**次同。但是嘉慶給英使的待遇遠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敗，並且私人對中國的感情也不好。
英國有了這兩次的失敗，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中西的關繫是特別的。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
到了十九世紀，我們隻能在**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慶、道光、咸豐年間的中國人，不分漢、滿，仍圖閉關自守，要維持歷代在東方世界的光榮地位，根本否認那個日益強盛的西方世界。我們倘若大膽地踏進大世界的生活，我們需要高度地改革，不然，我們就不能與列強競爭。但是我們有與外人並駕齊驅的人力物力，隻要我們有此決心，我們可以在十九世紀的大世界上得到*光榮的地位。我們研究中華民族的近代史，必須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們的大困難，也是我們的大機會。
2. 英國人做鴉片買賣 在十九世紀以前，外國沒有什麼大宗貨物是中國人要買的，外國商船帶到中國來的東西隻有少數是貨物，大多數是現銀。那時的經濟學者，不分中外，都以為金銀的輸出是於**有害的。各國都在那裡想法子增加貨物的出口和金銀的進口。在中國的外商，經過多年的試驗，發現鴉片是種上等的商品。於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獎勵種植，統制運銷。乾隆初年，鴉片輸入每年約四百箱，每箱約百斤。乾隆禁止內地商人販賣，但是沒有效果，到了嘉慶初年，輸入竟加了十倍，每年約四千箱。嘉慶下令禁止入口，但是因為官吏的腐敗和查禁的困難，銷路還是繼續增加。
道光對於鴉片是*痛心的，對於禁煙是*有決心的。即位之初，他就嚴申禁令，可是在他的時代，鴉片的輸入增加*快。道光元年（1821年）輸入尚隻五千箱，道光十五年（1835年），就加到了三萬箱，值價約一千八百萬元。中國的銀子漏出，換這有害無益的鴉片，全國上下都認為是國計民生的大患。廣東有一幫士紳覺得禁煙*不能實行，因為“法令者，胥役之所借以為利也，立法愈峻，則索賄愈多”。他們主張一面加重關稅，一面提倡種植，拿國貨來抵外貨，久而久之，外商無利可圖，就不運鴉片進口了。道光十四五年（1834-1835年）的時候，這一派的議論頗得勢，但是，除許乃濟一人外，沒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提倡這個辦法。道光十八年（1838年），黃爵滋上了一封奏折，大聲疾呼主張嚴禁。他的辦法是嚴禁吸食，他說沒有人吸，就沒有人賣，所以吸者應治以死罪： 請皇上嚴降諭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準給一年限戒煙，倘若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置之重刑無不平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僅枷杖，其不指出興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繫活罪。斷癮之苦，甚於枷杖與徒杖，故甘犯明刑，不肯斷*。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苦於斷癮，臣知其情願*癮而死於家，不願受刑而死於市。惟皇上既慎用刑之意，誠恐立法稍嚴互相告訐，必至波及無辜。然吸食鴉片是否有癮無癮，到官熬審，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無大深仇，不能誣枉良善，果繫吸食者，究亦無從掩飾。故雖用重刑，並無流弊。
這封奏折上了以後，道光令各省的督撫討論。他們雖不彰明地反對黃爵滋，總覺得他的辦法太激烈。他們說吸食者隻害自己，販賣者則害許多別人，所以販賣之罪重於吸食之罪。廣州是鴉片煙的總進口，大販子都在那裡，要禁煙應從廣州下手。唯獨兩湖總督林則徐**贊成黃爵滋的主張，並建議各種實施辦法。道光決定吸食與販賣都要嚴加禁止，並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馳赴廣州查辦禁煙。林文忠公是當時政界聲望*好、辦事*認真的大員，士大夫尤其信任他，他的自信力也不小。他雖然以前沒有辦過“夷務”，但他對外國人說：“本大臣家居閩海，於外夷一切伎倆，早皆深悉其詳。” 實在當時的人對禁煙問題都帶了幾分客氣。在他們的私函中，他們承認禁煙的困難，但是在他們的奏章中，他們總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調。這種不誠實的行為是中國士大夫階級的大毛病之一。其實禁煙是個極復雜、極困難的問題。縱使沒有外國的干涉，禁煙已極其困難，何況在道光年間英國人*不願意我們實行禁煙呢？那時鴉片不但是通商的大利，而且是印度政府財政收入之大宗。英國對於我們獨自尊大、閉關自守的態度已不滿意，要想和我們算一次賬，倘若我們因鴉片問題給予英國任何借口，英國*不惜以武力對付我們。
那次的戰爭我們稱為鴉片戰爭，英國人則稱為通商戰爭，兩方面都有理由。關於鴉片問題，我方力圖禁*，英方則希望維持原狀：我攻彼守。關於通商問題，英方力圖獲得*大的機會和自由，我方則硬要維持原狀：彼攻我守。就世界大勢論，那次的戰爭是不能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