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藝術_香港電影第一案

“香港電影百年”論辯 2009年是香港電影界重要歷史時刻：一月中旬，香港電影總會會長吳思遠主持的繫列專題片《香港電影百年光影》，在北京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探索與發現”欄目連續播映；吳思遠親自出鏡，肯定“今年是香港電影百年”；香港貿易發展局與香港電影商會和中國電影海外推廣公司合作於5月16日在法國戛納舉行酒會，慶祝香港電影百年；此活動*得到中國 **廣電總局及香港電影發展局出席支持。一繫列公眾活動，在承認歷史、尊重歷史的基礎上，肯定1909年攝制的首部華人導演、美國人監制的《偷燒鴨》，為香港電影百年紀元的標志物。
電影與文化身份在世界範圍內，除初始發明電影的**外，其他**與地區都有電影何時傳人，和本土人士何時參與電影制作的問題，中國/香港也不例外。作為工業革命後的現代文明(文化)標志之一的電影，它的被接受與本土人士參與制作，不僅標志該 **、地區接受與分享現代文明成果，還通過參與制作賦予這一舶來品以明確的文化身份，對多元世界文化作出貢獻。這是人們為什麼尋找本土“**部”電影的原動力。“**部” 電影的確立，標志著本土電影文化的誕生。現在香港影人尋找香港“**部”電影的意義，即在於此。後來者需要知道自己的電影文化始於何時。
電影的發明與形成，是歐、美科學家們不斷接力的過程，但使它成為一種商業行為，惠及大眾，則是美國人愛迪生和法國人盧米埃兄弟。愛迪生發明隻供一個人觀看的“電影窺鏡”，盧米埃則改進為放映(機器)，供眾人在銀幕觀看。當全世界在1995年慶祝電影誕生百年，以紀念盧米埃兄弟在 1895年12月28日於巴黎商業放映成功之時，美國人卻提前在 1993年慶祝他們的電影誕生一百年——即紀念愛迪生1893年在芝加哥萬國博覽會推出“電影窺鏡”。美國人有理由不承認電影是法國人發明的，*不願讓電影失去美國文化身份。
何以是百年香港電影紀元始於何年？在2003年10月之前沒有分歧，一致推崇所謂“香港電影之父黎民偉”在“1913年拍攝了《莊子試妻》”，為香港電影紀元之始。2003年10月，這種“一致”被打破，肇事者為我們。由此揭開由羅卡多年來“抬舉” 黎民偉為“中國/香港電影之父”神話的面紗，人們重新審視香港早期影史。隨之，發生了羅卡、黎錫等與我們之間，圍繞黎民偉有關史實與評價的論爭。主要涉及：香港華美公司有無黎民偉股份？是否“合資”或“合辦”的香港公司？《莊子試妻》是否香港**部電影？能否說是黎民偉“拍攝”？黎民偉是否為中國/香港電影之父？黎民偉在聯華影業公司的真實歷史地位與作用？等等。論爭的緣起是羅卡為“抬舉”黎民偉，競隨意將並非黎民偉的事跡甚至功勞，自動轉賬到其名下。甚至無中生有說：黎民偉“培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詞、曲作者田漢、聶耳！我們以確鑿史實為據，勘誤其非，論文長達萬餘字，可見失實之多！解構了“抑兄揚弟”的故事，論爭長達六年，實為辨偽。2009年紀念“香港電影百年”，一些不同反應，大體可在上述爭論中找到痕跡。
2009年4月5日，香港**電影節舉辦“香港電影百年之謎”座談會。出席的有羅卡、法蘭賓、黃愛玲、大衛·博德維爾。李焯桃主持。與會嘉賓有三種態度：羅卡、法蘭賓質疑《偷燒鴨》的存在，羅卡認為“無論戲院廣告或任何文獻，都從沒有放映這片子的記錄”，法蘭賓“把燒鴨之謎像偵探片般追查。……《偷燒鴨》卻芳蹤仍杳”；黃愛玲提出證據證實《偷燒鴨》確實存在；大衛·博德維爾則說：“香港電影金像獎把 2009年作為香港電影百年的慶典，為何界定在這一年？通常的說法是由於**部本土電影《偷燒鴨》的出現——1909年由中國導演拍攝、美國電影公司監制。拙文《香港電影王國：娛樂的藝術》也沿用了上述觀點，把它作為**部電影。” 他又說：“無論就哪個**的電影史而言，要確立何為‘** 部電影’都*非易事。……大多數默片都已佚失，且書面記錄也是不完整或被損的，因此，極有可能每一**的早期電影制作都無正式檔可循。這也是我們總要不得不依據記憶、口述歷史、口耳相傳、公論的原因。《偷燒鴨》看上去正是這樣一個案例。” 後來，羅卡將否定《偷燒鴨》存在的觀點，修改為：我 “並不懷疑《偷燒鴨》的存在，隻懷疑它的制作年份是1909年之早。”同時將大衛·博德維爾說的：“《香港影片大全》在界定某些方面的**部電影上，持有**嚴謹的態度。《莊子試妻》被定義為香港**部(兩本)電影和**部‘劇情’電影。《金錢孽》(1924)被視為**部在香港公映的香港電影。
《胭脂》(1925)則被貼上‘香港**部故事長片’的標簽。” (見《(偷燒鴨)香港電影誕生百年之謎》，載**9期《香港電影》)改寫成：“《偷燒鴨》可視為有記載的*早一部在香港拍攝的影片；《莊子試妻》(1913)可視為香港**部長兩本但未證實公映的故事片；《金錢孽》(1924)可視為**部正式公映的香港影片；《胭脂》(1925)可視為香港**部故事長片。”並據此提出：“有多個**，就不必有誰是真正**之爭。” 將二者比較，大衛·博德維爾所講是：因為這些影片已經佚失而界定困難。羅卡卻將這段話的語意**改變，竟加上大衛·博德維爾並沒有說的“《偷燒鴨》可視為有記載的*早一部在香港拍攝的影片”一段話。埋下伏筆來分出：“《偷燒鴨》是*早的”；“《莊子試妻》是**部”。大衛·博德維爾的嚴謹為羅卡的隨意所代替。我們從這裡理解了羅卡何以能去編造黎民偉的“歷史”了！羅卡質疑《偷燒鴨》不是1909年拍攝的，而香港影界竟然定2009年為“香港電影百年”！他將此事歸咎於餘慕雲和我們：餘錯在將“燒鴨身份偷換”，即“餘將《偷燒鴨》由 ‘在香港拍攝的**部故事片’變成等同於‘香港拍攝的** 部故事片’，也即是*早的香港影片了。”而“周承人、李以莊*肯定《偷燒鴨》‘應該是在香港本土誕生的*早影片’，並把制作年份敲定為1909年……結論是‘1909年可以定為香港電影的啟動年份’。” P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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