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陳銘樞回憶錄/文史資料百部經典文庫

流亡日本我們到日本時，孫中山先生和黃克強先生以及其他重要骨干，都雲集東京。我們一行先在東京租一間房子住下，生活費用由我按月在黃處領取，有時則通過李根源之手。從四面八方來到日本的同志，文的武的都有，在此革命新受挫敗之餘，大家都感到有重新學習、重振旗鼓的必要。
經過一番醞釀，黃即委托殷汝驪主持其事，先成立軍事學校，設在東京郊外的“大森”，把“浩然廬”作學校的代名，後來都叫作“大森浩然廬”。殷汝驪為浙江人，老同盟會員，辛亥革命後，曾在北京做過財政部次長，後被袁世凱以貪污案為名下令通緝，逃到了日本。“浩然廬”共有同學近百人，雖均是各省同志中的軍人，但不少的人都受過舊教育，且沾染了一些舊文人的習尚。如四川的呂超，除了處處表現其英雄氣概外，並喜歡為人題字，嗜好下圍棋。陝西的胡景翼除了能打一手極好的“猴拳” 外，還能寫一手娟秀的十七帖；*使人感到興趣的，是他能把老子的《道德經》倒背如流，不差一字。我同他兩人氣味相投，故在校時來往*密切。“大森浩然廬”的同學，有李明揚、江炳靈、吳藝五、殷公武等人。
學校聘請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退職軍官擔任講師，而以日本士官學校的中國留學生任翻譯。數月後又成立政法學校於東京郊區，學生多為同志中的文人，以現任日本大學的教授擔任講師，殷汝驪和殷的弟弟殷汝耕同任翻譯。在政法學校學習的，有仇鼇、易像(田漢的舅父，後為趙恆惕殺害於湖南)等，其中尚有湖南的名士多人，甚為活躍。兩個學校的經費來源，都是黃克強先生交給李根源轉發的，殷汝驪同我接近，彼此無話不談。他的胞弟殷汝耕在校時，同學們對他的印像不好。殷汝驪曾沉痛地對我說： “我這個弟弟品質極壞，隻要利之所在，他將來不僅可以出賣朋友，而且可以出賣民族。”他的話說中了，殷汝耕後來真當了漢奸。殷汝驪後來同我先後回國，在廣東肇慶成立軍政府時到了廣東，曾到瓊崖考察過，寫成《開發海南島計劃書》一冊(曾由神州國光社出版)。殷在抗戰初期，輾轉由香港回國，病死在重慶。
我們在“大森浩然廬”學習了幾個月之後，孫中山先生在東京將1912 年8月改組的國民黨改為“中華革命黨”，而以陳英士等人為主要骨干，規定所有以前的老黨員，都必須重新辦理入黨手續，並要在入黨書上打下手印。我當時知道，黃克強先生對此曾有意見，他沒有參加這個組織，但也不反對別的同志參加，也沒有另進行組織；而與黃較接近的多數人，如李烈鈞、林虎、方聲濤等也沒有參加。同我*接近的呂超、胡景翼等人都參加了，他們參加後隨即奉派回國。呂超回川進行軍事活動，*初曾搞得有聲有色，失敗後入粵，任孫先生大元帥府的參軍長。我與他關繫歷時* 久。胡景翼回陝搞軍事活動，頗有成效。因我與黃興方面的關繫較多，同時也沒有回家鄉進行活動的有利條件，故沒有參加中華革命黨，也不打算急於回國。故我此次在日本住的時間，較之其他同志要久些。自“大森浩然廬”結束後，我又到政法學校學習了一個時期。此外，我在這時期學佛的意念日加強烈。日本為佛教**，至此這種意念不能遏。10多人亡命日本，同學同住一塊兒，我獨親依江西桂伯華先生聽講示佛法，並曾隻身投過離東京數百裡須那斯野一個大森林某禪寺參禪半年。旅日一年回國後投上海寶記照相館做職員，晚間則隨眾念佛，因主人提倡淨土宗之故。旋轉南京親依江西歐陽竟無先生隨眾聽講而已。
此時，我除了與同志們之間有聯繫外，還認識了若干其他派別的人，如當時號稱“國會議員派”的張耀曾、彭允彝、歐陽振聲等。至於中華革命黨方面，同我較接近的僅有當時在陳英士左右的黃郛。當時在日本的國會議員派諸人，都是曾因各種不同的情況，同袁世凱鬧翻後而逃到日本的。他們在反袁問題上，同孫、黃基本是一致的，但對**的政治主張，卻不相同。我當時隻知道這些人是號稱“溫和派”的，他們同黃這方面的關繫則較接近。我之所以同這些人發生關繫，是由於與黃的關繫較深的緣故。當時既然有所謂“溫和派”，自然也就有所謂“激進派”，而中華革命黨自然就是當時的“激進派”了。黃在兩者之間，自然也就成了當時的 “中間派”。這種“左”、“中”、“右”的形成，在當時的確是存在的。
據我當時了解，孫、黃兩人之間的關繫，總的說來是好的，過從甚密，但也不能說他們兩人沒有分歧，具體表現在：**，黃不參加中華革命黨(打手印一事，曾引起一些老同盟會員的反感)。“民元”間的國民黨改組，是黃同宋教仁發起的，雖仍奉孫為**，黃則被推為副理，實際上與孫同為黨的**(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後，孫先生常奔走各國，黃代總理，常住東京)。現要黃打手印來履行入黨手續，在黃的思想上是通不過的。第二，陳英士等人曾以黃辭去南京留守府，以及後來退出南京(討袁時，黃在南京任革命軍總司令)二事，對黃攻訐，而黃始終涵忍。第三，在政治主張上，從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上來說，孫、黃是一致的，但孫還有一套“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經濟政策，是黃所沒有的，當時多數人都沒有接受這一套主張。第四，黃所接近的人，多是出身於士大夫階級、以文章氣節相標榜的人，而孫在用人方面則兼收並蓄。孫為了革命，曾用盡心力來爭取一切可以利用的人。盡管孫、黃兩人之間存在如上的分歧、差別，但他們仍互相愛護、互相尊重，直到黃死，都始終保持著這種可貴的革命友誼。同時，有些同盟會的老同志(如李根源就是其中之一) 和若干愛國華僑，一致認為孫、黃分家，對革命前途大為不利，因而從中斡旋，為他們的緊密合作做過不少的努力。事實上，不到一年，大家都在國民黨舊的名稱之下，統一起來了。
P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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