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官商大鱷桑弘羊/中華商聖繫列

受到歧視的階層研究歷史人物，首先必須深入了解其生活的時代背景。這是科學分析一個歷史人物之所以能夠作出傑出貢獻的*基本的條件，也是正確評價一個歷史人物功過是非的前提。了解歷史人物所處的時代對研究其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意義。研究桑弘羊當然也不例外。
根據眾多史書的記載，桑弘羊開始走上政治舞臺是在漢初景帝末年。
由於“漢因秦制”，秦王朝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所以劉邦取得政權後也頒布了賤商之令，擺出一副抑商的姿態。但這隻是偏重於從政治上貶低商人，而未從經濟上限制商業；隻是偏重於抑制投機商人和身份低下的中小商人，而對從事正常的經營活動的富商大賈並未采取什麼行動。這種自相矛盾、很不**的政策，想阻攔商業資本的發展當然是無力的，也是無效的。
漢高祖劉邦初即位就表示要壓抑商人，其中一個 *重要的因素是他在戰爭中喫足了投機商人的苦頭，奸商貪賈是不會舍棄任何一個能夠發財致富的機會。
正如《史記》所說：“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餉，作業劇而財匱，白天子不能具鈞駟（四匹同樣毛色的馬駕車），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平民）無蓋藏。……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貯滯）市物，物踊騰躍，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米價上漲百倍（按大石計，谷每石三十錢至八十錢，粗米每石五十錢至一百三十三錢，平均按一百錢計算，即上漲百倍），馬價上漲五十倍（《史記。
貨殖列傳》五十匹馬賣一百二十萬錢，每匹二萬四千錢；又《居延漢簡》馬一匹五千至萬錢，可能後來邊地馬較便宜）。商人們乘戰爭和災荒之機（有一年關中大饑荒，人相食，死去大半），囤積居奇，操縱市場，使物資缺之又缺，物價漲而又漲，人民餓死無數。漢高祖對之十分惱火，認為商人這樣做對新王朝已有所不利，需加以約束。為此，在“天下已平”，即在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三月，劉邦當上皇帝後的第二年，他就下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並規定對商人算賦加倍，“重租稅以困辱之”。賈人還被規定不得操**，本人及其子孫不得“仕宦為吏”（指做官府的僚屬，當然*不能做官）；商人買饑民子女為奴婢的，要無償釋放。劉邦施行這些法令，企圖貶低商人的政治地位，造成一種賤視商人的社會風氣，以達到所謂“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的目的。
在這一階段，漢高祖對商人的活動是處處加以提防，甚至懷疑相國蕭何也“多受賈人財物”。而替他們說話。總之，劉邦嫌惡商人並不亞於嫌惡儒生。
盡管劉邦嫌惡商人、貶低商人，但商人的勢力增長卻很快，買賣仍能做得很歡，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劉邦改變了秦時對主要經濟事業的干涉政策，鑄錢、制鹽、冶鐵，都準許私人經營，封建**並不加以控制（隻有個別封國如吳國、齊國仍實行鹽鐵官營，但也有的封國，如齊國，仍是官營與私營並行，實行公私分利）。在大的方面並沒有抑制商人。
史載漢高祖“為秦錢重難用，*令民鑄錢”。秦半兩錢被銷毀，由官府鑄造重隻及舊錢四分之一的三銖錢，當半兩錢使用，以此為充裕財政、籌措軍費的辦法。但這也竟與民共之，允許私人自由鑄造錢幣。
剛開始私人鑄的錢還能重三銖，後來越鑄越小，*小不過是一銖的“榆莢錢”。莢錢太輕，鑄造太易，這就讓商人大量鑄錢，投機倒把高抬價錢，*易得售其奸。秦時統一的幣制又告紊亂不堪，物價狂漲同貨幣減重也有很大關繫，在通貨膨脹之下，平價、限價都是空話。
秦時鹽鐵官營，六國的大鹽鐵商被逼遷到南陽、臨邛，等於充軍。西漢代秦後，雖然在土地國有制條件下，山澤之利仍歸皇帝或諸侯享有，但一般不像秦時那樣由**直接經營，而是假手於商人。商人隻須交納租稅，就可取得經營權，占去山澤之利的大部分。而鹽鐵，就是山澤之利下放給私人的*主要的兩項，其允許自由生產、自由運銷，也是從漢高祖時開始的。
劉邦之所以出讓鑄錢、冶鐵、煮鹽三大利，在當時可能是迫於形勢，為了收攬人心，爭取過去六國時曾占山澤工商之利的那部分反秦反項的政治勢力對自己的支持。開鑄錢之禁，“弛山澤之禁”，是作為“ 約法省禁”、廢除苛繁的為人反對的秦法的一項重要措施，在經濟上可能也有利用私營工商業的生產能力和經營積極性，以開發山澤資源增加社會產品的意圖。本來，工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的安定和統一，已足以使商人得到較好的發展機會，而鑄錢、鹽鐵開放私營，客觀上*給商業資本的茁長提供了沃土肥壤。
劉邦這樣做，固然有客觀原因，但單從以壓低社會地位、限制生活享受來對付商人，究非治本之宜，不能算是抓住了問題的要害。不穿綢，不騎馬，不坐車，不做吏，隻是治了那些有市籍的出身低賤的賈人一一主要是坐市列販賣的中小商人，其中也不乏由經商中賺了些錢的。他們的祖輩是舊時代商業奴隸的孑遺，在秦始皇時同“亡人、贅婿”以及“吏之有罪者 ”並提，被列為謫戍的對像。漢初這種法令加重了賤視商人的風氣，*使他們在政治上抬不起頭來。至於那些“身不在市列之內、名不掛市籍之上”的富商大賈，則依然逍遙法外。他們在擅工商山澤之利中養肥自己後，還是能穿綢、騎馬，還是有大量的僮僕、傭客為其奔走，其經濟勢力實際上並沒有受到多少影響。形式上矛頭指向高資富家的**措施，是徒六國之後和豪傑之家居關中，但這從政治上加以監視的意思 *多，富豪們“利其田宅”，運其籌策，在經濟上並未受到如秦時那樣的打擊。“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其後人田嗇、田蘭很富，“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他們仍然趾高氣揚，沒有一點“ 生事已落、氣焰沮喪”的樣子。漢初賤商令抑小不抑大的傾向性是很顯然的。
其實，漢高祖的賤商令，除了對奸商的投機進行了報復以外，從*深遠的意義上說，抑制中小商人確也是他真正的目的之一。因為中小商人中有不少人是由農民棄農經商轉化而來的。農民離開農業去當商販是很容易的事，“師師相效”，安心種田的人少了，這會使**減少糧食的來源和誠樸易馴的統治對像（農民比商賈易治），對封建**不利。尤其在漢初農村凋敝、農業勞動力銳減，亟待設法恢復生產之時， *不能讓這種自發的逐末之風滋長。農民的逐末必先自中小商人始。**給商人，主要給其前身往往是農民的中小商人以這樣或那樣的限制，貶低其社會地位，用意正是為重農，使農民有勸耕之心而少向市場奔去。在這一點上漢高祖的賤商令尚有一定的政策意義，還算是“承秦制”，保留了法家“崇本抑末”的傳統（這個“本”字也包括作為家庭副、業的農婦的紡織在內）。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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