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 世紀70 年代的混亂中勝出的解決方案（盡管各處的勝負是很好不平均的）大致走上了新自由主義的路線或所謂“自由市場”的路線，其中帶頭的是金融資本（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的問題）。這次勝利絕不是無可避免的，也不是沒有它自身內在的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矛盾和不穩定性——後一點如今已經極為明顯了。但是新自由化有一個實在是意料之中的後果。在《資本論》靠前 卷，馬克思證明了一個社會越是符合去除國家調節的自由市場經濟，權力的不對稱——有的人擁有生產資料，有的人則被排除在生產資料所有者之外——就越會造成“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而“在另一極……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資本論》靠前 卷，第645 頁）1。30 年的新自由化恰好造成了這樣一個不平等的結果。我們可以......

我寫《資本的限度》（後簡稱《限度》）是為了爭取使馬克思的政治經濟思想更加容易讓人理解，更加切合那個時代的具體問題。那是20 世紀70 年代，“全球化”“金融衍生品”和“對衝基金”這樣的詞還不在我們的詞彙表和世界貿易組織、北美自由貿易區這樣的組織還隻是白日夢，而且有組織的勞工和實質性的（而非名義上的）左翼政黨仍然在特定的民族國家看似牢固的框架中具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在《限度》成書時，撒切爾（Thatcher）和裡根（Reagan）尚未掌權，中國尚未開始推行令人震驚的改革開放政策，一切事物的金融化還顯得不正常，外包和資本在全球的機動性還沒有開始在某些方面嚴重挑戰民族國家調節自身事務的主權力量。在寫這本書的時候，資本家階級所發起的攻擊——它針對的是工人階級的力量、福利國家和一切形式的國家調節——還處在早期，僅見於局部，並未成熟且四處擴散。本書的寫作還遠遠早於“冷戰”的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