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炎生編著的《林語堂評傳》介紹了，林語堂，又名玉堂，福建龍溪人，**語言學家、學者、文學家。林語堂在文化學術領域涉足範圍很廣，正如他以“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而自詡。但他在多種文化事業中，畢竟*主要的成就和影響是在文學領域。本書從初版到再版，都主要論述文學家的林語堂，其他文化成果僅簡略提及，這自然同我所從事的專業有關。本書在論述林語堂生活和創作歷程中，對其作品作了較多評論。並將林語堂人物成長史與其文學創造歷程並駕論述。為文學愛好者奉上***的寶貴資料。

《國學大師叢書》，你繞不開的一座高峰，國學 巨匠，百年經典，新眼指路！大師們以他們獨特的藝 術風格，為中國文化增添了瑰麗的色彩。劉炎生編著 的《林語堂評傳》以林語堂一生的主要經歷為經，以 他的國學研究活動為中心內容，將他的社會批評活動 和文學活動穿插其中，全面評述了他在語言學、文藝 學、文化學、哲學、歷史學等方面的觀點和著述，闡 述了他向西方弘揚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貢獻。

總序
重寫近代諸子春秋
序
英文提要
前言
第1章 早年的文化薰陶
1.1 “山地的孩子”
1.2 在尋源書院
1.3 在聖約翰大學
第2章 出國遊學前後的文化汲納
2.1 在清華學校
2.2 在哈佛大學
2.3 在樂魅索、耶那和萊比錫大學
第3章 重返北京初年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及其它
3.1 執教北京大學
3.2 提倡用科學方法研究國學
3.3 研究語言學
3.4 首倡幽默
3.5 批語泰戈爾的說教
第4章 《語絲》時期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和致力於社會批評
4.1 參加《語絲》
4.2 主張**改造“國民性”
4.3 斥責紳士名流的“高調”
4.4 抨擊“勿談政治”
4.5 支持“女師大”學生的正義鬥爭
4.6 “首都革命”中的勇士
4.7 “費扼潑賴”——由贊同到擯棄
4.8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的悲憤
4.9 “打狗運動”的急先鋒
4.10 對執政府和“叭兒狗”的總攻擊
4.11 被迫逃亡
第5章 在廈門大學和武漢革命政府期間的文化活動
5.1 出任廈門大學文科主任兼國學院總秘書
5.2 繼續從事語言學研究
5.3 反對扼殺國學研究
5.4 “沒有盡到地主之誼”
5.5 終於離開廈門大學
5.6 “投身加入武漢的國民政府服務”
5.7 抨擊“東方文明”
5.8 “對那些革命家也感到膩煩”
第6章 到上海後的國學研究和對東西文明的態度
6.1 重逢魯迅與在中央研究院任職
6.2 不滿黑暗現實
6.3 《子見南子》事件
6.4 語言學研究取得新的成果
6.5 在東吳大學任教和編寫英語教材
6.6 論東西文明
6.7 論白璧德的古典主義與克羅齊的表現主義
第7章 《論語》前期的社會活動和文化活動
7.1 創辦《論語》
7.2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宣傳主任”
7.3 歡迎蕭伯納
7.4 譏評時政
7.5 進一步提倡幽默
7.6 提倡性靈
7.7 提倡語錄體
7.8 提倡俗字(簡體字)
第8章 創辦《人間世》、《宇宙風》和寫作《吾國與吾民》
8.1 創辦《人間世》
8.2 暢談小品文的特性
8.3 西方小品文藝術和中國小品文傳統
8.4 “到底是前進的”
8.5 創辦《宇宙風》
8.6 反對文學成為“政治的附庸”
8.7 重視古代文化遺產
8.8 “盡了它們的使命”
8.9 《語言學論叢》和《大荒集》《我的話》出版
8.10 《吾國與吾民》的寫作由來
8.11 《吾國與吾民》的不同反響
8.12 《吾國與吾民》是一部怎樣的書?
8.13 舉家旅美
第9章 在海外弘揚中華民族文化和宣傳抗日救國
9.1 旅美之初
9.2 《生活的藝術》轟動美國
9.3 《生活的藝術》的內涵
9.4 宣傳抗日救國
9.5 編寫《孔子的智慧》
9.6 充滿傳統文化精神的民族正氣歌——《京華煙雲》
9.7 傳統文化成為抨擊法西斯的**
9.8 回到重慶
9.9 《中國與印度的智慧》和《啼笑皆非》
9.10 再回重慶
**0章 繼續在海外弘揚中華民族文化和反對美國制造“兩個中國”
10.1 以傳記形式介紹中國文化——《蘇東坡傳》
10.2 編寫《老子的智慧》
10.3 譯介中國古代小說名作
10.4 三次榮獲榮譽博士學位
10.5 嚴肅的歷史傳記——《武則天傳》
10.6 初次訪臺和反對制造“兩個中國”
10.7 到華盛頓講演和遨遊中南美六國
10.8 鄉愁益濃
10.9 結束旅美生涯
**1章 在臺灣從事文化活動的新績
11.1 定居臺灣
11.2 《無所不談合集》
11.3 《紅樓夢》研究
11.4 主張“回復孔孟面目”
11.5 提倡整理漢字
11.6 主編《當代漢英詞典》
11.7 飲譽**文壇
11.8 告別世界
附錄一 林語堂學術行年簡表
附錄二 參考資料
後記

林語堂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幾年間，為了適應時 代的要求，不僅廣泛地接觸了西方文化，而且“浸淫 於中國文學及哲學的研究”，“埋頭研讀中國哲學和 語言學”，因而思想“飄浮在中國覺醒的怒潮裡”， 思考過有關中國國民性的問題。他曾說：“我很久要 找一個字來代表中國混沌思想的精神及混沌思想的人 的心理特征，來包括一切要以道德觀念壓死思想的人 使他們歸成一類，而千思苦求不能得，終於沒有法子 想，隻得暫收它擱在腦後。”這實際上就是指國民性 問題。
1924年底，林語堂終於有了重要的發現和認識。
**傍晚，他因覺得疲倦，到街上閑步，又因天氣好 ，涼風習習，越走越有興味，走過東單牌樓，東交民 巷東口，直至哈德門外，而這時他立刻產生了“退化 一千年”之感。為什麼呢？因為那裡已沒有了亮潔的 街道、精致的樓房，有的是做煤球的人、賣大缸的人 、挑剃頭擔的人，擺攤的什麼都有，相命、占卦、賣 曲本的，賣舊鞋、破爛古董、鐵貨、鐵圈的，也有賣 牛筋的，還有羊肉鋪的羊肉味，燒餅的味，街中灰土 所帶之驢屎馬屎之味。正在這時，忽然吹來了一陣風 ，“將一切賣牛筋，破鞋，古董，曲本及路上行人卷 在一團灰土中，其土中所夾帶驢屎馬屎之氣味布滿空 中，猛烈的襲人鼻孔”。
於是，他頓時產生了一種“覺悟”：“所謂老大 帝國陰森沉晦之氣，實不過此土氣而已。我想無論是 何國的博士回來卷在這土氣中央決不會再做什麼理想 ，尤其是我們一些坐白晃晃亮晶晶包車的中等階級以 上的人遇見這土氣，決沒有再想做什麼革命事業的夢 想。”這是他從自己的親身感受中得到的一種帶有哲 理性的認識。他把這一認識，稱為“無意間得關於本 國思想界的重大發明，使我三數年來腦中一個無法解 決的問題，臨時得一*正當完滿的解決，如心上去了 一個重負，其樂自非可言喻”。實際上，這對他來說 確實是一個有意義的發現，甚至可以說他是帶著這一 發現步人中國思想界的活動的。
1925年3月12日，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 中山在北京逝世。一向敬佩孫中山的林語堂與數萬北 京人民一起瞻望孫中山的靈柩從協和醫院移往中央公 園，心情異常激動。於是，他於3月29日寫了《論性 急為中國人所惡》一文，以紀念孫中山先生。從這篇 文章看來，他這時已開始思考著怎樣改造國民性的問 題。他肯定了魯迅所強調的“思想革命”是對的，但 認為“性之改造”是一個*難的途徑。所謂“性之改 造”，即去除中國人的“惰性慢性”，變為孫中山先 生那樣的救國救民的“急躁性”。他認為，中國人之 所以具有“惰性慢性”，是因為深受傳統的“中庸哲 學”和“樂天知命”思想的影響。“中庸哲學即中國 人惰性之結晶，中庸即無主義之別名，所謂樂天知命 亦無異不願奮鬥之通稱。”這可謂深刻揭示出這些傳 統思想的實質及其弊害。因而，他主張擺脫封建傳統 的精神桎梏，形成一個“精神復興”運動，使“現代 惰性充盈的中國人變成有點急性的中國人’。他的這 些認識，無疑是有見地的。錢玄同曾在《中山先生是 “國民之敵”》一文中，稱贊他的看法啟發了自己的 思路。
同年4月7日，林語堂又寫了《給玄同的信》。這 是他讀了劉復與錢玄同發表在《語絲》第20期上討論 國民性的文章，即《巴黎通信》和《寫在半農給啟明 的信底後面》後寫的。劉復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一個 重要問題，即救國是靠“洋方子”還是靠“自己”。
他贊賞周作人說過的一句話，即“我們已經打破了大 同的迷信，應該覺悟隻有自己可靠……所可惜者中國 國民內太多外國人耳”，並說，“我在國外鬼混了五 年，所得到的也隻是這句話”，“我們雖然不敢說： 凡是‘洋方子’都不是好東西，但是好東西也就太少 。至少也可以說：凡是腳踏我們東方的，或者是眼睛 瞧著我們東方這一片‘穢土’的，其目的決不止身人 地獄，超度苦鬼”。他之所以說這番話，是有感於帝 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欺負，具有鮮明的反帝傾向。
但也有明顯的片面性，即認為當時中國人中看重西方 文化的人太多，看重中國文化的人太少，顯然多少存 在著排外和維護舊傳統的思想意識。
錢玄同的看法卻與劉復有所不同。他表示贊同若 英國人和俄國人“踢我一腳，我便還他一口”的態度 ，但認為劉復說的“隻有自己可靠”的“自己”，應 是“指各人**的‘我自己’”，而不是“指中國人 共有的‘我們中國’”“中國國民內固然太多外國人 ，卻也太多中國人”，“應打破**底迷信”，不應 借“愛國”之名來反對“洋方子”，復活“國故”， “對於帝國主義底壓迫**應抗拒的，但同時*** 應該‘要針砭民族（咱們底）卑怯的癱瘓，要清除民 族淫猥的淋毒，要切開民族昏聵的癰疽，要閹割民族 自大的瘋狂’（這是啟明的話）”。應該愛“歐化的 中國”，不是遺老遺少“要‘歌誦’要‘誇’的那個 中國”。這一番話的旨意，歸根結底是反對排外和復 古，主張借鋻西方的**思想文化來改造落後的國民 性，使中國成為“歐化的中國”，即具有現代文明的 中國。P2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