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西方中國古代史研究導論/海外漢學研究叢書

三、宋代的發展對於中國古代史許多問題持不同見解的西方學者們在一個問題上比較一致即**自晚唐至宋末，中國農業生產達到較高水平，城市革命相繼發生於北宋的洛陽、開封和南宋長江三角洲一帶，南宋時期上層階級的中國人大概享有當時**範圍*高水平的生活。宋代成為西方學者關注的中心，還由於印刷術的傳播使宋代農村社會的詳細情況和數字資料大大多於以往的朝代，可以對宋進行以前的朝代不可能做的分析研究。
中國的農業和整個社會經濟在宋朝的顯著發展使英國的伊懋可(Mark Elvin)和美國的郝若貝稱宋代為經濟革命時期，法國學者白樂日和中國學者束世澂則把宋代視為資本主義早期。伊懋可的代表作《中國歷史的模式》(T 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詳細研究了13世紀中國農業達到的水平，包括工具、肥料、農作物的品種及引進和改良、灌溉體繫、農產品商品化程度等。伊懋可認為宋代中國已經發生了農業革命，南方成為全國的糧倉，大運河猶如一道商業通道，中國擁有當時世界上*高的農業生產率，並由此在交通運輸、金融、信貸、城市化與市場繫統各個領域都出現了革命性變革。伊懋可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具兩個特點：**，改變了因襲幾十年的側重研究土地制度與生產關繫的傾向，直接研究生產力水平，展示中國歷史動態的發展；第二，作為歐洲學者仍不可避免地把中國與歐洲進行比較。他認為中國在地主莊園裡發展起來的**的農業生產與歐洲早期羅馬帝國和中世紀拜占庭帝國封邑內的農業發展模式比較接近，在8至12世紀達到*高水平，移民、自耕農和總人口的增多、依附農的減少提高了生產力水平，但是由於技術相對滯後，到一定階段，勞動力投人多，但收獲卻不能成比例地上升，以致收獲物隻夠勞動人口食用，莊園被迫分割為小塊，出租給無地農民，抱殘守缺，無力進行規模經營，到14世紀時，經濟陷入一種高水平的平衡圈，幾乎無法通過內部力量產生變化。伊懋可認為西方**的貢獻在於19世紀中期迫使中國向世界市場開放，從而使中國經濟有可能沿著幾個世紀前已中止的道路發展下去。
微觀、實證的宋代農業研究由美國學者彼得 ·戈拉斯(Peter j．Golas)做出，他的《宋代的中國農村》⒀(Rural China in the Sung)機智地借助日本學者日野開三郎的工作，從大量原始史料剔出少數有價值的數據，估算了地主借貸給佃戶的種子糧的數量，一般隻有一半或不到一半用於播種，因此確定宋朝土地的畝產量相當高。
戈拉斯首先追溯了宋代以前農業經濟的發展。在4世紀至6世紀之間，中國農業經濟的面貌發生了顯著變化，水稻的種植及復種在南方推廣普遍，高產和優質的小麥在華北取代了耐旱的谷和黍。東漢末以來形成的三個中心區 ——華北、四川和東南——的格局與幾個世紀的整個經濟形勢仍然吻合。華北地區人口稠密，耕地在全部土地面積中占有的比例**高，自晚唐以後，華北的人口有所減少，但市場化速度很快；四川在一千年間一直是產稻中心，人口在唐代劇增，至宋代趨於平穩，但是四川東部和湖北長江流域仍蘊含迅速發展的潛力；東南地區在三大區裡*大，發展不夠平衡，有的地區水源充足，人煙稠密，有的地區尚未開發。戈拉斯認為，中唐時期均田制廢除、朝廷放棄干預和調整土地占有，為宋代形成較好的土地占有狀況打下了基礎。土地自由買賣*終使宋代社會出現三種農戶：自耕農、地主和佃戶。雖然小自耕農經常負債、直至被迫失去土地，但是受益的地主和官吏經營的莊園經濟使宋代農業經濟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
在論證莊園經濟的優勢以前，戈拉斯認為必須說明宋代土地占有狀況與眾所周知的明清時期的土地大多由每戶隻擁有三五畝田的農戶占有的狀況非常不同。戈拉斯引用了日本學者宮崎市定提供的例子：13世紀60年代初期實行賈似道的“公田法”，朝廷強行收購太湖附近6個縣占地100畝以上農戶的 1／3的地產，總數達35，000頃，這個數字略少於太湖的面積。也就是說，占地100畝以上的家庭擁有太湖面積三倍的土地，那麼留給其他農戶的土地就很少了。
但是太湖周圍6個縣並不能代表其他地區。戈拉斯認為研究近代莊園的先驅、日本學者加籐繁的意見很有道理，即宋代許多大莊園由一塊一塊分散的土地組成。宮崎市定認為這樣的莊園在宋代很有代表性。因此，多數學者都同意這種意見：不同的莊園分布於不同地區，由各地的經濟和社會條件決定。人煙稀少、可耕地和潛在可耕地較多的四川和兩湖地區，大片的聯合經營的莊園*為普遍；人口眾多、土地有限的地區，特別是長江三角洲，大莊園通常由分散的小塊土地組成。
參考日本學者柳田節子的估計，戈拉斯推算宋代中國耕地約為700萬頃，1099年注冊的主戶為1,325萬戶，四等戶和五等戶共約為1,050萬戶，占地 157.5萬頃；官戶、一等戶、二等戶和三等戶共約275萬戶，占地542.5萬頃，假設其中三等戶有200萬戶，戶均占地100畝，那麼其餘342.5萬頃地將由7 5萬戶大莊園主占領，而且土地的質量會比普通農戶的*好，因此可以斷定由大莊園主管理的土地在整個農業生產裡所占的比例很大。
戈拉斯認為，如果承認宋代農業確有進步，同時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大地主手裡，那麼就很難反駁這個結論：大莊園是宋代農業生產力發展的開路先鋒。地主管理莊園的方式各地會有所不同，有的地主有興趣經營莊園，有的則遷移到城市，把莊園委托給代理人。在決定種植何種作物、采用哪些技術及農事的安排上，地主或莊園管家起到哪些積極作用?與一般農民相比，他們具有哪些優勢?毫無疑問，很多地主把土地當做有地位的依據，或通過占有土地防止通貨膨脹的危害，但是，會有許多地主和管家出於獲利的緣故而潛心經營莊園。地主比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懂得購買新土地和改良現有田地需投資多少，地主比一般農產*有本錢投入新農具、耕畜、灌溉工程、肥料，以便提高產量。
宋代農業在技術上*重要的進步表現為朝廷從越南引進**的占婆稻，培養出迅速成熟的品種，促使江南稻作種植實行兩熟制甚至三熟制、稻谷與其他作物輪作，或不同品種的稻谷輪作。新方法一方面導致產量增加，另一方面保證了農民的抗災害能力，損失一次收成並不一定損失全年的收獲。
宋代農業另一個優越之處在於宋代的畜力比近代農業還要充足。研究20 世紀中國農業的學者認為畜力不足是清末及20世紀農業發展的重大障礙，而宋代的史料表明得到耕牛比較容易，特別在華南。宋、金邊界私運的牲畜數量很大，無畜農民可從地主或政府手裡租到牲畜。印刷術的普及促進了農業知識的傳播，很多傳授農業技術的小冊子通俗易懂、注重實際，朝廷獎勵農事的文告注意介紹具體的方法而不作儒家式的說教。
宋代農業的發展還得益於交通和市場網絡，許多農民發現投入土地的勞動得到了豐厚的報酬。專業化生產承擔較小的風險，大米、茶、鹽可以遠銷至北方、東南沿海和東南亞，且不必擔心長途運輸的費用。
關於宋代佃戶的地位，法律規定和實際情況並不**一致。莊園土地比較分散的情況決定地主和佃戶之間除立約為據以外，人身依附關繫在逐漸減弱，佃戶占有土地的期限和地租的數量比較穩定，這就使佃戶有可能半** 或**性地耕種一塊土地，而地租的數量不再增長。一般情況下兩熟制裡第二次收成是不交租的，因此佃戶會有一定的積極性對土地進行長期的投資及維護，如施肥、修渠、種植桑樹等等。宋代地租有三種：實物地租、固定的實物租或固定的貨幣地租，以實物地租為多。佃戶如用自己的農具、役畜和種子，則租量為收獲的40％—50％，否則為50％—60％。
宋朝廷用減稅的方法鼓勵開墾荒地。南宋時期，赤貧的佃戶和退役的士兵常被安置在朝廷開闢的莊園裡種田、定居。按照土地的肥力征稅時，官員們竭力把自然肥力和農夫投資後提高的肥力區別開來以提高農民改良土壤的積極性。適中的稅量為收成的1/10上下，當然還有一繫列苛捐雜稅、勞役和收稅人的敲詐勒索。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是惟一的農業稅收不到朝廷全部稅入1/2的朝代，可以說宋朝的農業稅制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
中國經濟史發展到宋代，可以看到舊日一些理想變成現實：農業的重心由華北的旱田轉移到華南的水田地帶；土地可以買賣、以銀代役、紙幣流通、印刷術普及等因素使紡織業、冶金、鑄幣、造船、水運等行業成為經濟的重要部門；城市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次超過了在政治上的作用。這一繫列重要變化的過程是不均衡的，而且表現為周期性的變化。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宋朝經濟史專家郝若貝撰寫的《750—1550年期間中國的人口、政治和社會變遷》⒁(Demo-zraphic,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750—1550)采用施堅雅的區域理論，分析了每個經濟區內部變化的規律及區域之間的相互影響。郝若貝曾攜帶這篇論文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和美國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於1980年聯合舉辦的“自宋至1900年中國社會與經濟史”學術討論會。
郝若貝認為施堅雅確定的中國古代的大經濟區的主要特點是其耕地、人口和資本等資源都集中於中心，越到邊緣則資源越少。郝若貝論文的主要貢獻則為詳細敘述了一個大區的四個歷史時期：**步是人口在*大片相聯的耕地上定居，中唐以前的華南、明末以前的嶺南及四川都在這個起點上迅速發展。人口密度超過飽和時就向土地肥力不足和耕地分散的邊緣擴散。飽和點大致為人口密度達到近代人口密度的10％一15％的程度。一旦發生天災人禍，或農業技術和收益達到極限，發展期就終止了，隨後進入衰退期或平衡期。
衰退期的運動過程**相反，肥力不足和分散的耕地首先被放棄，邊緣地區人口數量下降得*快。7世紀的華北、宋元時期的嶺南北部和西部、長江中遊的西部都曾處於衰退期。平衡期為穩定區，比如華北北部自漢至明基本處於平衡區，西北大區自唐至明、長江中遊東部及長江下遊自南宋至20世紀中期，也無不如此。
P.30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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