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小說_把人字寫端正(賈植芳生平自述與人生感悟)

1958年的**，我在**看守所裡，突然被叫去，公安人員遞給我一封信，要我自己看。這信是賈芝寫給上海市公安局領導的，大致內容如下：“關押你處的胡風分子賈植芳是我的弟弟，現在他的妻子任敏已被批準去青海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經組織上批準，賈植芳今後的生活接濟由我負責，以利於他的學習。任敏離開上海時留下50 元，現請轉給賈植芳。”至此，我纔正式獲知任敏已經去了青海。這個消息對我來說是喜憂參半。自從1955年5月15日早上我匆匆上了楊西光的汽車後，再也沒有得到過關於任敏的一點消息。她本來是個家庭婦女，與文學界一點關繫也沒有，平常所接觸的，主要都是我的朋友和學生。按理說她與胡風沒有任何聯繫，我再受審查，總不該牽連她吧。但在我被捕不久，發生了一件使我不安的事。我到了第三看守所，監獄裡已經為我安排了黑色的囚衣，我當場就拒*穿，以後也始終不肯穿這像征恥辱的衣服，但我入獄時衣服很少，隻能要求監獄與我家裡聯繫要衣服。一次，公安人員給我送來一包雜亂的衣服，我打開一看，裡面有一件任敏的睡衣。我心頭一驚，知道情況不對，如果任敏在家裡的話，不會把自己的睡衣放入。這以後，我一想到家裡心裡總是七上八下，在焦慮中常有深深的歉意。一年以後，任敏被公安局放回家，纔開始給獄中的我送東西。**次她托人帶進來一包麥乳精，幾個橘子。那時看守都比較和氣，他還告訴我說，任敏就在門口，有什麼事他可以傳話。我就提出要任敏給我送上穿的汗衫等衣服。這樣過了一段時間，忽然任敏又不來了。我心裡正在犯愁，現在看到我哥的來信，知道任敏已經離開上海了，總算是去青海“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說明沒有被剝奪做人的權利。但是她為什麼要到青海去呢？到青海什麼地方，搞什麼工作呢？想到這裡，我心中又是茫然不安得很。
很久以後纔知道，我被捕那天，公安局馬上派了兩男兩女4人到我家裡，先是要任敏交出胡風給我們的信件，接著是搜查，並在家裡安插了監視人員。任敏當然意識到問題嚴重了。這種經驗我們過去都有過。果然，不久有一個姓瀋的同學來找我，那個同學是個公安部隊的創作人員，通過上海作家協會介紹，派到復旦大學來跟我進修，經常來我家裡聊天。那天剛一走進來就被盤查，他身上穿著公安制服，忙說明自己的身份，纔被放回。可隨後材料轉到原單位，他被上海警備區關押了多半年，開除了黨籍、軍籍，戴上了“胡風分子”的帽子。1957年又因為“翻案”罪被定為“右派分子”。從此，他潛心研究佛教的因明學，後來當了哲學教授，並先後出版了兩部專著。這大概是“胡風反革命分子拉攏青年學生”的典型。另有一個姓王的學生，已經分配在新文藝出版社工作，他不知道我出事了，在單位聽到了 “反胡風”的風聲，星期天就跑來告訴我。他做事有點冒失，一跑進門，也沒注意旁邊埋伏的公安人員，就對著任敏，指手畫腳地說開了。
任敏當時已無法說話，隻能給他使眼色，他也全然不注意。結果話沒講完，被戴上了“給反革命分子通風報信”的罪名，定性為“胡風影響分子”。1957年又加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喫二遍苦，受二茬罪，坎坷了30年。*慘的大約是泥土社老板許史華。他是說好來取稿子的，一走進來就被扣住逮捕。許史華原來也寫詩，1947年曾經參加過我和尚丁他們組織的“我們的俱樂部”的進步文化出版活動。
他辦泥土社，支持了我們一些朋友的寫作。他被公安局抓住，一關就是11年。他的太太是個蘇州姑娘，人長得很漂亮，手面也很大方，60 年代初被迫改嫁給一個山東老革命。許史華1965年出獄後，被分在一個新華書店工作。他先去丈人家找老婆，卻給那個山東人罵著趕出來，他老婆在一旁不敢吱聲，丈母娘還把他女兒也藏起來不讓見。
許史華一人回到空空蕩蕩的家裡，*望而在住所上弔自殺。許史華與胡風的朋友關繫較密切，恐怕也是在劫難逃，但因來我家而被捕，在我們夫婦心頭上總對他懷著一份內疚之情。就這樣，任敏被公安人員當了**“守株待兔”的誘餌以後，也關進了專政機關。
先是審訊過幾次，大約覺得她身上確實沒有什麼文章可做，就白白地拘留了一年多，什麼結論也沒有就把她放了出來，被安排到上海衛生出版社工作。1958年，上海機關開始動員人們離開上海，去內地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但在暗地裡流傳著當時負責上海工作的柯慶施的一個說法，就是要把上海變成“五無”城市，把有問題的人統統遷離上海。任敏看情況不妙，就主動報名，到青海“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其實當時的形勢明擺在那兒，我們的友人何滿子、羅洛、楊友梅一個一個都被流放到了茫茫大西北。王戎的遭遇*慘，**突然被專政機關叫去，在不打任何招呼的情況下直接送上開往大西北的火車，勞改去了。所以任敏作出這個選擇，也算是“識相”，保住個體面離開卜海的樣子。
P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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