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小說_井底飛天(孔慶東文集)(精)

我是一個注重審美的人，但我的審美觀是內外兼顧的。我不喜歡新批評派否定文學作品外部研究的主張，而他們值得肯定的對文學作品“細讀 ”的做法，我認為遠不如古代的經學，近不如當代的“四人幫”。我始終堅持認為，不會欣賞生活，也就不會欣賞文學。文學史的寫作，尤其需要給出特定時代的文學所處的時代生活坐標。它是把文學放在一個與其他文化現像互動的體繫中進行觀察體認，這與傳統的從時代背景的社會學概括推出作為個別現像的文學是截然不同的。比如經過對1921年的社會全景掃描，*後定格到文學這片園林。1921與其他年份的選擇，都是出於對百年文學做“切片觀察”的目的，但切片觀察首先應該清楚描述這一片是從何處切下來的。
“百年文學總繫”在“戰略”上受到勃蘭克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潮》影響，在“戰術”上則受到黃仁宇《萬歷十五年》影響。但我認為黃仁宇對具體年份的選擇未必是*佳的。如果切片觀察的結果對切片本身語焉不詳，那麼這種寫作方式就形成了自我消解。因此我采用了全景式的框架，盡量照顧到1921年文學史實的全貌，以重點史實來帶動起前後若干年份的縱剖面。謝冕先生為總繫提出了“拼盤式”和“手風琴式”的寫作原則。
我體會“拼盤”是應該在共時性上拼得全，“手風琴”則是在歷時性上拉得開。但拉得開的前提應是在具體文學史實中選定一塊塊“禁拉又禁拽” 的好面。否則，總繫中各個年份的選擇就會受到質疑。
根據現代闡釋學的觀點，局部與整體是循環闡釋的。對1921年文學的認識必然關聯到對整個百年文學的認識。我認為百年以來的中國文學是客觀上呼應民族**的現代化吁求，逐漸走向組織化、效率化的文學。這個過程從19世紀中葉開始在傳統文學體內著胎，到20世紀中葉瓜熟蒂落，中國文學到了共和國時代已**是一個自組織、自清洗“先鋒繫統”。而 1921年，我認為是“計劃文學”的萌芽期。所以，我在書中貫穿了一條對 “現代性”的思考線索，尤其突出了革命、計劃、組織、戰鬥、憂患等問題。在許多地方發揮了一下我對“文學與革命”這一課題的思考。謝冕先生曾問我為何要用“誰主沉浮”這個書名，我深深理解他老人家的感情。
我要說明的是，對像的選擇不一定意味著傾向性。從個人性情上說，我不喜歡革命、**、戰鬥、集體等現代詞彙，我*喜歡做王維、陶潛那樣的人。但當我面對我所身處的現實，我認為逃避革命、否定革命都有些太個人化了，甚至對我這一代人來說，有些忘恩負義的味道。
現實的中國不是革命好不好的問題，正如對於病人來說不是動手術好不好的問題。當我帶兒子去醫院打針，兒子在疼痛之下大聲哭罵，並對那慈善的自衣天使產生了切齒的仇恨時，我能說些什麼呢?我隻能設想，在我們給人們打針時，盡量打得輕柔些。世上想做王維、陶潛的人一定很多，我不一定非要早早加入這座精神養老院。在後記中，我說過想生活在1921 年做任何一種人，隻是沒提到學者。因為我正在“學者”的路上走著。不能把自己的生命與自己的職業區分開來是不幸的，我認為越是“學者”，就越應保持對“學者”的警惕和批判。
一般認為這一百年的文學，功利性比較強，所以必然損害“審美”。
我不這樣看。我認為審美價值的高低與功利性的大小沒有必然關聯。我是從一個百年文學審美價值的熱愛者變成一個百年文學史的研究者的。直到 **，《女神》、《雷雨》仍令我百讀不厭，《紅岩》和《青春之歌》仍令我熱淚滾滾。拋開文學作品的社會學判斷，回答它們為何能感人肺腑，我認為也是文學史研究的任務之一。尤其是切片觀察，隻寫一年，我覺得是有可能做到的。所以我在書中適當注重了具體作品的藝術分析，並把這分析與全書的思想線索做了適度的縫合。
然而，無論對自己寫的這一本，還是整個總繫，我都覺得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處。這不盡如人意處，我覺得也是現階段無法克服的。因為說到底，無論文學也罷，社會也罷，我認為當今的*大問題，還是“誰主沉浮 ”。P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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