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東洋的古代(從都市國家到秦漢帝國)(精) | 該商品所屬分類:歷史 -> 中國史 | 【市場價】 | 448-649元 | 【優惠價】 | 280-406元 | 【介質】 | book | 【ISBN】 | 9787508689487 | 【折扣說明】 | 一次購物滿999元台幣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2000元台幣95折+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3000元台幣92折+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4000元台幣88折+免運費+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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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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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508689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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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宮崎市定|編者:(日)礪波護|譯者:馬雲超//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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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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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8-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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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日期:2018-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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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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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本:32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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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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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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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數:176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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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治亂興衰的朝代循環史觀,還原一部如演化論般鮮活的秦漢帝國形成史!
★“漢學諾貝爾”儒蓮獎得主、史學泰鬥宮崎市定學術代表作,日本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經典的學術標志和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坐標繫。
★殷商到春秋為都市**時期,戰國為領土**時期,秦漢為大帝國時期,揭秘宮崎市定獨特的古代**階段發展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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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人印像中,自大禹建立夏朝開始,中國歷史就進入循環往復的朝代更迭中,帝王的德行決定著王朝的命運,而普通民眾卻鮮少在史籍中留下自己的痕跡。
然而,在宮崎市定筆下,從商周到秦漢的中國古代史是充滿生命力的民眾為自己的生活而奮鬥的歷史。他們與君主和貴族一起,推動古代社會從氏族制度,經都市國家、領土國家,發展到秦漢古代帝國那樣強大的人類協同體。
此外,本書首度收錄宮崎85歲和90歲時的兩篇研究回顧,堪稱宮崎市定六十餘年學術生涯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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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崎市定(1901—1995),日本歷史學家,京都學派史學集大成者,東洋史京都學派第二代領軍人物。先後任京都大學教授,巴黎大學、哈佛大學、漢堡大學等校客座教授。曾榮獲有“漢學諾貝爾獎”之稱的儒蓮獎、日本學士院獎和文化功勞者獎章。代表作有《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科舉》《東洋的近世》等。
礪波護,日本東洋史專家,京都大學名譽教授,專門研究三國至隋唐時代的中國歷史。代表作有《隋唐佛教國家》《唐代政治社會史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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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史概論 一 何謂“中國古代史” 二 中國歷史的黎明 三 春秋時期的都市** 四 戰國時期的領土** 五 秦漢古代帝國
東洋的古代 一 序章 二 耕地的形態 三 大耕地的產生 四 大土地所有的形成 五 農業勞動者的身份 六 奴婢與臣妾 七 庶民的地位 八 結語
《史記? 貨殖列傳》所見物價考 一 漢代的物價記錄與《史記?貨殖列傳》 二 馬牛羊彘的價格 三 魚、木材、田地、谷物的價格 四 其他物價 五 《貨殖列傳》物價記錄的譯文與一覽表
肢體動作與文學——試論《史記》的成書
讀《史記? 李斯列傳》 一 緒言 二 起承轉結型 三 五篇上書的出處 四 趙高和三個仇人的故事 五 荀子和他三個弟子的故事 六 結語
《 史記? 伯夷列傳》新譯——中國為個人自覺而生的**人
我的中國古代史研究 一 都市** 二 姓與氏 三 聚落 四 裡 五 古代史特有的發展進程
中國制度史研究 一 古代中國的賦稅制度 二 關於晉武帝的戶調式 三 唐代賦役制度新考 四 科舉 五 九品官人法研究 六 何謂“中國制度史”
解說(礪波護)
譯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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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時期的都市**
大凡都市**都具有保守和進步的雙面性。一方面,保守的傾向是**明顯的,它們以從前的氏族制為基礎,以祭祀為中心,力圖將長久以來的族人結合體維持下去,這樣就必然會固守既有的階級差別。另一方面,都市**的進步性又十分明顯,這種進步性建立在都市**市民自覺的基礎上,他們把氏族制作為過去了的東西加以拋棄,跨越氏族制的舊形骸,以嶄新的都市**新生活為理想,力圖建立起與從前**不同的社會。支持前者的是有權勢的上層人物,推進後者的是下層的庶民。 周民族具有與羅馬相同的氏族制度。羅馬是由三百個氏族(Gens)集合起來建立的**,各個氏族又分為若干個家族(Familia)。因此,羅馬的貴族除了個人的名字本名(Praenomen)外,還有表示氏族的名字族名(Nomen)和表示家族的名字姓氏(Cognomen),合起來共有三個名字,普布利烏斯?科爾內利烏斯?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便是如此。一般情況下,男子用個人的名字和家族的名字,女子與此不同,僅用氏族的名字,如普布利烏斯?西庇阿(Publius Scipio)的妹妹則稱科爾內利烏斯(Cornelia)。中國的姓相當於羅馬的氏族,氏則相當於羅馬的家族。所以,周的貴族也有三個名字,男子通常用個人的名字和氏的名字,女子與此不同,僅稱姓。周、魯、衛等國的君主各以國名為氏,而他們的姓則均為姬。因此,這些**的女子都稱“姬”,此後“姬”就逐漸成為泛稱貴族女子的普通名詞了。男子與此不同,如魯僖公叫魯申,即用了氏和個人的名字,而不稱姬姓。同姓之間有不通婚的習慣。如果是姬姓,就要避開姬姓而與姜姓、姞姓等異姓聯姻。“姓”這個字本身,以及姬、姜、姞等表示姓的字,多從“女”字旁,曾經有一些人提出這是母繫氏族制度的遺風等說法,但事實並非如此,這無疑是由於女子稱姓的緣故。庶民可能是被征服民族的後裔,正與羅馬人一樣,他們沒有姓隻有氏。 同姓集會或社交的場所是宗廟,集會的機會是對祖先的祭祀。這種集會是不讓異姓參與的,帶有很強的封閉性。當然,如果是君主的祭祀,則異姓的臣下也要參加,但他們隻能處於末席。當時所用的祭器便是遺留至今的眾多青銅器,祭祀的儀式就是“禮”。祭祀的過程中要獻上犧牲,取犧牲的血來塗祭器,這便是“釁”。青銅器的表面雕刻著煩瑣的饕餮紋、雷紋等裝飾紋樣,這能使“釁”的效果*加突出。有時則把戰爭中捕獲的俘虜作為犧牲,把他們的血塗在祭器上。想到這裡,便覺得青銅器所發出的孔雀翎般的藍光並不是什麼使人舒服的東西。 在這種氛圍下舉行的同姓集會或社交情景也大致可以想像。為了在集會時不致因席次等問題發生爭吵,於是規定了上下的等級,這便是宗法。 除了封閉性的宗廟祭祀社交外,也有開放性的市民社交,這種社交是以市為中心展開的。不用說,市是布滿店肆的特定的商業區,但它又不僅僅是事務性的買賣場所,同時也是娛樂、趕熱鬧等市民的社交場所和休憩場所。當然,有關春秋時期市的記載很少,但由於市的繁榮一直持續到後代,戰國到漢代幾乎沒有太大的改變,因此我們可以依據後代市的記載來描述春秋時期的基本情形。戰國時燕國的市上,荊軻令友操琴,且歌且泣。可見,市是市民湊集,各顯技藝,盡情歡樂的娛樂場所。 市雖然帶有很強的庶民性,但當時的貴族階級並不像後世那樣與庶民**懸隔,依然保留著作為市民的一分子而與市民平等的一面。齊國大臣晏平仲說自家離市近,很方便,這位儉樸的大臣也過著“待市而食”的庶民生活。就是齊國的君主桓公,也曾在窗下與造車的老車匠談過話,這般濃烈的庶民氣息,在後世是不可想像的。這種以都市為中心、帶有古代市民特征的開放性生活,一直持續到了漢代。 任何地方都一樣,學問首先伴隨著祭祀發展起來。祭祀不是單純的儀式,而是所謂的“祭事”,當然也包含政治在內。祭祀伴隨著占卜,占卜產生了文字,文字也被刻在宗廟的祭器上,而掌管占卜、文字和記錄的就是“史”。 占卜的方法,從燒炙龜甲獸骨據其開裂情況判斷吉兇,發展到後來成為據蓍草是奇數還是偶數來判斷吉兇的筮。信手取來的蓍草,在數數的同時,每兩根交叉疊放在一起,排列成“×××”的形狀,這種形狀就是後來的“爻”字。*後剩下的若是偶數便是兇,因此“兇”字作偶數的兩根蓍草殘留在箱函中的形狀。若剩下的是奇數便是吉,“吉”字的上部是“×”和“一”,其義在於“一”,“一”與“壹”同,“壹”的古音讀作“吉”。 在學、教、校、黌等有關學問和教育的文字裡都含有“爻”字,這是值得注意的。這證實了掌管爻,即掌管卜筮的史,同時也掌管著知識,與之相關的知識傳授便是教育。我們可以分析一下“學”(學)字,字的上部是“ ”,做雙手操爻狀,下部是“ ”,做臺下有孩子觀看狀。總起來說就是,孩子看著大人在臺上操弄著爻,並向他學習,這便是“學”。若用“見”來代替“子”,則成為“覺”字,也就是記憶的意思。孩子的學習成績提不高,就從旁用棍棒敲打,這樣在“學”字旁加上表示手持棍棒的“攴”,便成“斅”,簡化後即成為“教”字。 文字和學問從封閉性的宗廟逐漸走向半開放,在“史”舉辦的私塾裡面向大眾。在有著屋頂“亠”的木構建築物裡排列爻的地方,這便是“校”。在眾多的“史”中,作為偉大教育家活躍在教學舞臺上的是孔子。孔子的教育理念是:所謂學,既不是博識,也不是技術,而是人格的完善。 在希臘,學問的活動*是擴展到了市,蘇格拉底在市的廣場上揪住年輕人對談就是個例子。但是在中國,學問雖然從宗廟走向私塾,呈現出開放的勢態,但卻沒有擴展到市。這是因為中國的都市**壽命太短,歷史很快就進入領土**的時代,出現了強大的王權及宮廷社交,學問再度被收回到宮廷這一封閉性的社會裡去了。民主主義是與市共同成長的,學問沒有擴展到市,這是中國的不幸。 但是,在中國,學問向市擴展的趨勢也並不是**沒有。戰國末年,秦國呂不韋延攬賓客,作《呂氏春秋》,書成之後將之公布於咸陽市上,有能改正一字者賞千金,這也說明書在市上被人閱讀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司馬楚之在西漢長安城的東市開肆占卦,宋忠和賈誼曾到那裡去訪學,與他討論先王的聖人之道。東漢王充在洛陽的市裡站著讀書治學。但是,學問向市的擴展已經錯過*好的時機,庶民性的學問還沒來得及建立,便被宮廷的學問壓倒了。 同樣的現像在文字的發展上也可以看得到。無論什麼地方,文字都是先以繪畫文字、像形文字的形式發生的,掌管文字的人都是宗教人員或祭司。嗣後,文字漸漸向庶民開放,文字一旦到了庶民手裡,便產生了表音文字。但是,像形文字也不是一步就能跨入到表音文字,其間有一個中間階段。布雷斯特德(JamesHenry Breasted) 的《古代史》(Ancient Times,Boston,1916)第43 頁介紹了下面這組埃及文字:
右起**個圖像表示人,第二個把手放在口邊,表示喫。這兩個是像形文字。其餘的三個,從右上起依次表示ch、q、r 的音符,是作為表音文字使用的,它們配合母音拼讀,就表示出貧困、饑餓等意思。這組文字意在結合像形和音符兩個部分來表示明確的意思。而音符部分被充分使用以後,單用音符也就能表達意思了。這些表音符號經過再次整理規範,就形成表音文字的字母,而右邊的像形文字部分就脫落消失了。 中國的漢字大多數是由偏和旁組成的。偏是像形的部分,用它來表示某一限定範圍內的字意;旁是發音符號,用音來表示某一限定範圍內的字音。依靠這兩個限定,就產生出了具有明確字意的文字。若用漢字來表示上面介紹的那組埃及文字,這便是“餓”字。“餓”“蛾”“鵝”,發音全都是“我”,但這不是蟲子的“我”,也不是鳥兒的“我”,而是與飲食有關的“我”,所以用“食(饣)”加以限定。另一方面,在有關“食”的語言中有飯、飴、飽等許多概念,但這裡並不是指這些概念,而是指有著“我”這個讀音的那個“食”的概念,所以加上“我”旁,以表示關於食的概念中的一個特定的意思。因此,大部分漢字既不是純粹的像形文字,也不是純粹的表音文字,而是兩者兼備。把漢字的性質理解為從像形文字向表音文字發展的過渡形式,是比較合乎歷史事實的。若問漢字的發展為什麼會中途停頓下來,那麼我的回答就是,它還沒有****地轉化為庶民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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